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任妻子郁郁而终，6子女恨之入骨，独活93岁原配子女无一送终

1989年11月12号凌晨刚过一刻，北京复兴医院3病区那台心电监护仪突然响了，93岁的茅以升，临床死亡，死亡证明书上那个编号是“复医监字8901112”，家属签名那一栏，就一个手写名字“茅玉麟”，其他地方全是空的，医院病历首页写着主要死因是“肺部感染合并呼吸衰竭”，再没看到别的家属签字。

戴传蕙，1900年生的，1920年7月在镇江跟茅以升结的婚，那张结婚证还在镇江市档案馆里存着，档号ZJ-MZ-1920-078，结婚后生了六个孩子，茅于越、茅于润、茅于春、茅于杭、茅于燕、茅玉麟，这些名字和出生年份在《茅以升年谱》那本书的附录里都记着。

到了1967年11月3号，戴传蕙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在杭州第一医院走了，住院号是“6701035”，死亡诊断是主治医生陈德明签的字，火化证上，经办人签的是“茅于杭”，也就是他家二女儿，当时就住在杭州，其他子女的名字一个都没有。

还有一个权桂云，出生年份没公开，1951年5月开始就在北京跟茅以升住一块儿了，户籍卡上写着“东城区大雅宝胡同12号”，跟茅以升在一个户口本上，1975年2月18号，权桂云也病逝了，北京的死亡登记簿上就写了俩字“猝死”，具体什么病没说，火化证号是“京殡751218”，骨灰放在东郊殡仪馆，去领骨灰的人，还是“茅玉麟”。

1987年11月，茅以升自己手写了一份遗嘱，就一张纸，两行字，“我去世后，骨灰撒于钱塘江大桥下游江面，不立碑”，这份遗嘱后来被铁道部大桥局的档案室收了，同年12月，大桥局公证处还给出了个公证函。

1989年12月5号，大桥局派了艘叫“桥港监8号”的艇去撒骨灰，就在钱塘江大桥下游500米的江中心，那天的航次记录表上，签名的有驾驶员李福根、水手周阿毛，还有见证人茅玉麟，再没有别的亲属了。

那六个子女后来都去哪了，公开能查到的就这么几条，大儿子茅于越，1956年去了苏联，后来又去了美国，2006年在马里兰州去世了，二儿子茅于润，1962年去了民主德国，后来就定居德国，2012年在柏林去世，至于三子茅于春、四女茅于杭、五女茅于燕，公开的履历就停在了“曾居北京/上海”，再也没接受过采访，也没听说回国。

关于“送终”到底谁去了，现在唯一能看到的一手记录就是大桥局那张航次表，除了茅玉麟，没别的孩子签名，复兴医院的病历、大桥局的公证文件、航次记录这三样东西一对，只能证明其余五个人“没到场”，但没法说他们是“拒绝”到场，至于为啥没来，谁也没给过书面说法。

那些传得很神的“汇票钉墙”、“桥墩方洞”的细节，在上面说的所有档案里，在茅玉麟这么多年所有的公开讲话里，甚至在镇江故居的展览里，都找不到记录，基本就是没源头的事，这里就不提了。

所以你看，这里面缺的信息还挺多，戴传蕙住院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信，医院病历里没记，家里人也没公开过，权桂云到底哪年生的，具体什么病走的，死亡登记簿上也是空的，家里人也没补充，还有茅于春、茅于杭、茅于燕那三个人，1989年11月到底在哪，为什么没去现场，没登机记录，没书信，没采访，啥都没有，这些空白本身，可能就是历史的边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