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金字塔数量最多的国家，不是埃及

你是否还记得一张在世界新闻史上极为著名也极富争议的照片？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孩匍匐在地，身旁不远处站着一只秃鹫？

这幅照片又名《饥饿的苏丹》。1993年由凯文·卡特拍摄，他凭此照片于1994年获得普利策奖，也在同一年自杀身亡。

时隔30年，苏丹的悲剧似又重演：自2023年4月起至今，这里的内战已导致多达4万人死亡，12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3000万人陷入饥荒。就在上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曾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丹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市一家医院发生的一起大规模杀戮事件。声明援引媒体报道说，超过460名患者及其陪护人员在这家医院遭枪杀。

你也许认为，落后、饥荒和战乱，这就是非洲的常态了吧？

但曾亲身探访非洲十几个国家的作家郭建龙说：世界对于一个国家的认知总是滞后的，如今其实非洲多国已进入了发展期。

读完他那本《穿越非洲两百年》，你或许会对这片古老的土地留下更深印象。毕竟，那是我们所有现代人类最初的家园。

壹

苏丹位于非洲东北部，地处红海、萨赫勒地区和非洲之角交汇处，地缘战略位置重要，矿产资源丰富，还是非洲大陆面积第三大的国家。

这片土地的文明史也十分悠久——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000年，这里曾是古埃及的一部分。公元前750年，努比亚人在如今的苏丹北部建立了独立的库施王国。库施王国初代统治者皮耶（Piye）从入侵埃及的柏柏尔人手中攻取了上埃及地区，并自称法老。

过了大约一个世纪，库施王国在埃及的统治结束，后来就主要在今苏丹境内发展，并于公元前590年左右建立新都城麦罗埃，库施文明进入麦罗埃时期，因此后人也称其为麦罗埃王国。

皮耶法老深受古埃及文化影响，崇拜古埃及的阿蒙神。他在位时期不仅修缮了许多因战乱而损毁的神庙，更复兴了古埃及人已不再修建的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陵墓。自他之后，第25王朝及后续历朝的王公贵族们，均会将自己的陵墓修建成金字塔样式。

因此，苏丹境内现有200多座金字塔，是全球金字塔数量最多的国家（埃及的金字塔只有100多座）。只不过苏丹的金字塔规模普遍较小，因此不如埃及金字塔有名。

除了金字塔之外，库施王国还盛产黄金。都城麦罗埃则有着十分发达的冶铁业，曾是地中海以南最大的炼铁中心，故而有着“古代非洲的伯明翰”之称。此外，库施人大约从公元前4世纪起开始种植棉花，使麦罗埃成为尼罗河流域棉花培植的发源地。

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苏丹共和国的历史相对较短——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苏丹先后成为埃及和英国的殖民地。1956年终于赢得独立，成立了苏丹共和国，还是当时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然而从独立的那一天起，这个国家就内战频发，直到南北分裂：南苏丹在2011年自立门户，成立南苏丹共和国。苏丹的国土面积从非洲第一退至第三，其政治版图也再度改变，老百姓却迟迟过不上安定的日子。

郭建龙在《穿越非洲两百年》里写道：自己2014年到苏丹的时候，曾在靠近埃塞俄比亚的边境地区遇到过一位英语流利、文质彬彬的苏丹商人，他告诉作家：“曾经有一段时光，我们都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好的国家必须分成两个。”

那个商人所怀念的时光是英国与埃及共同管理苏丹的时候，没有战乱和分裂。但他看不到的是：分裂的种子在那之前就早已埋下——因为宗教、种族的不同以及奴隶贸易的历史，南北苏丹的矛盾长期深藏，英国对南北苏丹分而治之的方式也助推了这种离心力。

贰

在《穿越非洲两百年》里，郭建龙以一场寻访非洲“黄金之都”的旅程为全书开头。

这个传说中的黄金之都，名叫廷巴克图（如今它的名字是通布图）。此地位于马里东部、尼日尔河中游“内三角洲”地带的沙漠绿洲上，是一座始建于1087年、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

1324年，马里帝国皇帝曼萨·穆萨（坎库·穆萨）一世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黄金朝圣”。他率领一支据称多达6万人的庞大队伍一路远赴麦加。其中，专门携带黄金的奴隶就在1万人以上。

除了奴隶之外，据说还有100头专门驮黄金的骆驼，每头骆驼都背着有几十到上百公斤的黄金。郭建龙算了一下，假如这些数字属实，那么这位皇帝携带的黄金差不多足有20吨。

以如今的黄金价格，大概可折合近200亿人民币了——这可不是曼萨·穆萨的全部身家，仅仅是他携带的“路费”而已。关于这笔路费的花销，还给后世留下了另一个传奇：因为这位皇帝的挥金如土与慷慨捐赠，在他的大队人马抵达开罗之后，竟导致当地金价下跌了约十分之一，此后更是连续多年造成黄金贬值。

《时代周刊》曾做过一项有趣的评选：将历史上各时代的富豪，参照其生活时期的GDP，对他们的个人财富进行了一次TOP10排名。当时的世界首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这份榜单中仅位列第九。排名第一的——没错，正是曼萨·穆萨。

