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家保姆的假日，游荡在街头

一扇精致的门在身后轻轻合上，把城市的喧嚣与温暖同时隔绝。住家保姆张兰提着一个六寸蛋糕，站在天津清晨的冷风里，眼神涣散，不知道该去哪里。

她刚刚从雇主家那套高档住宅中出来，完成了早晨的铺床、洗漱和整理。今天是她儿子的生日，善良的女主人特意给她放假一天，还送了蛋糕让她去为儿子庆生。

可是，在天津做了七年住家保姆的张兰，在这座城市里却没有一个可以安心坐下来的地方。

她每月有四天假期，但每次都必须早在早上七点前出门，晚在七点前回去。中间这十二个小时，她不得不在街头游荡。对她来说，假期不是休息，而是一种折磨。

张兰最终选择去一公里外的公园。几天前她在雇主家擦窗子，远远望见那里的桃花好像开了。

晴朗的日子里，雇主一家总去那里露营。她需要跟去，去了也是工作，注意力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根本没精力关注花开没开，开得好不好。

她对城里人露营的爱好也不太理解，“只有吃撑了才会在大太阳底下烤着”。

在家乡时，时间都是自己的。镇子不大，每家店她都熟悉。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但是在天津，她不得不出门，又很害怕在庞大的街区里迷路。

于是，她只到雇主家附近的超市和公园去，消磨掉十二个小时的休假时间。

在超市度假，唯一要应对的就是不断找上来的导购员。被张兰逐一拒绝后，导购员警惕地看着衣着朴素的她，对着同事挤眉弄眼。

她有些慌张，不知道对方是看出她的窘迫还是怀疑她是小偷。她跑到生活用品区，买了一包抽纸只是为了缓解尴尬。

后来她在天津换了七、八家雇主，假期里她一共逛了十几家超市，临走前都会买上一些便宜的物品，比如牙刷，毛巾或者一瓶矿泉水。

张兰是村子里第一个来天津做住家保姆的人。当年第一个雇主给了她每月不错的薪资，这个消息传回山窝里的老家，村子里那些守着贫瘠土地的女人们纷纷动起进城当保姆的心思。

沈玲和张兰来自同一个村子，在天津当保姆已经多年。历任雇主都雇她照顾老人，每个月有几天假期。她很快也和张兰进入了相似的窘境。

起初她还会花一点钱去小旅馆睡一天，几次后，沈玲觉得这太奢侈了：“就算一天只吃一顿，休一天假也得额外支出不少钱。”

她开始和张兰一样，想办法找临时工。之后，沈玲大部分假期都去建筑工地打工，中午还能管一顿饭。

可惜她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工地大部分工作对她来说强度都太大，她没坚持多久。加上没能找到其他轻松的活计，她被迫重新在城市游荡。

一次，她在小区三条街外找到一个地下通道，那里挤着拾荒者和流浪汉。沈玲觉得那是个好地方，在大城市，她和这些无处可归的人没有区别。

那段时间，她总是在休假前一天趁雇主一家出门遛弯，把自己的大水壶接满，第二天带去这处秘密基地坐一整天。美中不足的是她没能如愿交到朋友。由于口音不同，很多攀谈都无疾而终。

她在这里找了新乐趣，就是观察人们的穿着。她企图从那些快速路过她的鞋子、服装里找到自己见过的款式。但这么过了一天她就觉得无趣了：“看多了，好像都差不多。”

沈玲那份合约在冬天来临前到期。她请求中介公司帮她找份没有假期的活儿。

“那只有（去照顾）植物人了，很累。”中介还没说完，她就答应了：“行。”沈玲通过取消假期，终于免去了休假的烦恼。

张兰提着蛋糕穿过马路，离公园越近人越多。她暗自觉得手里的蛋糕在人群中很扎眼。她驼起背来，心想路人指不定会纳闷：“哪有一大早拿着蛋糕去公园的？”她加快了步伐，不希望有人留意到自己。

