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谈清中叶的困境与“积弊成敝”

孙明（蒋立冬 绘）

清王朝尚未完结，时人何以感知“中叶”气象？改革弊政的种种构想，何以成了新弊政的滥觞，以致积重难返？嘉道两朝，承平日久，变局初现，表征之一就是积弊日益凸显，因循弥漫天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孙明的新著《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从《清朝经世文编》入手，梳理了清代中期的制度病与社会病，并通过陶澍、洪亮吉、包世臣、龚自珍、魏源、汤鹏、李兆洛、姚莹、沈垚等经世名臣、名儒、名士对于整个时代的总体性判断，即王朝中叶必然出现的“积弊成敝”，分析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治理举措。清中期国家内部的种种危机与应对，也相当程度上预示了王朝周期特殊时刻的最终到来。以“清中叶”为起点，透视晚清七十年，本书构建了一条从前往后“顺叙”清史及中国近代史的“积弊”线索。进而，思考三千年兴亡往复的“王朝史”。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采访中，他认为：中叶之忧是持盈忧盛，但无论君臣明良与否，都无法治理积弊，都不可避免地从中叶走向末叶，这是很无奈，也很深沉的一种宿命感。

《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孙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丨文景，2025年9月出版，360页，79.00元

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能否请您先解释“积弊”和“中叶困境”分别指什么？

孙明：嘉道时期，形成了一些时局判断的总体性的认识。一个是“积弊”，是对基本的政治、社会局面及其动力机制的总结；另一个是“中叶”，是对所处政治阶段与本朝运势的总体判断。

“弊相因而成，积重无已。”在嘉庆、道光时期的朝野议论中，作为“凡聚之称”的“积”带上了浓重的、负面的时势观感意味，是时人对当代问题的认知逻辑。“积弊”蕴涵着一种时间性的因果归纳与发展趋势，是长期太平生成的复杂社会及其治理挑战，也是治理中负面因素在长期积压化合后的系统性爆发。从积弊到积习、积势，诸层面环环相扣，形成衰微的逻辑链条与时间轴。古代中国追求理想状态的“文”，但也将繁重、丛脞、无序的增长归之于“文”。“文”由“积”而来，以“积”为前提。中国传统治道对“积”有高度的敏感和自觉，保持反思与批判的能力与活力，“积弊”是其语汇标识。

“中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带有政治观察与气数判断意味的政治时间观念。朝代起讫、帝王任期也是政治时间，但中叶是表征时代状态的政治时间，意味着总体性的“中衰”“中微”。与定鼎肇造的奋发、末世亡国的凄惶不同，中叶传达着一种承平日久、政象渐颓而又存有希望的惶恐、忧郁与激愤。“中叶困境”就是软刀子割肉，是在太平、望太平，却又注定无法维持太平的困境，这是它特有的“困境”感。从思想、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来看，中叶困境又是富有兴衰张力的。盛极而衰的危机与转圜再造的希望，交织落在士大夫心中，既是衰颓感，也是“中兴”的动力，它支撑了十九世纪中国人的政治信念。当进入历史之后，这样一个主观的理解和判断过程，又成为后人思考“朝代的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王朝史中，“积弊”与“中叶”是一体之两面。中叶积弊是王朝政治之共性现象，基于对政治规律的认知，虽可预警，但无法克服，成为王朝政治走不出的困境。从清初的清理积弊，到清中叶的积弊丛生，是一个历史循环。

对您这本书的归类似乎有点困难，因为您对清中叶积弊的具体情况如漕、盐、河等事务上产生的积弊没有做太多描述，着墨较多的是彼时士人的议论、感受，并且从政治学、思想史的视角进行探讨。您是怎么给这本书定位的？

孙明：本书采取的进路是从当时人的时代感知入手，这些当局者的观察、分析、评论、对策，源于具体的行政与社会问题，又推动他们形成了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整体认知。我认为，这是一本带有史论色彩的“政治史”的书。但按照一般的分类，估计还是被归入“政治思想史”，这也让我想到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做法和活力这个问题。我认为，当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比较流行的“语境分析”“政治/社会+思想”等方法已经高度套路化，无助于呈现中国政治思想的特质，也将人在具体政治/社会处境中的思想行动给工具化甚至庸俗化了，实际上就是“社会史、理性选择、行为主义”等历史学、社会科学时尚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投射。

