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加码伤无辜，精准防控咋落地？

根据央广网北京11月13日报道，近期一名律师在山东东营取款4万元，遭银行连环追问的事件引发热议。

山东律师周筱赟取4万元现金被追问“买什么”，湖南医生夫妇因涉诈嫌疑被停机二十多天，江西外地群众办电话卡被索要无犯罪证明……近来多起事件，让“反诈”这个原本充满正能量的词，蒙上了一层争议的阴影。

更令人揪心的是，类似的“误伤”并非个例：河南农民卖麦子收款后银行卡被冻结，湖北小贩收摊款后账户受限，普通市民因他人转账“涉诈”而被牵连……当反诈的防护网越织越密，一些基层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却让合法公民的正当权益频频受损。

不可否认，反诈工作的成效有目共睹。公安部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国家反诈中心已紧急拦截涉案资金超3000亿元，无数家庭因此避免了“一夜返贫”的悲剧。

从成功劝阻老人向“网恋男友”转账，到精准拦截涉诈资金流向，银行柜员、运营商客服等基层从业者，确实是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的前线力量。

但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朱巍副教授所言，不能以反诈之名侵害用户的隐私权、财产权，否则“本想保护用户，最终却伤害用户，得不偿失”。

最让普通群众委屈的，是“被动涉诈”后的维权困境。农民卖麦子，只知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怎么可能核查买主的资金来源？小商贩收货款，面对络绎不绝的顾客，又怎能分辨每笔转账是否“干净”？

这些普通人既没有调查资金来源的渠道，也没有识别诈骗风险的专业能力，却要为他人的违法行为“买单”——账户被冻结后，要跑遍银行、派出所开证明，少则几天多则数月才能解冻，其间房贷、水电费、医药费都无法正常缴纳。

更讽刺的是，群众不禁要问：既然能识别出“涉诈资金”，为何不提前拦截犯罪分子的账户，反而对合法经营的普通人“精准打击”？

基层执行中的“加码”乱象，根源在于多重因素的叠加。

一方面是“怕担责”的心态作祟，部分基层机构将“宁错勿漏”奉为准则，把反诈压力转嫁给普通群众——银行怕因漏判被追责，就把取现报备额度从5万元降至1万元；运营商怕被通报，就对可疑号码“一刀切”停机。

另一方面是精准防控能力不足，一些机构缺乏有效的风险识别模型，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筛选风险，比如仅凭“外地身份证”“频繁转账”就给用户贴标签。

更关键的是，救济渠道不畅通，用户被“误伤”后，往往面临“银行推公安，公安推运营商”的踢皮球，维权成本极高。

值得欣慰的是，监管部门已开始纠偏。2024年8月，央行等三部门发布的新规征求意见稿，取消了“个人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需登记用途”的硬性要求，释放出“松绑加码、回归精准”的信号。

江西通信管理局也在发现“外地办卡要无犯罪证明”问题后，迅速责成企业整改。这些举措证明，只要监管发力，“加码”乱象并非无法治理。

反诈的本质，是保护合法权益，而非制造民生障碍。

要实现“有力”与“精准”的平衡，既需要技术升级——用更智能的模型区分“正常交易”与“涉诈行为”，避免“一刀切”；更需要制度完善——明确基层执行的边界，杜绝“层层加码”的空间，建立误拦资金的快速甄别与返还机制，同时打通便捷的申诉通道，让被“误伤”的群众能快速维权。

银行、运营商等机构更应明白，反诈不是“把所有人当嫌疑人”，而是要精准锁定犯罪分子；群众的配合也建立在信任之上，若合法权益屡屡被侵犯，若误拦资金迟迟得不到返还，只会消耗社会对反诈工作的支持度。

反诈是场持久战，既要筑牢防线，也要守住底线。那些为了反诈而冻结农民卖粮款、阻碍医生工作的做法，背离了反诈的初衷；那些只重拦截数据、忽视合法权益的倾向，同样会侵蚀反诈工作的根基。

3000亿元的拦截成绩值得肯定，但只有当这份成绩里没有无辜者的血汗钱，只有当每一笔误拦资金都能及时归还，反诈工作才能真正赢得民心，才能构筑起更坚实的社会安全防线。

唯有让防护网精准对准犯罪分子，而非困住普通群众，才能让反诈工作真正赢得民心，筑牢社会安全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