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一扒这两种包藏祸心的言论

请先看第一段话：

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大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在别人建立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狂妄自大。牛顿花了30年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3个月时间搞明白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布，我自己用3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会觉得非常可笑。中国用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如果不使用无机化肥，中国有一半的人口会饿死。那氮肥的生产技术是哪来的呢？是100年前德国科学家发明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历史上的空白，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高、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和得到充分发挥。（抖音号“清汤挂面”）

再请看第二段话：

现在理论界也好，政界也好，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领导部门更有全局观念，更能够预见未来，于是就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老想由领导机关来指定发展哪些行业，运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实际上，这个想法是脱离实际和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预见技术、哪一种行业是最终能够站住的。最近，大家都很高兴，也很振奋，我们一些企业，比如说DeepSeek、小鹏的人形机器人，还有不少这样的异军突起的企业。实际上这些企业绝大部分都不是由什么机构给它命名，给它倾斜政策。往往是不见经传，也不是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但是靠着他们的拼搏精神，靠着他们的创新努力，就在某种机缘之下，跟市场的需要配合得很紧密。从我们看到一些能够脱颖而出的企业的实际情况看，政府讨巧的办法，不是去指定行业，去给某种技术以政策倾斜，而是培育能够让创新企业脱颖而出的环境，千千万万的企业在这种环境中，就会有一部分能够迅速地成长。虽然创业企业也许多数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但是我们有上千万的企业，只要能够培育一个好的营商环境，那么，之中哪怕有1%、1‰脱颖而出，经济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财新杂志视频号）

第一段话的核心意思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是靠中国人自己努力拼搏实现的，而是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的。中国人说自己用较短时间实现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实现的发展成果，是不成立的；中国人说自己用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也是不成立的。中国的发展靠人的自由，靠企业家，与其它因素（制度、科学规划、社会治理等）无关。

此人千方百计把中国数百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编造西方国家“救济”中国、西方国家“普度”中国的虚假历史。此人认为，中国发展靠的是西方科学技术，中国自己没有发展能力。显然，这是违背发展逻辑的，技术、人力、资金、管理、制度、和平环境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何以只强调西方的先进技术呢？

拿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与后人运用万有引力定律，来类比西方形成的先进科学技术与中国借鉴和引入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完全不恰当，并且刻意搞了“偷梁换柱”之术。因为，没有人把运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说成是自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也没有人把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说成是自己早在100年前就掌握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此人的分析方法完全是栽赃式的说法。

这是因为：1，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早已成为可以免费给公众使用的知识产权。2，中国引入和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都是付出了代价的，都是付出了对价的，不是偷来的和抢来的，这种资源配置活动是天经地义的。3，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欺压上百年之久，科学技术发展得慢，不少方面甚至停滞下来，这不是中国人的罪，而是历史悲剧。作为中国人，绝不应该把中国后来的发展看作是抢夺外国人的科技成果——这是毫无道理的。中国发展是人民艰苦奋斗、党和政府统筹规划的合力形成的结果，改革开放也是中国主动与世界对接、推动资源优化配置的进程，而不是别的进程。

至于说“自由”和“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重要要素，也是试图脱离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虚无缥缈的言辞。无论哪个国家的“自由”和“企业家”，都离不开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此人无非是想说，中国发展都是效仿西方的结果，都是依托西方资源的结果，中国自己的制度应该推翻罢了。

第二段话的核心意思是：政府部门不可能成功推动产业发展，不应该搞产业规划，政府提出的产业政策不可能符合市场实际。政府部门对技术、产业的判断，经过市场检验基本上都是错误的。成功的技术、成功的产业、成功的企业都是市场力量推动起来的。政府不应该搞产业扶持、产业指导，搞一个可以让创新企业脱颖而出的环境就可以了。这样，只要有1%、1‰的成功率就可以了。

此人完全否定政府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统筹、协调、促进功能，而“有为政府”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否定政府在经济工作的职能、作用，目的是解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统筹、协调、促进说成是完全无用的，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简单化为“领导机关来指定发展哪些行业，运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认定“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预见技术、哪一种行业是最终能够站住的”，这种认知是很片面、很偏颇的。因为，现代中国的政府职能早已超越了西方经济学里面的“小政府、大社会”“有限政府、无限社会”的理论窠臼，而是该由政府管理的，要管好、管到位；不该由政府管理的，而应当由企业、社会管理的，均由企业、社会来管理。而政府管理的部分，并不是像此人所说的，“领导机关来指定发展哪些行业，运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政府机构来评判哪一种技术、哪一种行业是最终能够站得住”，而是从市场中来、再到市场中去。“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内容，并非仅仅由中央政府提出来，而是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不断反复形成的，包含了市场力量的诉求。

只让政府搞环境，不要管企业、产业、经济发展规划，是西方原教旨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的提法，从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已经过时了。我国经济治理模式，更多考虑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可以继续推行并逐步优化完善。

而此人扭曲性解释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否定政府在经济工作中的职能作用，把政府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统筹、协调、促进功能与企业、企业家、市场活动对立起来，目的是取消党和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极具破坏性的。

第一段发言是经济学家张维迎的，第二段发言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均有原始出处，保持原有语序，原汁原味，没有断章取义。

（作者：董少鹏，来源：鹏友来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