我希望，“思想史”要“有思想”，要提升“思想史”的“思想”魅力和活力。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路径之一，就是让“政治”回到“思想史”的“内史”之中，从“内史”维度思考中国思想的“政治”内涵。回到历史的当时，看当时人对政治与世势的关心和讨论，努力去体会时人如何认知他们的时代，如何认识和解决他们认知到的时代问题，这些可能很具体，但也都有其知识、观念、思想的背景、运用和生成，都影响他们的政治实践，应再度成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之所以认为这本书是“政治史”，是因为，这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努力将政治中的看法、想法和做法，政治的制度、思想、文化，统合起来，是“思想史”，又不是“思想史”——不是狭义的政治思想史或政治观念史，而是更加综合，还是“政治史”的一种进路。它与“现实”“实践”紧密相关，是探究时人认识和应对现实问题的思想，而不是理想型构建、宏大政治思想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想行动，通过思想推动实践、改变现实，这是“政治、社会”内在于“思想”，而不是对象化、对待化、背景化。比如“积弊”的认识和应对，就有非常强的实践属性，经世派有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自己对于政治与行政的思维范式，这是政治与治理问题的思想分析，是指导治理实践的思想工具，而不只是道德倡导，不只是宇宙观、历史观等现代哲学视域的问题，更不是政治思想的宏大叙事。

我们常常会觉得“中叶”是一种后见之明的视角，即对过去王朝历史教训的总结，您在本书中采取的是“驻足中叶看中叶”的视角，这一视角有怎样的特点？

孙明：我向来追求回到历史当时、从“历史意见”中抽绎义蕴的思想史研究理路，虽然这可以有很多当下流行的方法来加持，但实际上只是笨人的无法之法：老老实实读书、理解古人的逻辑、重建貌似已逝却与今天藕断丝连的往昔世界。

除此之外，有意思的是，“中叶”确实是当时人就感知到了的时代总体性状态，也是他们据此做出的政治周期判断。这或许有点儿反常识，但事实如此，这是思想史上一个有趣之点。所以，这本书“驻足中叶看中叶”，就是珍视这种即时感的特质，注重中叶的当局者本有的、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总体性状态的感知。这是他们从经学和历史总结而来的政治和社会规律，是他们“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的“同时代感”。更深层次的，是个宇宙论，是身、家、国、天下这些大小组织体、大小历史套叠的共同规律，共同的时间刻度，可以说是“同时间感”。我十多年前读闲书，曾注意到宋诗中“中年畏病”“中年狂已歇”的生命史现象，哪承想在天下历史的周期中再次相遇。清人张文虎就是从自己和友人“中年以往体就衰，那得飞扬比强盛”，想到“有如唐宋在中叶，根本已虚无善政”，再从本朝的中叶期待中兴：“沉疴一起百痏消，我汗涊然君亦轻。”

基于此，本书是一次“以感入史”的尝试：清朝中叶的人感知到了什么问题？他们如何认识这些问题的成因，严重的程度，解决的办法？他们感知本朝到了什么状态，处于什么阶段，该怎么办？他们为什么，凭借什么思想资源，能够感知和判断这样的时代状态？这种状态，反映了中国历史中的什么问题？如何概括？我想理解时人如何感知时代，体会他们本有之心态与关注点，从这里出发，思考三千年兴亡往复的“王朝史”。

“驻足中叶看中叶”，视角转换会带来一些有意思的视野变化。比如，清人“有其敝而力能自变”的自信与从容，清人与明人的中叶经世之策的不同重点，清人在去弊、积德、变法之间的选择等等，特别是如上种种“根本性问题”与作为后见之明的“理解中国现代国家的角度”的差异。

如您书中所说，除了清以外，周、汉、唐、宋、明都是统治时间较长的王朝，他们也有自己的中叶危机意识，这会不会形成一种士人常见的“王朝周期论”的话术习惯？而清人似乎抛开了大周期循环的窠臼，以王朝为本位来总结规律的？

