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迫使红军长征的他被称算无遗策，为何没能顾全自身性命？

杨永泰被称为蒋介石的“首席智囊”、“当代诸葛”，以高超的政治谋略屡建奇功，深得蒋介石信赖，称其“算无遗策”，但他最终的结局却再次证明了“人算不如天算”，这样一位智囊人物，为何没能顾全自身性命呢？

杨永泰死于非命，直接原因是被刺杀，“谋身”与“谋国”在他身上成为了一个矛盾点。

杨永泰的“算”，主要体现在为蒋介石谋划如何对付党内外的政治对手上。他的两大经典之作是：

1.“削藩策”：在北伐后，为蒋介石谋划如何削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其核心是“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以及“近交远攻，各个击破”。此策大获成功。

2.“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围剿”红军时提出，强调用政治手段（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地方建设）来孤立红军，配合军事进攻。这一策略也曾给红军造成极大困难，迫使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

不过，他的“算”也存在局限性。

对象是“事”而非“身”：他精于算计政治大局和对手，但对于自身所处的极端险恶的人际环境，却未能“算”出万全的保身之策。或者说，他明知危险，但权势的诱惑让他无法抽身。

加剧了矛盾：他的计策越是成功，他为蒋介石树立的敌人就越多，这些敌人（地方军阀、党内元老、CC系、政学系的对手）的怨恨最终都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几个主要派系争夺权力的角斗场。杨永泰的悲剧在于，他几乎把所有主要派系都得罪遍了：

与元老派（如胡汉民等）的矛盾：杨永泰早年属于政学系，而政学系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素有旧怨。他成为蒋的核心智囊后，更是在制定政策时触动了元老派的利益。

与C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决裂：这是最致命的矛盾。CC系掌控着国民党的党务和组织系统，被视为蒋介石的“嫡系中的嫡系”。杨永泰为了贯彻其政治理念，凭借蒋的信任，一度将手伸向党务，企图改组国民党，这直接动了CC系的命根子。二陈对他恨之入骨，视其为头号政敌。

与黄埔系/力行社（贺衷寒、邓文仪等）的冲突：黄埔系自认为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军事集团。而杨永泰一个“外来”的文官，却深得蒋的信任，参与核心军事决策（如“围剿”红军），这引起了黄埔系的强烈嫉妒和不满。

与地方实力派的深仇：他的“削藩策”让桂系、西北军、晋绥军等各大地方军阀损失惨重，这些军阀无不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一个致名的“统一战线”形成了， CC系、黄埔系、失势的元老、地方军阀，虽然彼此也有矛盾，但在“痛恨杨永泰”这一点上达成了高度一致。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自己权力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于汉口江汉关码头被刺杀身亡。

关于此次刺杀，普遍认为与他当时处理川政有关。他作为蒋介石的“钦差”，在四川与地方军阀刘湘等人周旋，触及了四川本土势力的核心利益，可能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此案至今未有绝对定论，但史学界和当时的舆论普遍指向以下几方，或是多方合谋。

主谋最大嫌疑：CC系。这是最主流的看法。CC系有动机（铲除头号政敌）、有能力（掌控特务组织“中统”）、也有前科（惯用暗杀手段）。杨永泰死前，曾对身边人感叹：“我早就料到我会死在他们手里。”（“他们”即暗指二陈）。

执行者嫌疑：刘湘的部下。杀手谭戎轩被证明与四川军阀有关联，很可能是CC系利用四川势力当“白手套”执行了刺杀。

其他嫌疑：力行社或桂系。他们也都有充分的动机。

杨永泰的悲剧，是一个顶级谋士在极端复杂的派系斗争中无法“谋身”的典型事例。

他的“算无遗策”是战术性的，帮助他的主公蒋介石在具体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取胜。

他的“死于非命”是战略性的，因为他本人就是他帮助构建的那个充满倾轧、背叛和残酷斗争的政治体系的产物和牺牲品。他用自己的才智将这个体系的矛盾推向极致，最终自己也被这个体系反噬。

就像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谋臣（如商鞅、韩非）一样，能够为帝王设计富国强兵的蓝图，却无法在权力的漩涡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角落。

杨永泰的死，深刻地揭示了国民党政权内部难以调和的分裂性与残酷性，也预示了国民政府最终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