然而，在非洲人的心目中，廷巴克图最令人骄傲之处，不是因为黄金，而是因为知识。西非有句谚语：“盐从北方来，金子从南方来，知识和学问都从廷巴克图来。”

全盛时期的廷巴克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负盛名的学术中心，十分注重收藏、保存和抄写各种著作。外来的学者从开罗、科尔多瓦甚至更远的地方带来经典，从最开始的宗教典籍，到后来的哲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著作……这些手稿才是廷巴克图最珍贵的宝藏。

但在郭建龙准备去往这座古城的时候，它却已成为一座令外国旅行者闻之色变的“危险之城”。武装分子会绑架这些外国人以勒索赎金。

决心坚定的郭建龙，不顾劝阻，几经周折，终于登上了一艘能到够到达廷巴克图的旧船。在这艘船上，郭建龙感染了恶性疟疾，也认识了一位新朋友。这位名叫马依噶的商人，不仅给郭建龙讲述马里衰落动荡的原因，更是满怀善意地守护着这个无知无畏的作家——他对自己面临的危险始终没有充分的认识。

在郭建龙打着摆子与疟疾对抗的时候，“这艘船上有外国人”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廷巴克图。他已经是“目标猎物”了。马依噶强烈建议他不要下船，甚至为了保护他，自己也在船上多留了一晚。

望着就在眼前的码头，想到自己多年的夙愿，郭建龙纠结了很长时间，还是遗憾地听从了马依噶的劝告。

船计划第二天中午返程，当天早上，马依噶下船后不到一个小时，一名衣着整洁的黑人青年敲开了他的舱门，并告诉郭建龙：自己是调度经理索博巴派来的。“船改期了，后天才会离开，还有两个晚上。”这名青年说，“索博巴让我来安排你。”

他晃了晃手里的钥匙，说可以带郭建龙去廷巴克图，住一晚，后天早上再把他送回船上。

这样的安排，简直正中下怀，但因为当时船长不在，郭建龙打算等船长回来，给他打个招呼之后再离开。这位青年立刻表示：自己可以打电话告诉船长，不用等他回来。

“就在我想跟他走的一瞬间，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了马依噶告诫的眼神。我暗自责怪自己太胆小了。但我仍然告诉那个青年：我决定等船长回来再走……”郭建龙写道。见劝说无效，这名青年礼貌地告诉他：自己就在岸上等他，随后便离开了。

中午时分，就在郭建龙躺在床上等船长回来时，船身突然一震，起航了。当他再见到船长时，对方斩钉截铁告诉他：他们从来没有推迟两天再走的计划。

叁

在非洲，至少有三个人向郭建龙讲述过这个世界的不公之处。在他们看来，如今冲突和分裂的最主要根源，就是欧洲当年的殖民政策。但欧洲人并没有为他们当年的错误而受到惩罚，反而是让非洲人承担了所有后果。

郭建龙将欧洲殖民者造成的动乱和不平衡大致归为三类。

第一类：原本是一个种族的人群因为家园被不同国家的殖民者占领而被迫分裂。二战之后独立时，虽然不同区域重新合并，却发现因为分开了太久，已经过不到一起去了。

比如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人的种族和信仰本与埃塞俄比亚北部很接近，但厄立特里亚后来被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则一直保持独立。二战后，埃塞俄比亚“领回”了厄立特里亚，却发现这儿的人已经不愿意再回来了，于是厄立特里亚爆发了反对埃塞俄比亚的斗争。

第二类：原本就是多个不同的种族，因殖民者为了便于统治而合并成一块殖民地。当这块殖民地独立后，各个种族都无法在这个国家框架之下找到舒服的位置，于是斗争迭起。苏丹的情况就属于这类。尼日利亚、利比亚、马里、尼日尔、乌干达、刚果（金），也都有相似的问题。

第三类最糟糕：在成为殖民地之前，国家内部就有着不同的种族，种族之间也有矛盾。殖民者来了之后，借助这些矛盾，“拉一方打一方”，挑拨双方关系来取得制衡。当殖民者撤出后，这些积怨往往就恶化为内战。

这类国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的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两个国家的胡图人和图西人原本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只是社会地位不同，而德国殖民者和后来的比利时殖民者，却不断强调两个民族的区别，分化瓦解其关系，最终令胡图人对图西人举起了屠刀，酿成血仇惨剧。

但是，在国家恢复秩序之后，浴血重生的卢旺达已渐渐成为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郭建龙认为，很多时候，只有在摩擦中，人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虽然看上去残酷，却是许多非洲国家真实的命运。

在那艘开往廷巴克图的慢船上，马里商人马依噶虽然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他对中国拥有一个稳定的社会表达出了强烈的羡慕。在郭建龙看来，从当初纷纷独立到如今，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稳定性都已经得到加强，逐步进入了建设时期。

他相信：再给这片古老的大陆一段稳定的时间，一批走在前面的“明星国家”将发展起来，“整个非洲也会在它们的带动下，成为世界的下一个经济增长源。”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