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兵团在长津湖付出很大牺牲，宋时轮坦言：是指挥层面出了问题

之前我们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了在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第20军89师在整个战役前后的表现。

当时，20军89师因为师长余光茂、政委王直的努力，全师因冻伤减员最少，后来更是在社仓里地区超常发挥，打出了光辉战绩。

89师在战后写的《咸镜南道战役（长津湖战役）总结》曾明确提到，就是全师在挺进朝鲜过程之中，极其重视后勤工作，特地把全师炮兵团用来拉炮的骡马队改为运输队，并组织了专门的运输队伍：

“从国内运到粮食61720斤，实物21113斤，牲口运的21120斤，全团共运140000斤，转运伤员304名，给了我们前方粮弹部分的供应。”

也正因为如此，89师才在后来长津湖战役中有上佳表现。

那么，客观来看，假如九兵团全体在长津湖之战中，如果都采取89师的办法，即重视后勤工作，会不会减少非战斗减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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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整个长津湖战役，就从战略上来讲，九兵团是达成了战役目标的，不管是在宣传中还是在战史中，我们对长津湖战役都是持肯定态度。

唯一遗憾的是，这个代价有些大。

时任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宋时轮在战后给军委以及志司的报告中，都主动承担了责任，坦承指挥层面出了问题。

对于是哪些指挥层面出了问题，宋时轮后来列了六点，比如对战场环境不熟悉、实战训练不足、后勤规划缺陷、战前侦察不足、兵团协作脱节、调度失误。

宋时轮所列的指挥层面的问题，其实还是很客观的。

不过，这里也要明白，宋时轮本身是一个战将，以上所列的六点问题，尽管他能够在战后想得到，但实际操作中，有些却并非是他的长处。

九兵团在入朝时，整个兵团指挥部就有缺编的情况，比如宋时轮自己兼任兵团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就只有一个陶勇。

之前我们还聊过一个故事，说是陶勇调九兵团任副司令员的时候，一度还不愿意去，他认为宋时轮脾气比较大，他自己脾气也不好，两人在一起难于相处，后来还是宋时轮亲自去杭州，才把陶勇请出来。

可问题就是，宋时轮和陶勇一样，两人都是属于战将，打起仗来没什么问题，但对其他一些细致工作，则可能是他们的短板。

比如后勤问题。

1950年11月，在九兵团入朝作战之前，宋时轮和陶勇曾经商量过工作分工，当时两人说定，宋时轮负责前线指挥，而陶勇负责后勤。

宋时轮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因为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了九兵团入朝太匆忙，加上中央的命令几次变更，致使九兵团没有领取到足够数额的补给，基本的冬装也是不足数的。

可问题就是，陶勇自己没有主管过后勤工作，对这一类的工作缺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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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19日，九兵团在入朝后召开第一次作战会议，陶勇就在会上强调：

“在打仗朝鲜不同于国内，我们没有根据地，部队的供给将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粮食供应将直接决定部队的战斗力，以及战斗能不能打下去和能打多久，因此，各军的首脑要亲自抓粮食供应。”

严格意义上讲，陶勇这番话说的没错，可他并没有提出一个解决办法。

当时九兵团入朝，按照规定每人要携带七到十天的口粮，然而在进入朝鲜以后才发现，九兵团各部队在执行的时候悄悄打了折扣，有些部队竟然只携带了三天的口粮。

结果就是，部队到了朝鲜以后，还没几天功夫就断了炊。

要知道，20军89师从辑安入朝时，带着的是七天的口粮，但抵达长津湖地区后就断了粮，更不要说其他只携带了三天口粮的部队。

1950年11月29日拂晓，新兴里血战了两天的27军80师撤了下来，陶勇到前线去视察的时候，才知道80师是顶着饿了两天的肚子打的这一仗，而且弹药也没有了。

陶勇急的给志司打去电话，要求志司后勤赶紧给九兵团调粮调弹，可远水是不解近渴。

在整个长津湖战役中，身为副司令员的陶勇没有就部队指挥下过一道命令，而是一直在不停的催粮催弹。从这个角度看，陶勇确实尽到了他能够尽的工作责任，但他对后勤上的作用也就仅此而已。

九兵团在入朝之前，就没想到入朝作战是不同于国内的，因为在国内作战，部队能就地补给，周围都是老百姓支持，而入朝作战情况不一样，因为志愿军有纪律，不能把手伸向朝鲜地方的老百姓，补给只能从国内获取。

可实际上，因为九兵团后来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困难，确实曾从朝鲜地方百姓手中获取补给，但因为朝鲜地方百姓自己还十分困难，对九兵团的支持很有限。