孙明：中叶，在古代中国史论与时论中常见，但不是“话术”，而是“概念”，对于其作为王朝周期的特定意涵，言者、听者可共喻默会。古人常有一些像“中叶”这样总体性的判断的概念，用于纲领、提调、总结、概括具体论说。如果不把它们作为老旧、空壳、泛泛而论的历史概念，轻轻放过，它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成为方法呢？本书是一次尝试，像“积弊”一样，想让“中叶”也再度成为“认识工具”或者说是“分析性概念”。概念是“象”，从“物”抽象而成，在历史研究中反转过来，这就是“观象知物”的方法，从概念及概念的结构出发，重建时代。还原“中叶”这个概念的王朝政治内涵，思考它蕴涵的王朝政治史特别是王朝兴衰信息，赋予它政治现象、政治规律、历史哲学的意义，让它引导我们回到历史当时，走进时人思想世界，经由它，重新观照那段历史。

怎么看太平盛世与积弊中衰之间的因果呢？清中叶的人是这样的逻辑：首先，在宇宙观上，盛极必衰。其次，就王朝政治而言，似乎，太平、中衰、末世，是王朝政治体周期中不可避免的运数时段。李兆洛将“极盛”“极太平”析分为两种状态，从“血气正盛”到“血气将衰”，太平之极，亦是“衰机已伏”之时，这是道光与乾隆时期的不同。而何以至此，还是在于“积”，各种积弊、风习的累加，像“痰”一样。第三，从现实看，太平盛世还造就了从人口规模、社会复杂性到治理烦杂、风气衰靡等一系列问题。积弊、积习，积势。“积势是一条亡国的时间轴。”薛福成认为洪杨之起是积弊与积习的结果，而积弊、积习是太平的后果：“廷臣黼黻右文，鲜遑远略，各行省大府迨郡县吏，懵于利弊，恪守文法，以就模式，不爽铢寸。泰极否生，兆于承平。”

中叶、中世“德薄”而“衰微”是古代中国已有的历史观念。以王朝为时间本位，如何认识王朝自身的兴衰？以王朝为认知单元，以连续的王朝史为视域，是否存在超越一时一事得失之上的、周期性出现的兴衰时刻？除了天道的解释之外，人间治道——特别是王朝治理——自身的政治时间，有规律性吗？如何即时判断本朝的兴衰时刻？宋、元以降，经过经学阐发与历史总结，以治道为价值标准的、中世衰微的政治时间观念在王朝政治体的兴衰论证中越来越趋于定型，在明、清表现很突出。同时，基于历数、德运的大循环周期学说和观念相对衰落。本书是以清朝为例来探讨“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所以对明朝人的议论只做了举例说明的梳理。

您在书中提到：“积弊、积习之根源在于制度体系的生长。”您同时也说：“中叶以降，制度无序增长以致紊乱了制度与治理系统的秩序，成为中叶积弊困局的枢纽。”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不断生长导致“法久弊生”的情况，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该怎样从制度史的角度理解所谓的“积”？

孙明：这本书以“壅蔽”开头，因为它既是典型的制度积弊，还是整个“积弊”一局的“枢机”所在，因为，皇帝是王朝的总开关。壅蔽反映了清代积弊的两个机制，一是制度设计初衷有道理（“惩明之弊”和“以密折除壅蔽”），但微妙地运行到了背离制度应有效果的轨道上；二是造成了了无生气的政治状态，乾纲独断，压抑士气，缺乏政治元气。这两点都是清代中叶积弊状态的典型，反映了政治运行的微妙。

乾纲独断的一祖之法下只有这个后果。“一祖之法”不变，是清朝的典型特征，是制度体系积弊的源头。困顿之中，士大夫认为不如“随弊随治”，也就是法随势变。在这个问题上，这本书里强调存在“先王之意/前代之法意”与“本朝之法意”的矛盾，实则是想强调不能忽略前者的政治伦理价值。

