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姑娘驻斯里兰卡当空姐16载，遭外籍乘客热烈追求，38岁仍未婚

她现在还在斯里兰卡当空乘，已经在航班上干了十六年，三十八岁，单身.

从第二天起，她的生活就像两条并行跑道，一条是机舱的狭长走道，另一条是岛上宝石市场的小摊。白天在机上忙活，晚上或者休班时把注意力放在蓝宝石上，把宝石当做另一份“飞行任务”去推进。听着像两件事，其实她把它们搁到一起做了。工作和副业互相缠绕，时间被切成一块一块的，她就按块来过日子。

当空乘这活儿，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机舱那套流程她已经烂熟于心：安全演示要自然，餐饮要手脚快，遇到突发状况脸皮要厚点。遇到麻烦人也不怕，像那次运角膜的任务，时间紧得跟赶末班车似的。飞机临装机时突然出了机械故障，大家手忙脚乱，角膜有保存时限，分分钟关系着别人的光明。公司赶紧启动应急预案，调配航线和机组，最后在截止时间前把标本送到上海。她记得那天机舱里的气氛像是开了一场无声的赛跑，所有人都在盯着时间表跑腿。后来她知道，斯里兰卡在眼角膜捐献上出奇热情，这事让她觉得自己干的不是端盘子那么简单，有时候能搭上一截人的命运，也不是谁都能体会到的。

机上也常遇到尴尬，像碰到那位戴着金链的印度乘客，没得商量就上来要她给做推拿。她当时跟人讲规矩，机舱里没有这服务，对方不依不饶，一直按铃，最后请乘务长来调停才算完事。飞机落地时那人又在出口处当众表白要联系方式，她当场拒绝。短暂的相遇太散，没法做长期投资，这是她的一条底线。说这话不是什么高姿态，主要是她知道在机上你面对的人来去匆匆，真正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仓促的开始容易把自己往麻烦里推。

她能走到斯里兰卡去，是有原因的。家里是弄堂出身，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里并不宽裕。她是独生女，父母从小比较尊重她的选择，没太多指手画脚。高中起就喜欢英语，觉得学着容易，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广告系。读大学那会儿，她靠奖学金和接兼职自己贴生活费，从大一就不太依赖家里。毕业快到时，身边同学多数直奔广告公司，但她心里有另一杆子秤：想走出国门，去当空乘看看世界。国内航司对外形和身高挑得紧，外航反倒更注重语言和服务能力，正好是她可用的优势。

2009年毕业后，她收拾行李去了斯里兰卡，投了国家航空的简历。正好那家航司需要会中文的空乘，因为往来中国的旅客越来越多。她面试时用得体的英语和职业状态把人说服了，经过两个月的封闭式培训——从礼仪到急救、从餐饮到安全——顺利上岗。上班这些年，她跑过不少航线，每一趟都有新剧本：有的乘客会讲笑话，有的会闹事，有的会在不经意间给你一顿温暖早餐。远离家乡的日子里，机舱和机场成了她的常住地，地平线外的城市来来去去，可她的生活并没有迷失，反倒慢慢搭起了另一张网——珠宝。

斯里兰卡是个宝石岛，街边的摊子、巷口的小店，经常能碰到原石。起初她只是图个好看，后来越看越有门道。她跑去佛罗伦萨学了珠宝设计和鉴定，拿了两个证书，学成回到岛上开始把原石做些分选、打包，再通过航班带回国内找买家。把爱好变成副业听起来浪漫，做起来是真费劲：货源要懂，人脉要搭，海关手续、物流跟不上就白忙活。但她一步步来，用机组间隙和休假时间修补这些漏洞，慢慢建立起可运行的流程。到了现在，同行里有人认识她的名字，客户也愿意上门下单，她在航司里成了既会服务又懂货的那种人。

她父母经常在电话里嘱咐婚姻的事。对他们来讲，女儿在外面独立工作是好事，但到了三十多岁，父母还是想女儿有个稳定伴侣。她表面上不慌，心里则有自己的盘算：工作的稳定和感情的稳定是两码事。旅途中遇到的那些短暂好感，多数她都懒得继续，习惯了独立也就少了将就的冲动。家里人着急，她能理解。她也不是铁石心肠，只是更看重那种能跟她一起把生活拼凑起来的人，而不是一时的风浪。

日子被两件事填满，表面看着规矩，内里有很多磨合：比如怎么把宝石安全带上飞机，怎么处理海关申报，怎么在休班时联系买家。她学会了分时间段去做每件事，像切蛋糕一样把一天一分为几块，按计划把每块吃完。航班给她的是固定的节奏，宝石给她的是可变的空间，两者互为补充，让她的生活不至于只有单一的重复。

有时候她也会想回去住住父母的老屋，看看那些弄堂的日子。那里的人和事是她的根，像一本老相册，翻到哪页都有味道。可她明白，回去并不等于停止前进。她的路不是别人铺的，也不是一条条规定好的路。像现在这样“两头跑”，也许有人看着觉得辛苦，但对她来说，这是调节后的自洽，能让她同时满足职业的归属感和对世界的好奇心。

飞机起落之间，她经常在海面上看着日子流走。斯里兰卡的天空多得像铺了帐篷，蓝成一片，云像被慢慢抻开。她会把一天的事翻看一遍，想想哪单宝石还没谈拢，哪次服务可以做得更好。休班时拎着一小包原石去海边走走，把盐风和石头的光芒都吸进去。路上碰见熟悉的摊主，会交换一两句行话，问问今年的收成怎样，聊聊哪个矿场出来的货色更实在。就这样，她把远方的风景和手头的活儿接在一起，像编一件简简单单但能穿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