从11月19日，九兵团召开第一次作战会议就能看出来，当时九兵团是入朝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从89师战后总结就能看出来，志愿军后勤并不是准备不充分，而是运输上存在很大的问题，特别是从边境运输到一线的这段距离。

余光茂、王直两个师级指挥官能够想到用部队拉炮的骡马临时充做运输队，来弥补最后一段运输上的不足。

如果九兵团能够事先想到，组建九兵团的运输队，哪怕是在入朝以后不久就组织运输队，部队因冻伤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兴许会小得多。

根据26军在1951年1月18日形成的《咸镜南道战役后勤工作初步检讨》记载：

负责26军、27军两个军的后勤二分部，整体上只能保障一个军的后勤运输，两个军就稍显吃力，而且九兵团兵团部在协调后勤与一线上也存在问题，结果是给26军运送的武器弹药较多，而给27军运送的粮食比较多。

可以看出，当时整个九兵团存在后勤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

从这一点上看，宋时轮、陶勇都缺乏后勤的经验，如果能有一名专管后勤工作的兵团副司令员（或者副参谋长）在，他们两人就能把更多精力放在一线作战上，而不至于手忙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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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还看到一个小故事，值得与众位分享。

1994年宋时轮将军病逝后，原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谢有法写了一篇纪念老战友的文章，后来收录到了《谢有法将军文辑》，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故事。

长津湖战役以后，九兵团整个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宋时轮非常担心部队的状态，于是在和谢有法商量后，两人分别到20军、27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借此来提振部队士气。

结果宋时轮到了20军以后，出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问题，他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台下干部战士却基本上没什么反应，有的甚至打起了瞌睡。

显然，政治工作非宋时轮的专长。

在长津湖战役前后，九兵团的指挥部一共就四个人，宋时轮是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陶勇是副司令员，覃健是参谋长，谢有法是政治部主任。

从职务上也不难看出分工，宋时轮是兵团军事政治上负总责的那个人，陶勇、覃健都是加强宋时轮军事上工作的帮手，谢有法是宋时轮政治工作上的帮手。

毫无疑问，宋时轮将军在军事上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陶勇、覃健两人军事上能力也很出众。

在长津湖战役期间，陶勇是在兵团司令部，后来又到了前线，专门负责后勤工作的。覃健作为参谋长，他的工作是帮助兵团指挥部及时掌握一线情况的，他组织了司令部参谋人员到各军、师、团了解情况，使司令部及时掌握了前线情况，为战略决策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总的来看，宋时轮在长津湖战役军事层面指挥，虽然也有疏忽（比如对环境估计不足等），但毕竟是完成了战役目标。

不过，在政治工作上，宋时轮就差强人意（大体上还让人满意），只能说是在及格线上，距离优秀还有些距离。

作为宋时轮政治工作上的帮手，谢有法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从他纪念老战友的文章中，也不难看出，他在这件事情上是持有保留态度的。

对比我军之中的优秀政工干部，就不难发现问题。

一次战役尚未开打的情况下，政治工作就要做到头里，特别是组织上下协调工作，这个尤其关键。

之前我们在聊长津湖战役后26军的后勤工作总结，提到过后勤二分部运输能力不够的情况，这其中还有个事故。

1950年12月7日，26军向后勤二分部提出后勤补给时，二分部派出了八辆汽车往前运，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二分部该股运输兵力为了避免美军飞机轰炸，竟未按照事先约定的送到葛田里，只送到德实里便要求交接给二十六军。

即便是在二分部随队军械处监运员与26军干部再三动员，运输人员都不同意把弹药物资卸于德实里，反而强行开车回国。

26军后来在战勤检讨分析中就曾指出，二分部本来是负责他们军的后勤运输，但在一开始却对他们不管，理由是26军是预备队，后来虽然经过沟通，但是效果不大。

诚然，志愿军后勤二分部在运输上也力有不逮，九兵团26军、27军各军、各师、各团也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双方在战后总结中均有指责对方的描述），但双方缺乏必要的组织沟通，是配合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仅一个事例就足以说明，九兵团入朝参战，政治工作并没有做到家。

比如同属华野的唐亮，就极擅长做组织协调工作，打仗之前就把部队的上下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并能做到及时调整。

总结来看，九兵团在入朝参战后，在指挥机构上没有高配，特别是当时九兵团才刚入朝，没有同志司取得很好联系的情况下。

比如兵团指挥部应该专配一名政委，负责政治组织工作，并至少配备两名兵团副司令员，而且两人中至少要有一个专职负责后勤，负责抽调各军、各师、各团全部后勤运力来保障后勤，特别是从边界线到一线这段距离。

总而言之，九兵团在长津湖战役期间，在兵团领导层级上存在薄弱环节，以至于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