在公园树林的尽头找到一把长椅。长椅上落了厚厚的灰，这说明这里不常有人来，是个安全的地方。

在长椅上坐下来，张兰开始给儿子打电话。头两通没人接，第三次才接通。“说了今天上班啊。” 电话那头，炒勺和铁锅叮当作响，儿子没有耐心再听下去，挂断了电话。

于是，张兰切开蛋糕兀自吃了起来。她快速吞咽着，蜡烛和打火机横七竖八地躺在一旁的袋子里。

早先，张兰和中介约定了这个周末的假日去饮料厂做一天工。雇主的好心意外打乱了张兰的计划。

她怕无故爽约会给中介留下不靠谱的印象，于是拿出手机发语音消息给中介，表示自己由于雇主计划出游，无法如约做工。等了很久，中介也没有回复消息。

一直到太阳凌空，张兰才从长椅上起身。蛋糕还剩一半多，已经开始融化。她决定去吃饺子，一路上走得很慢，生怕走错迷路。

到店后，张兰和往常一样，点了最便宜的鸡蛋西葫芦馅儿的饺子。老板为张兰下单的时候狐疑地看了一眼蛋糕。

“能不能借您冰箱用一下？蛋糕快化了，留给我孙子的，他还在上游泳课，我下午来取。”张兰鼓起勇气撒了谎，把蛋糕交给饺子店老板保管。

吃到一半，她开始感到不安：雇主常来这附近，如果和雇主打了照面就太尴尬了。她加速吃完剩下的饺子离开。

住家保姆不同于其他职业，他们的职场就在他人的家庭之中。

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马丹将住家家政工在雇主家庭中的角色概括为“类家人”。他们走入其中，照料孩子、老人或病人，这不仅需要投入时间和体力，还需要付出情感劳动。

不是家属关系，却在同一屋檐下全天共处，由于城乡差异、劳动阶层、性格理念等多层次的原因，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总是有着微妙的张力，他们既要融入雇主家庭的生活，又要保持适当界限。

根据一份家政工问卷调查，有相当比例的家政工长期精神压力巨大。在与雇主家庭的互动中，没有任何负面感受的家政工占比不到一半，有相当比例感到未得到足够信任和尊重，感觉雇主比较挑剔或沟通困难。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具有一定结构性，比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等。双方还在家庭这个私密空间里共处，因此会存在张力，需要小心翼翼地呵护。

对家政服务人员来说，这是一份谋生的工作，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去理解雇主需要的情感照顾，是很不容易的。从其文化经验出发，家政服务人员更多将雇主视为劳动对象，很难仔细辨识和理解雇主情感需求背后的层次。

张兰这样的休假方式一直持续到一个下午，她无意间走到一个劳务市场。在一处大桥下挤着一群人，气质和周围高楼大厦不搭，他们穿着朴素，走路含胸。

一个坐在小货车上的男人汗衫撩起来一半，手指间夹着烟与传单，眉飞色舞地介绍着饮料厂、电子厂、服装厂的需求。张兰一眼看出他是人群中最有权势的人。

她挤上前去，抢到了一份在食品厂打包蛋卷和面包的话，能赚取一些收入。

假期终于有地方可去。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休假时张兰会带上健康证，到大桥下等中介用小货车把她们拉去不同的工厂。

她很享受去工厂的那段路，因为在城市里，她很少有机会能与人平等地坐在一辆车上，轻松地吹着风。在雇主家那辆价值百万的小轿车里，她总是手忙脚乱地坐在后排照顾孩子。

做临时工短暂地结束了她的某种窘境。但到每年春天换雇主时，张兰都要花上一两个月时间，摸清附近的劳务市场在哪里。在此之前，在超市、公园里游晃的日子仍会复现。

住家家政服务人员随时都要面对有关边界的课题。

一方面，家政培训者会强调，家政服务人员应在工作中代入类似家人的情感角色；另一方面，家政培训者也会在培训时强调“服务意识”，以及其中包含的边界意识。

齐齐哈尔市家庭服务业产业园市场部主管王路遥在北京从事过多年的家政培训，她会在培训时强调“不要把服务过程里客户的意见看作‘家长里短’”，因为如果没能掌握好情感劳动与职业理性之间的界限，便容易造成和雇主之间的矛盾。

不少家政服务人员表示，自己在工作里还要面对雇主家庭成员间的复杂关系：“夫妻间吵架，劝也不对，不劝也不对。”“老人和宝妈育儿理念不同，要想办法调和。”“要让孩子信任自己，但也不能太依赖，否则宝妈会不舒服。”