因为不能及时进行制度再造，导致制度体系无序生长、制度秩序紊乱、制度效能低下，“法繁”而“政慢”。各种行政、社会、经济要素寄生、结合到这样的制度、治理体系中去，“法外之法”与“法外之累”相辅相成，共成一局，生成了结构性的“积弊”格局。盐、河、漕三大政皆如此。林则徐论漕务：“弊常相因，而事难独善。” 就是这种“合理的不合理逻辑”的表现。中兴也被穿过，“乱去而所以胎乱者犹自若也”。随着洋务、新政勃兴，“法益繁、网益密”“法多而政愈弛，官多而吏愈偷”。

中叶的机制和动力是“积”，是“积弊”。积弊，是很多个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共同生长，社会、政治、经济利益附着其上，最后生成了不可挽回的不合理性。我们今天研究那些造成积弊的问题（比如吏役贪腐），更倾向于解释其合理性的一面。特别是“非正式制度”，近年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认为其有合理性。但是，真的完全合理吗？可以止步于“非正式制度”吗？怎么看制度增量的利弊？不必重视制度秩序、制度再造？怎么看政治现实与政治伦理、政治后果？这就是政治的微妙处，也是政治的沉痛处，政治是个复杂的系统，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这种微妙，也包含一种难以避免的宿命感。当然，这是后知后觉了。对于“中叶”，士人基于“同时代感”、经典指引、兴亡规律总结，能即时感知，也有易简、变法等理路和工具去应对，但最终还是走向季世、亡国乃至亡天下。黄宗羲说过，乱生于防范之法：“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谈迁说过，乱生于预料之内：“天下之患，尝发于所不及料。圣祖既料之，亦未坚持其终也。”乾隆说：“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魏源也有类似的归纳，但还是亡国了。

从清中叶士人讨论积弊的情况看，他们对中叶的认识或批评，似乎更侧重于风或风俗的层面，该怎样从风俗-制度的框架下理解中叶困境？

孙明：怎么看中叶困境？无论从当时人的议论来看，还是从今天学界的研究来看，主要的两端都是“制度”和“风俗”。我提倡并重，意在调整对“制度”或“风俗”的偏重。

不能把政治问题过度形而上化，否则就会云里雾里不着边际。清人比我们实在，忧虑繁华后的复杂社会治理与政风冗琐，虽然认为“渐摩既久”、积习难去，但针对成因导出改革入手处时，还是从“法弊”理解“时弊”，想通过法度易简之道，激活制度与治理的效能，焕发人心与社会活力。早在明清之际，针对明朝的积弊以致亡国，黄宗羲就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清人也认为，“救弊之道，贵乎立法”“兴利革弊，恃有法而已”“除弊兴利之意，依然莫逃乎法也”。要振作士气、整顿士风，改革言路制度是重要路径。还可注意的是，在治体整全的古代中国制度论与治道论中，“法”“制度”是“象天所为”的，本来就具有纲维风俗的意义。胡承诺笔下的“帝王相传而不易之道法”就是这样的“全体大用”之法，这“有法之法”失落后，乃有中叶衰微。为了用今天的学科认识逻辑和话语来表述，我使用了“制度-风俗”双中心这个说法。

对一个时代的思想与议论状况的了解，要尽量多维度地阅读和体会，在“加法”中扩充认识。有的文本，因为文章类型、体例、论题、对象、手法等的关系，更强调“风俗”。此外，还可以关注“制度论”“积弊论”等文本。我们不能以“虚实”为辞，用“制度”遮蔽“风俗”；也不必因为学术“预流”，便用“风俗”遮蔽“制度”。这也是“回到‘清中叶’”的题中之义。进而，还可以分析这些议论文本、内容的内在层次。在更直接的层面上，也许是“制度”；作为更深层次的机制和动力，也许是“积”。放长眼光来看，在历代之“风”的差异与循环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制度积弊的恒常规律，尽管汉、明、清的政风法风、士风学风存在变迁与往复，王朝中叶的制度积弊与政治困顿一以贯之，是说明王朝体制不能化解的内在矛盾与危机的重要维度。“积”是中叶积弊的逻辑机制，风俗与人心是“积”所“合成”的结果之一和表象。“审积”是应对积弊的逻辑起点，汤鹏认为必“审积”方能“训俗”。研究“积”，就是要思考历史的动力与机制，而不拘泥于“制度与风俗”何者更重要。

