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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的历史长河中,纳赛尔宛如一颗璀璨而耀眼的流星。他的时代虽然不算漫长,却如狂风般从根本上改变了埃及人的生活轨迹。
他雷厉风行地推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让埃及实现了几千年来遥不可及的“耕者有其田”梦想。在大国博弈中,他纵横捭阖,巧妙利用冷战初期各方的角力,完成了一项埃及原本无力承担的伟大工程;凭借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他在看似毫无胜算的时间节点,战胜了强大得难以抗衡的敌人,为埃及夺回了理应属于自己的权利。而这些震撼人心的成就,都发生在短短10年里,背后的推动者纳赛尔,那时不过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
当纳赛尔的声望如日中天时,数千年来常因内部分歧陷入内讧的阿拉伯人,竟一致愿意以埃及为核心推动统一。他们所尊重的,并非开罗政府,而是纳赛尔这个人。为何纳赛尔能在冷战初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精神偶像?了解他的改革举措后,你或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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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政变成功后,埃及将军纳吉布虽身为名义上的首脑,但无论是军队内部还是民间百姓,都认定纳赛尔才是他们的希望所在。那时年仅34岁的纳赛尔,长相极具中东魅力,一出现在公共媒体上,便立刻赢得了全埃及人的狂热追捧。他未辜负支持者的期待,掌权后以近乎教科书般的完美方式,开启了对埃及社会的改造。
政变次月,纳赛尔政权便向长期盘剥埃及人的地主阶级果断出手。革命前的埃及,耕地分布极度不均:584万费丹的耕地中,2%的大地主占据了一半以上。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结构,导致即便革命前的埃及总理有心改革,也会因大地主资助的议员一次次否决相关政策而寸步难行。
纳赛尔上台后,根本不给这些既得利益者“讲道理”的机会。1952年9月,他颁布第一部土地改革法令,规定地主每户占地不得超过300费丹,超出部分须按政府定价卖给国家。通常土地改革易引发地主强烈反抗,甚至演变为全面内战,但纳赛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给了地主难以拒绝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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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地主中,多数人土地面积集中在100至300费丹之间,超过1000费丹的大地主仅251户,而当时埃及地主总数约1.3万户。300费丹以上强制回收的政策,意味着多数地主不会受太大冲击,因此普通地主不愿为阻止改革与大地主联合推翻纳赛尔政权。
不过纳赛尔心里清楚,即便多数地主不受影响,少数利益受损的大地主仍可能狗急跳墙。因此,他未采取强制没收的强硬手段,而是给出按70年地税折算的合理回收价格。这个相对公平的价格,让许多大地主即便满心不情愿,也只能将多余土地交给国家。当时地主们仍心存侥幸,希望纳赛尔兑现承诺后能与他们达成妥协,不再推进后续改革。
然而纳赛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会因权力稳固而改变既定政策。1961年,当他声望如日中天时,突然宣布推进第二次土地改革:不仅延续前策,还将地主每户占地最高限额从300费丹减半至150费丹。这一次,绝大多数地主受到影响,但由于纳赛尔声望极高,地主们不敢违抗;加之他明确警告“若不在期限内出售土地,后续征收将变为无偿没收”,改革得以顺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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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土改后,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基本丧失,但这并非纳赛尔土改的终点。8年后,纳赛尔政府再次宣布将地主持有土地上限降至100费丹。这一政策实施后,埃及地主阶级实质上彻底消失。纳赛尔对土地改革始终坚定不移的态度,正是他赢得大多数埃及人支持的根本原因。
纳赛尔的功绩远不止于此,他干成的第二件大事,是让埃及人梦寐以求的阿斯旺大坝变为现实。
在古埃及时代,尼罗河泛滥一直是埃及人头疼的问题。每年夏末,非洲内陆的洪水顺着尼罗河汹涌而下,在尼罗河三角洲肆意泛滥。虽说洪水能为农作物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但下游埃及的农业生产完全依赖洪水泛滥。若能控制尼罗河上游的洪水,埃及农业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想控制世界第一长河,谈何容易!