马丹认为，作为“类家人”，家政服务人员“首先要付出足够的、令雇主满意的情感，其次这种扮演还要掌握好度，不能喧宾夺主代替了真正处于这个角色的家庭成员，也就是在情感付出的基础上要学会控制与抽离”。

家政公司掌握着家政服务人员的资料与客户订单。客户订单会标明寻找什么工种、工作地点、对家政工年龄、籍贯的要求，以及薪资待遇，同时还会写下在家庭中负责哪些具体工作、对家政工的具体期待。

家政服务人员资料则包括基本信息、籍贯、学历、工作经验与自我评价。住家的客户订单能否匹配成功，常常要看“眼缘”，因此求职家政工也会附上几张照片。

“有时一家公司的人员匹配不上客户需求，不同家政公司之间会通过线上的‘合单群’来跨公司匹配。”一名北京的家政中介说，她的微信里有好几个“合单群”，不同的家政公司会在这里分享供求信息。

“想精准匹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家政服务人员素质各异，雇主的要求也五花八门，不仅要看客户订单和家政服务人员资料，还要对她们的性格都有所观察。”上述家政中介说。

“好阿姨是稀缺资源。”一位雇主总结——“贵的请不起，便宜的不满意”。

就在张兰和沈玲这样的传统住家保姆在街头游荡的同时，一种新型的高端保姆正在兴起。

最近在上海的安福路，这个网红打卡地，有不少网友偶遇了著名主持人撒贝宁。小撒老师带着妻子和一对可爱的双胞胎以及保姆一行人亮相于上海参加国际面包节。

更吸睛的是始终与他们保持一点五米左右社交距离的那位专业保姆。从现场照片可知，撒贝宁夫妇对自家保姆信任有加。保姆目光紧紧跟随孩子，极为尽责。

有消息称，撒贝宁家雇佣的两位住家保姆，均持有加拿大早教资格证，能用法语唱摇篮曲，用英文与外籍家庭无障碍交流沟通。

一位北大教育学者透露：“撒贝宁家保姆的职责清单包括儿童心理学干预、多语言启蒙甚至潜水救生技能，她们本质是家庭教育体系的执行总监。”

这位精通双语的“育儿CEO”无意间揭开了高知家庭新型育儿模式的冰山一角。但这与张兰们的世界相隔甚远。

张兰只上过一年学，做住家保姆之前，她是典型的农村家庭主妇。当年，丈夫积劳成疾，患上严重的腰椎间盘凸出，从砖厂回到家后无法再从事体力劳动，家里断了收入。

当时，她的儿女们都在读高中，家庭开销不小。张兰扛起家庭的重担，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天津成为一名住家保姆。

对张兰和其他住家保姆来说，融入城市很艰难。她们所谓的城市生活，细究起来并不牢靠。她们寄居在雇主家中，没有自己的空间，落脚地也是工作地。

另一方面，没有时间和空间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藏在住家保姆的身份里，她们才是自如的。像张兰，她在雇主家耳聪目明、手脚麻利，游刃有余地捕捉雇主的需求，对方也相当满意。

但一旦离开雇主家，她们就变得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自处。

陆陆续续地，村子里越来越多女人到天津找住家保姆的工作。仅张兰认识的女人，就有十来个。不过，张兰很少和她们联系，庞大的城市规模和陌生的环境、规则，让女人们难以在他乡建立小团体，群体行动。

饺子吃完后，张兰取回了寄存的蛋糕。下午三点，距离她能回到雇主家还有四个小时。她拎着半融化的蛋糕，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最终，她找到一个公交车站，在长椅上坐下来，看着车来车往，直到天色渐暗。

晚上七点前，张兰会回到雇主那个高档小区，回到她熟悉的工作岗位，重新成为那个耳聪目明、手脚麻利的住家保姆。

直到下一个月假日的到来，她将再次游荡在街头。

各位读者，如果你是雇主，你是否愿意为保姆的假日提供一个暂时的避风港？如果你是城市管理者，你是否曾关注过这个游荡在街边的隐形群体？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