“猴场会议”驳回博古、李德与贺龙会师的意见，红军渡乌江取遵义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中，召开了“黎平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毛泽东进军贵州的建议。红军入黔之后势如破竹，连取剑河、黄平、台拱、余庆等十多座县城。1934年岁末之日，红军已到达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这里商贸发达，清末及民国初期即被称为“黔北四大集镇”之一。因每月申（猴）寅（虎）日赶场，故俗称“猴场”。

毛泽东

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三间朝南的屋子。这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似乎在表明，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明显上升，虽说他的职务依旧，未曾调整。

当中央纵队抵达猴场时，先头部队在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已经急行军前往乌江江边，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新的风波：博古、李德对湘江之败，犹心有余悸。听说乌江比湘江险峻得多，主张红军不过乌江，并且再度提出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在此前的“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就分析出蒋介石已在湘西通往贺龙、萧克部的路上布下重兵严阵以待，于是作出了放弃与贺龙会师，进军贵州的觉定。

博古

为了解决这番新的波动，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史称“猴场会议”。这一回，没有费太多气力，就驳回了博古、李德的意见。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重要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一开头，就写得很明确：

由于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垮进我们12月18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决定》内中有一条：“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条，实际上就是宣告了“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

周恩来

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使毛泽东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虽说这时的军权尚未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不过，红军已经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

红军前锋一到乌江边，就传来敌情报告：在三个渡口，即江界河渡口、袁家渡、孙家渡，都有黔军侯之担部驻守，而且还筑了碉堡。前两个渡口各有两团兵马，孙家渡则驻了一个团和一个机炮营，大有与红军死战到底的势头。

那时，渡乌江要靠“蜈蚣筏”。那是用竹木编成的长筏，在湍急的江水中似蜈蚣般游动，得了“蜈蚣筏”之名。“侯家军”早已把“蜈蚣筏”全都拴在北岸。侯之担十分得意，以为扼守乌江天险，可保无虞。

红军抵达江边，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布置红军上山砍竹，又向老乡借门板、木头，自己动手扎“蜈蚣筏”。

刘伯承

元旦凌晨4点，十八名红军战士在江边喝下烧酒，跃入江中。这时，“侯家军”尚在睡梦之中。红军战士如水中蛟龙，只用了十多分钟，便泅过凉入骨髓的乌江，攀上对岸的峭壁。

泅渡成功之后，“蜈蚣筏”开始强渡。“侯家军”发觉了，江面上响起哒哒的机枪声。

这时，泅渡过江的十八名战士发起了攻势。红军的迫击炮又隔江而轰。“蜈蚣筏”载着一连战士，顺利过了江。

“双枪兵”（另一枪为烟枪）实在不经打，才一个多小时，便留下几十具尸体，溃逃了！

红军利用“蜈蚣筏”渡江，渡过了一团人，在对岸站稳了脚跟。

刘伯承急调工兵营来到江边，下达了架浮桥的命令。因为没有浮桥，大军难以迅速过江。

架桥的全部器材只有黄竹、门板、木材、绳索。工兵营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三四个桥桁，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又系横木，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

就用这样的土办法，花费三十六个小时，浩浩乌江上便架起一座崭新的浮桥。就这样，天险乌江，被红军踩在了脚下。

突破乌江天险后，红军直扑遵义，在那里，召开了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遵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