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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凤新
日前,我在整理旧物时,发现在抽屉角落里存放着一叠全国通用粮票,经清点共有26张。面值分别为半市斤、一市斤、三市斤、五市斤不等,虽然已经变旧,却没有丝毫破损。这叠粮票规格为长九厘米,宽四厘米(面值半斤和一斤的略小一点)。手捏着这叠软而薄的粮票,不禁陷入那个凭票购物年代的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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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通用粮票(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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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在物资困乏的年代,最重要的就是粮票了。那时粮票种类繁多,有全国通用粮票、省市粮票,还有奖售粮票、工种粮票、补差粮票、军区专用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没有粮票,有钱也买不到米,出门在外也买不到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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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全国通用粮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体拥有全部农田与大部分旱地,统一耕作,统一分配;个人拥有小部分旱地,叫自留地,可种番薯、蔬菜等农作物,而且个人可另开荒种作。集体分的粮食不够吃,父亲就在自留地上精耕细作,拼命开荒种番薯。秋后,稻谷只有半粮仓,而番薯丝却有两大仓。父母就将番薯丝与少许稻米掺拌着吃,只有客人来或节日,才吃一餐白米饭。但即使这样,第二年还没插田,稻谷已经见底,一家人就只好单纯吃番薯丝了。因为家里番薯丝干燥,没有大米掺拌实在难以下咽,于是父亲就将番薯丝担到粮管所换粮票,然后买米回家,依旧与番薯丝拌着吃。
有一天,家里大米吃完了,父亲有事抽不开身,就让我与哥哥去粮管所买米。父亲将钱与仅有的10斤粮票交到哥哥手里,千叮咛万嘱咐,要将钱与粮票放好,要防小偷,要防丢失。我口里应着,心里却有点嫌弃父亲啰嗦了,我与哥哥都是小学生了,几斤粮票还放不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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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浙江省粮票
粮管所里买米的人很多,排着长长的队伍,哥哥一手攥着粮票与钱,一手拿着粮袋去排队。我没事干,就在粮管所里瞎逛。几个小孩在门口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我也就钻进去当“小鸡”了,左一圈右一圈玩得很高兴。突然哥哥叫我,说尿急,让我帮忙排一下队,说着将粮票、钱和布袋递给我,上厕所去了。我却仍沉浸在游戏的快乐中,把小布袋递给前面的叔叔帮我拿着,请他轮到时叫我一声,把粮票、现金塞入裤袋里,又忘我地玩起来。
哥哥又叫我了,让我将钱与粮票拿给他。我伸手一摸,一下子懵了,粮票找不到了,明明我将粮票放在裤袋里的呀。于是慌忙将所有的口袋都找了一遍,没有;哥哥又帮我把衣服上上下下翻看了一遍,还是没有——粮票被我弄丢了,我顿时觉得头昏眼花,天旋地转,我们哥弟俩仔细地在地上找,我玩过的,没玩过的地方都找了,但仍然没有。哥哥急得骂我,说我真是害人虫。我心里也骂自己,急得要哭起来。天很迟了,小伙伴已经散了,买米的人都走了,我们兄弟俩还在寻找,总盼着奇迹出现,能够失而复得。粮管所工作人员过来劝我俩先回家,再找也找不到了,回去好好对父母说,让父母将家里的番薯丝或豆类,再担一些过来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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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浙江省粮票
我家在石门,粮管所在叶岸村,两处相隔十里路。去时我们蹦蹦跳跳,不一会就到了。回来时两脚像灌了铅似的,抬也抬不动了,觉得路好长、好长。当我兄弟俩低垂着头走到家时,天已大黑,兄弟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好一会,哥哥瞪了我一眼走进家门。过了一会,母亲出来了,拉着我走进家门,说:“掉了就掉了,下次小心点。”说着就招呼兄弟吃饭。父母没有责怪我,我却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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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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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全国军用价购粮票(1967)
我1977年高中毕业后,进入社办企业车木厂上班。去厂里报到后,正常与工友一起出差省内外做采购供销业务,父亲将稻谷担到粮管所,换来20市斤粮票,双手递给我,说:“你先拿去用,小心放好,不能再弄丢了,再丢了的话,出门就要饿肚子了。”我羞愧点点头,突然又想起当年掉粮票的情景。三年后,我参加招工考,被录取为国家公务员。参加工作后,每月固定领取30市斤粮票。从此,再也不要为粮票犯难了,甚至还剩下藏着本文开头说的26张粮票呢!
