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题材类纪录片：在细节与温度中实现同构共振｜第31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

（来源：荔枝新闻）

转自：荔枝新闻

新时代背景下，重大题材类纪录片如何实现创作出新、传播出圈？今天（11月15日）下午，以“立意·立新：重大题材的破题之道与创作之法”为主题的“金荔枝·业界圆桌对话”在江苏无锡荡口古镇举行。本场圆桌对话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高级记者崔莉主持，邀请业界资深创作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多元视角碰撞思想火花，共话重大题材类纪录片的创作传播新路径。

解构“重大”：打破宏大叙事的刻板印象

重大题材类纪录片的创作内容，是否只能呈现国家大事和历史大事件？如何更好地表现重大题材？重大题材究竟因何而大、因何而重？圆桌对话一开始，“重大”成为现场探讨的核心话题。

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原副主任张军锋指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分量厚重、现实意义深远，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但也存在题材重复、大部头作品偏多、难以持续吸引观众的问题。因此，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叙事成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探索方向。张军锋以《红相册》为例，指出该作品接地气地将领袖人物作为普通人刻画，选取感人故事，让观众感到可亲可敬，收获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经理、发现纪实传媒董事长池建新认为，“重大”的核心是意义重大、传播重大，越是重大题材，越要做到大题小做、大题细做、大题鲜活地做。大题小做，越大的主题越要找寻小的切入点，在宏大主题与微观切入点之间找到平衡；大题细做，深入挖掘人物细节、语言细节、动作细节等，通过扎实的细节呈现，满足观众审美需要，更好地展现重大主题、重大论点与重大人物；大题鲜活地做，意味着无论作品长短，都要摒弃文件式的生硬表达，用鲜活的文风、鲜活的故事呈现重大观点。

挖掘价值：在细节与温度中实现同构共振

如何挖掘与呈现重大题材的含金量？重大题材类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又面临哪些瓶颈？与会嘉宾们结合创作实践给出了答案。

浙江卫视原总编室副主任、一级导演许继锋提到，纪录片常被称作“国家相册”或是“民族记忆”，与一般纪录片相比，重大题材纪录片更兼具有关个人、有关时代、有关家国的同构性，其背后蕴含的精神能量与文化价值更为丰富。他以《邓小平与浙江》为例，指出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应从小处，从细处，从柔软处入手，打破宏大主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感，实现个人生命力、家国命运感以及时代诗性的完美同构。

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会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导演夏蒙结合自身创作经验，指出重大题材创作要坚持“大题小做”和“小题大做”。一是在宏大历史进程中找寻那些影响历史走向的小故事，实现小中见大；二是做到大人物讲小故事，小人物讲大情怀。夏蒙谈到《红相册》的创作，摒弃“高举高打”模式，转而聚焦领袖身上的平凡小事，从细节中照见伟人内心的伟大情怀。他认为，纪录片人的初心就是讲好有温度的历史、讲好历史的细节。

顺应时代：技术与受众变革下的创新实践

随着时代、平台、观众以及技术的改变，重大题材类纪录片的叙事表达产生了许多新的尝试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纪录片更有生气、更接地气？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专题节目部副主任葛云飞结合国际传播实践，分享了重大题材类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策略。他指出，当前国际传播的核心受众是全球Z世代青年群体，因此，创作时需采用他们喜爱且易于接受的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情感共振，建立其对中国更深层次、更鲜活的认知。同时，全世界对中国发展都抱有浓厚兴趣，比如非洲国家特别关心中国的扶贫实践，欧美国家关注中国的绿色发展路径，为此，纪录片中要能提供一套超越中国国情、可供全球借鉴的方法论。

吉林广播电视台、纪录片创作中心副主任谢芳分享了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的创作实践。《追寻·吉林红色记忆》以普通人视角挖掘当代红色精神，让厚重主题更轻松、更贴近受众；《重见天日——对话辽源二战盟军高级战俘》将镜头转向“极密”的辽源战俘营，还原人类在极端暴力下的共同苦难史以及其中闪耀的人性微光。她认为，重大题材虽有政治属性，但更具当代性与时代性，坚守对人性、对生命的思考，应是纪录片人不变的追求。

立意，是对重大题材的精准理解与价值锚定；立新，则关乎作品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此次圆桌对话凝聚了重大题材类纪录片创作的业界共识：作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重要载体，重大题材创作需要平衡宏大与微观，兼顾细节与温度，顺应时代与受众，在守正创新中更好地连接历史与当下、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