纳赛尔掌权后,立刻意识到尼罗河上的水坝是埃及未来发展的关键,修建阿斯旺大坝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可修建水坝的核心难题是凑齐数亿美元资金。第一次土改完成后,纳赛尔已成为埃及说一不二的领袖。看到埃及政权潜力无限,英美财团主动找上门,愿提供2.7亿美元贷款用于大坝建设。但纳赛尔清楚,英美援助附带隐性条件,且2.7亿美元远不够支撑这项工程。因此,他表面答应英美,实则另寻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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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维持国内统治并对抗以色列威胁,埃及军队自革命成功后就一直想更新武器装备。但美国一心保障以色列安全,始终不批准对埃军售。纳赛尔知美国不可靠,便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苏联求助。1955年,苏联与埃及达成武器交易协议。同年,纳赛尔向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帮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
不得不说,纳赛尔对时机的把握极其精准。当时赫鲁晓夫正处巩固权力阶段,急需外部支持。纳赛尔作为立场未明确却能代表中东的领袖,若支持赫鲁晓夫,将为他带来极大威望。于是,赫鲁晓夫爽快地在1956年6月批准向埃及提供11.2亿美元巨额贷款,年利率仅2%。有了这笔贷款,阿斯旺大坝于1960年顺利动工,1970年大功告成。从此,埃及终于具备了控制尼罗河水的能力。巅峰时期,阿斯旺大坝为埃及提供了全国一半的电力。
乍看大坝建成,苏联援助功不可没,功劳似乎更多算在苏联头上。但事实并非如此。苏联原本也可像撤回在华专家那样撤援,之所以未这么做,并非出于好心,而是纳赛尔在得到苏联贷款承诺后,做了一个让美苏都能获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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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埃及革命的导火索,是前政府对苏伊士运河处理不当。要让埃及人真正从外国殖民者手中解放,苏伊士运河问题绕不过去。当时放眼全球,能跟英法资本抗衡的只有美苏两国。两国虽在瓦解殖民体系上有共同利益,但意识形态矛盾极深。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选边即意味着彻底得罪另一方。可纳赛尔发现,1956年的埃及选择苏联,未必会惹恼美国。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对美缓和的“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尽管这条路线后来被证明失败,但苏联释放善意后,美国也愿与苏缓和关系。对美国而言,西方阵营资本雄厚,不怕经济竞争,却惧怕苏联煽动革命或武力对抗带来的直接威胁。因此,“三和路线”提出后,美苏关系进入一段快速缓和期。而美苏缓和,使其与旧殖民体系下英法的矛盾更加突出。
纳赛尔仔细分析苏共二十大后的国际局势,断定这是美苏联手对付英法的绝佳时机。于是,苏共二十大过去4个月后,他接受赫鲁晓夫提供的11.2亿美元贷款;接着在1956年7月,他以偿还贷款为由,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国有。
英法对纳赛尔宣布运河国有化的决定早有心理准备,却没想到他拿捏时机如此精准。两国二话不说,立刻联络以色列组成联军,妄图以武力夺回运河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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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都清楚,埃及军队根本不是英法以联军的对手。联军一路势如破竹,以为胜券在握时,苏联果断出手,发出强硬威胁:若不停止军事行动,苏联极可能动用核武器打击巴黎和伦敦。
无巧不成书,美国对英法撇开北约单独行动的做法大为光火,甚至动起联合苏联组建联军阻止英法的念头。在美苏联合压力下,英法无奈让步;以色列见无利可图,也灰溜溜撤军。
虽说埃及在战场上失利,但从战略意义看,埃及大获全胜。纳赛尔凭借对局势的敏锐洞察与巧妙周旋,利用美苏微妙关系,完成了收回苏伊士运河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壮举,让纳赛尔在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声望如日中天。然而,纳赛尔的抱负远不止于此,他还怀揣着推动阿拉伯世界再次统一的宏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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