2
吃要粮票,穿要布票。那时穿衣首先要去供销社买布,然后请裁缝老师做成衣服。全国各地使用布票,按人定量发放。初期每个成人每年20尺,1955年后逐年减少,从每人每年16尺、13尺、8尺,缩减到1962年每人只发3尺6寸布,要几个人的布票凑起来,才能做一件新衣服,兄弟姐妹要几年才能有一件新衣服。衣服都是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给老三,直到真正无法再修补时,才拆掉纳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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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票:浙江省奖售布票(1966)
1966年我8岁,母亲用全家人的布票扯布给我做了一件新衣服,在衣橱里放着,等过年才给我穿,我就天天盼着过年。终于过年了,除夕的傍晚,一家人高高兴兴吃了年夜饭,父母就拿出新衣裳给我穿上。那个高兴呀,我一溜烟往外跑,喜气洋洋地与邻居小伙伴一起放火炮(烟花、爆竹)。不料乐极生悲,不知什么时候,把刚穿上的新衣裳烧了一个洞。我吓得哭起来,生怕父母训斥,更担心拿不到压岁钱,到深夜还站在门外不敢面对父母。父母也有点生气,但知道我已很难过,又是大过年的,就没骂我了,我这才敢上桌一起吃隔岁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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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票:浙江省奖售布票(1968)
除了布票,还有棉花票。当年每家每户都要购买棉花做棉衣、棉被,棉花也不是随便买的,需要棉花票。开始每人每年还有几斤的,后来逐年减少,到70年代初竟少得可怜,每人每年只有半斤棉花票了,一个人须等待4年才足够做一件棉褂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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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絮棉票(1961—1962)
1971年秋,我到西坑区中心小学去读书,需要住校,父亲就想给我弹一条棉被。那时全家5口人,家里只藏有两年棉花票,合起来才5斤,而弹棉被至少也要8斤。怎么办呢?父母就向邻居借,可借了一圈,一斤也没借到。父亲就想去供销社赊,与营业员商量,先卖给我3斤棉花,待明年棉花票发下来再补还给店里,但营业员不同意。父亲又提出价格贵一点买3斤给我,两位同志也说不符合规定。没办法,做不成棉被了,我只好与同村比我大1岁的刘化宣搭铺,由我提供垫床底的稻秆荐,由他提供一条薄薄的棉被,就这样熬过一个严寒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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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棉花票(1976)
翌年春,领到政府分配发下的棉花票后,父亲随即去西坑购买棉花,并邀请弹棉花师傅弹了一条不足8市斤重的棉被,才解决了住校没棉被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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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夹花被图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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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初,票证可谓五花八门,几乎购买任何东西都要票,买食糖要食糖票、买肥皂要肥皂票,买火柴要火柴票,买香烟要有香烟票。当然,买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些当时高档紧俏产品,更是需要专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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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烟草公司烟票(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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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百货公司缝纫机券
1978年春,我在社办企业石垟综合车木厂当会计,工资每月30元。有了工资,心里就活络起来,就萌生出花钱给自己买只手表的念头,一来方便生活,二来也使自己显得体面一点。但买手表要有手表券呀,到哪去弄手表券呢?为此我特地跑到离上垟5公里外的下垟,委托娘舅李多尧帮忙想办法。那时我娘舅在下垟社办企业车木厂担任供销员,接触人员比较多。但手表券这东西太紧俏了,他也没把握是否能弄到手,只答应帮我试试看。过几天,他就提着几袋自家产的上等笋干,专程去县城找熟人帮忙。托东家求西家,终于,社队企业管理局的两位同志愿意出面沟通,从供销总社主任那里弄来了一张手表券。当娘舅将手表券交到我手里时,脸上洋溢着自豪得意的表情。我也很高兴,毫不犹豫拿出全部积蓄120元,买到一只“北京”牌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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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百货公司沪产手表券
手表成了我最宝贵的财产,平时干活时我都十分小心,生怕撞坏划破,干粗活时就干脆从手腕上拿下来存放到裤袋里。197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为车木厂搬木料,就与往常一样,将手表拿下来放入裤带下边的小袋里,不料放空掉到地上。当时没发现,被上垟村的周金库捡走了。待我搬完木料看钟点时,发现手表已遗失。回想此时段来厂里玩的别无他人,只有周金库一人经过,并且匆匆回去了。我便前往问他是否捡到我的手表,他倒干脆承认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让他归还,并给他一个月工资(30元)作赎金。他坚决摇头,说赎回手表要100元。我说这是戴过的旧手表了,买一只新手表也只要120元,为何要这么多赎金,这不成了敲诈勒索了?不想他更有理,说这表虽已带过,却是紧俏物品,想再买一只也买不到了,100元还是值的。而且我有钱,他缺钱,补助补助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没办法,就邀请当地威望高的亲朋好友出面去帮忙说情,最后谈定付给60元赎金,拿回了手表。虽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我还是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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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自行车券
1983年,我在岭后公社(1984年机构改革后改称乡)工作。岭后离我家上山下岭十几里路,来来回回不方便,于是就动起买自行车的心思。但买自行车也要自行车券,到哪里去弄自行车券呢?事也凑巧,我正有买自行车的打算时,就有消息说政府给每个区社分配自行车券了,我暗自高兴。但县物资局与供销总社在拟定下达文件时,分配自行车券的名单里却没有岭后公社的名字。一打听,说城镇需求对象多,自行车作用大。岭后处于上坡下岭的山塆僻地,用到自行车的机会少,就将岭后的指标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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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产:69型小凤凰单车刚买券
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真的有点生气。于是就去向县委组织部提出分配自行车券的申请。当时个别领导给我讲大道理,说革命老区干部要多讲奉献,我就据理力争,陈述岭后公社干部的实际困难,讲了自己的种种理由,最后组织部终于出面与物资局和供销总社沟通,调整原行文名单,给岭后发了一张自行车券。当时公社领导就把这张自行车券分配给我。我也不客气,拿着该券去县城买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我的骑行之旅。这辆自行车果然“永久”,陪伴了我将近30年,使我享有数不清的快乐时光和美好回忆,真是“骑”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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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部印制的全国粮票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迅猛发展,城乡居民生活物资日益充足,票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1993年,全国粮油购销体制改革,粮油价格放开,全国范围内取消了粮票和油票,“票证年代”宣告终结。但在那些发黄发旧的票证背后,存着的许许多多的真实故事,却仍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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