清人对解决制度的积弊，最终结为回归“法意”的办法，不过，他们对于回归“法意”在具体实践上的设想似乎付之阙如，而且如果“法意”本身就有问题，如您提到的清实行的原额主义财政制度，那么回归能解决问题吗？

孙明：“法意”为清人除弊提供了改革动力、路径和制度理想型。“法意”这个概念，简单来说，有三个层次：一是所有制度必须是“先王之意”支配下的治理工具，必须是“有精神的法”，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二是这样的“礼乐政刑”一体整全、全体大用之法曾经在“三代以上”实现过，特别是周公之法集其大成，这是“托古改制”的理想型建构；三是有一套向这个理想型“回归”的易简方法论，这是“反”的制度变迁路径，实际是“与古为新”。

在近世中国的制度变迁思想中，“法意”与“王道”相系。养民、教民的王道就是作为支配的先王之意。法意兼形而上下，具有思想、制度、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整全的规范性。王道的理想境界与制度的价值遵循是文质彬彬、厚积道德，这是一种复性状态，是“文”与“质”的综合，是以回归法意为制度发展的辩证法，而不是平均主义，不是机械地回到简单社会，不是历史倒退。

面对积弊、中叶，当时人为什么相信能够转圜、逆势而为？虽然有现实的太平积聚为背景，但归根结底还是法意和王道学说的指引。去弊、逆势、走出中叶困境，回归法意，回归二帝三王之治，就可以“积德”而延续政治生命力，他们是相信这个可能性的，相信这种历史动力的，尽管在王朝体制中，从来没有实现过。

根据“法意”，清人努力在盐、漕、言路等重要方面提出了改革设想甚至进行了改革尝试，嘉道经世派的主张和实践便是表现。但“法意”思想也有其自身限制：首先，存在“本朝之法意”与“前代之法意”（即“先王之意”）的张力，“本朝之法意”是政治纲领，对于“先王之法”要“师其意，不师其迹”，但“意”和“迹”的边界存在弹性，“先王之意”如何在当代形势中落实为法度也存在不同理解，于是“一祖之法不变”就会抵消“先王之意”的指引；其次，制度改革与变迁不仅要看“前代之法意”，还要看制度内在发展规律，这也是制度惯性、路径依赖的表现之一，是“本朝之法意”除了政治纲领之外的行政、技术层面的约束，“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制度变迁是“道”与“术”的结合，操作层面的治理技术也反制“道”的实现，将经典所载法度之“意”与现实执行之“法”结合起来、从回归中求创新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有内在限制的，如果放弃财政、人事、行政指令各方面的“原额主义”，在当时缺乏新的智慧，找不到新的出路；最后，从前一点而来的，“先王之意”指导下的制度变迁仍是“一姓天下”的旧国家、旧制度系统内部的改革，从历史经验来看，始终不能化解复杂社会的“积弊”，无法实现复杂系统下的有效治理，我认为，要靠现代的新国家、新制度来改变，走出王朝体制、涵养新的“法意”，新法意就是“民主与科学”。

清人的中叶意识似乎是一种“持盈忧盛”的焦虑，但如您所说：“中叶正是‘历代亡天下之患’中最隐微、最深刻而又在劫难逃的总体性衰败。”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古代王朝，绝大部分在中叶之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历史的垃圾时间”？

