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压力下的军事调整‌：旧日本大正时代的裁军运动

1912年（明治45年），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即位。在大正时代，日本陆军经历了一系列变动，在进一步扩充后又实施了三次裁军，使其在和平时期的规模趋于稳定。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完全吞并了朝鲜，并于1915年（大正4年）在朝鲜半岛新组建了第19、20师团，增设8个步兵联队，使全军师团数量达到21个。同时根据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日本陆军在和平时期应保持25个师团的常备兵力，因此仍需要进一步扩充。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沙皇俄国的崩溃使得日本在远东地区受到的外部威胁大幅降低，同时欧美强国在战后纷纷裁减军备，形成世界性的裁军风潮，而日本长期的扩军政策导致军费支出庞大，给国民经济带来沉重的压力，特别是一战后日本经济陷入危机，急需减轻军费负担。在国内外形势的综合影响下，日本陆军开始实施裁军，缩减规模，节约开支。

在1921年到1923年间担任陆军大臣的山梨半造大将在任职期间先后进行了两次裁军，裁减兵员59000人，史称“山梨裁军”。1925年（大正14年），时任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大将又进一步实施了裁军计划，一举裁撤了第13、15、17、18师团，将常备师团数量维持在17个，并一直保持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上述被裁撤的4个师团下辖的16个步兵联队中有2个移防他处，其余14个尽遭裁减。同时，关闭了5所陆军医院和2所陆军幼年军校，裁减兵员约34000人，史称“宇垣裁军”。为了适应战后军事技术的进步，在裁军的同时，日本陆军增加了战车兵、航空兵和炮兵等技术兵种的数量，并新设专门学校培养人才，结果导致军费在总体上并没有明显下降。日本政府还进一步修改了兵役制度，并通过1927年（昭和2年）颁布的《兵役法》最终确立了兵役动员体制。

经过山梨、宇垣的三次裁军，日本陆军裁减了约10万官兵，约占和平时期陆军常备兵力的三分之一，增加了战车兵、航空兵等技术兵种的比重，完善了专业兵种的训练体制，并着手开发与新兵种相配套的新式兵器和器材，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日本陆军的技术进步。但其实际效果非常有限，相比欧美强国的陆军，日本陆军的机械化水平和编制体制明显落后。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相比裁军之前陆军的军费开支只不过下降了10%而已。

不仅成效不彰，大正时代的裁军运动还在陆军内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消极影响。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始终以“富国强兵”为基本国策，以举国之力扩充军备，此次陆军“自断手足”之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强烈不满在民间甚至还产生了对军部的蔑视情绪。在陆军内部，部队的裁撤导致大批官兵退伍，尤其是“宇垣裁军”直接撤销了4个师团和14个步兵联队的编制，相当一批高级将领被迫退役，而且部队规模的缩减也阻碍了现役军官的晋升之路，导致军队士气萎靡。

此外，“宇垣裁军”与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有着密切联系，宇垣被指责借裁军之名排除异己，激化了陆军派阀间的矛盾，宇垣大将因此在陆军内部树敌甚多，他在1931年转入预备役后从政，在1937年1月曾被提名组阁，但陆军力面拒绝推举陆军大臣人选，导致宇垣组阁失败。陆军内部的派系矛盾最终导致1936年2月第1师团步兵第1、3联队的部分官兵发动了震惊朝野的“二·二六兵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宇垣裁撤步兵联队的做法在民间也遭到了恶劣的评价。日本陆军自创设之初就实施严格的地域征兵体制，除了保卫皇宫的近卫师团从全国范围征召外，其余师团和步兵联队都从固定的地域征集兵员，一支部队中的士兵和下士官（即军士）几乎都是同乡，因此步兵联队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被称之为“乡土部队”每一个步兵联队都与征兵地域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宇垣在裁撤编制时考虑到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尽量裁撤组建时间不长、传统不深的联队，但仍在地方上引发了抵触情绪，对于那些因裁军复员的官兵而言，失去源自本乡本土的联队建制，无异于失去了精神支柱，地方民众也视之为耻辱。

大正时代的裁军运动对于日本陆军而言只不过是阶段性的调整，其积极对外扩张，尤其是侵略中国的野心没有丝毫改变，而且愈加膨胀，这点在强力推行裁军的宇垣大将身上就表现得极为明显。1926年中国爆发革命运动，北伐军从两广出击，高歌猛进，北洋政权摇摇欲坠，日本当政的币原重喜郎、若棚礼次郎首相拒绝派兵干涉中国革命，当时再次出任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对此极不赞同，强烈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进行军事干预，确保在华的侵略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