孙明：说到底，这本书关注的是“兴衰”，是在总体性状态的维度上，通过时人的“感知”，来研究“得失”、思考“周期”。胡承诺说“中叶以降，政教陵替，天之所亡，不必尽如纣、桀也”。中叶之忧是持盈忧盛，但无论君臣明良与否，都无法治理积弊，都不可避免地从中叶走向末叶，这是很无奈，也很深沉的一种宿命感。对于历代兴亡，马端临说过，“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具体原因不同，“无以参稽互察”，不存在一致的、继承性的规律。但通过本书，我们能够认识到，“皆亡于中叶”，这是王朝政治体的内在问题与普遍规律。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欧阳修为唐昭宗写赞语，论唐从积势以致亡国：“自古亡国，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祸乱之来有渐积，及其大势已去，适丁斯时，故虽有智勇，有不能为者矣，可谓真不幸也。”中叶这种“兴衰”之际的时代状态，也决定了时人的反思深度。“经世”是表象，是实践及其方策，而“积弊”与“审积”及改革方法论的探讨与选择，才是更深的思想认识和底层逻辑。这些都吸引我思考去除异代不同后的王朝史的共性规律，作为衰亡状态的“土崩”与“瓦解”的不同、缘由及其早晚、迟速，士人对这些规律的体察等，这有点儿像历史哲学，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的议题。

“中叶困境”是一种“总体性衰微”。龚自珍对“中叶”扼杀人才、扼杀活力的著名批判，不必“乘乱世暗君”而自能“使天下阴受其害”的鄙夫现象，正与“中叶”的时代状况相表里。这确实有点儿像“历史的垃圾时间”的压抑感。但是，从不同角度看待“中叶”，会带来不同的感受。如果从政风萎靡、人才摧折、进退失据来看，中叶就是“垃圾时间”。甚至在后世看来，也过于平淡而近于“垃圾领域”，这大概也是对清中期史的研究和关注远不如明清之际、康雍乾盛世、晚清史兴盛的重要原因。人们都对“得天下”“盛世”和“乱世”更感兴趣。但是，如果从那些一代大才在“中叶困境”中的思想和实践的挣扎来看，可能就很精彩、富有活力而不是“垃圾时间”了。应对清代的中叶困境，有陶澍、贺长龄、林则徐等经世名臣以及为其培育、作为其接班人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中兴名臣，有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经世的名儒名士以及作为其血脉延续的冯桂芬等承前启后的洋务、维新思想家，这个人才、思想的梯队、链条，我感觉特别有吸引力。名臣、名儒、名士的人生与施政、文字与思想，都是中叶困境中的活力与动力。所以，我一方面感慨于“中叶困境”之不可作为，另一方面也折服于这些行动与思想的“巨子”。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又成为思想起点、政治经验，以“因革损益”的方式，传给下一代、下几代。

我们当然可以说，清中叶的这些见招拆招式的行政改革而非制度体系的系统再造，无法挽回传统王朝崩溃的结局。也许如您所说，建立现代法意，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战胜积弊困境，走出王朝体制，建设现代国家，是一个答案。可是您也犹豫，是否现代体制便可永免积弊困扰。您犹豫的是什么？

孙明：现代世界解决了传统政治与社会的很多积弊，比如通过工业化、全球化化解人口压力，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和施政手段缓解与化解治理和制度积弊，但也形成自己的积弊，现代思想对自身社会的认识仍然是有限度的。在制度、阶层、族群等各方面，政府、企业、学校等各种组织或非组织场域，现代政治与社会也都形成了积弊、积习与积势。人们经常讨论的“大机构、大企业衰亡于复杂性”，就是一例。现代学术，是一波一波的时尚，就是在化弊，但仍有积而难化之弊。人的智慧有限，眼界有限，特别是“承平既久”，就容易丧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动力、能力和魄力。姚文田论“漕弊”，用了“不能不如此者”“势不能不”“其中亦有不能不然者”“不得已而为此者”“不能上达之实情”等一连串无奈的说法，现代政治与社会分析中，似乎还经常能看到这种思维范式。政治是个复杂的系统，上一阶段的貌似合理的要素，也许就是下一阶段不合理的病根。姚莹论盐政积弊，直指“极盛”之因亦转而为“极敝”之因：“有嘉庆中年之极盛，斯有道光初年之极敝，相去不三十年，前人之所以得，正前人之所以失也。”这种反思力度，今天并不常见。这就是我在写完这本书后仍然在思考的，如何认识“积”，为什么以“积德”对抗“积弊”、以“易简”化解“积弊”，但仍然无法避免从“积弊”到“积势”，小到个人生活，大到国家、世界，“积弊”都是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势”？

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