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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近日召开的会议上,“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的要求,如同一记警钟,在乡村振兴的奋进曲中敲响了一个深沉音符。这八个字背后,联结着千万家庭的生计与希望,映照着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的深刻变迁。
“规模性返乡滞乡”,拆解开来,是“规模性”“返乡”“滞乡”三个关键词的叠加。它描绘的是一幅动态图景: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因失业、就业困难等原因集中返回家乡,且因种种原因滞留当地,难以在短期内重新外出或就地实现稳定就业。 这种现象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在于其潜藏的多重风险——当大量劳动力突然失去收入来源,不仅可能使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面临挑战,更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的提出,恰恰发生在乡村“空心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看似矛盾,实则揭示了国家层面更为深层次的担忧:我们既需要破解乡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的长期结构性困境,也必须警惕因经济波动导致的劳动力“非正常、无承接”地集中回流。良性的乡村振兴,需要的是人才、劳动力的有序回归与有效配置,而非失序的、被迫的滞留。
“规模性返乡滞乡”的深层风险
“规模性返乡”若演变为“滞乡”,其风险并非单一存在,而是环环相扣。下表梳理了核心的风险维度及其内在逻辑。
风险维度
核心表现与内在逻辑
经济与民生层面
直接冲击脱贫成果:大量劳动力失去稳定的工资性收入(这是脱贫家庭最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极易导致规模性返贫。在乡村产业尚未成熟到能完全吸纳这些劳动力时,他们的集中回归会加剧县域的就业压力,形成“无业可就”的困境。
社会与治理层面
加剧乡村治理压力:短期内激增的返乡人口,可能因生计困难、资源分配等问题,加剧基层的社会矛盾。当青壮年滞留乡村却无事可做,不仅难以转化为建设性力量,反而可能给乡村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结构与系统层面
冲击城乡发展平衡:大规模的、非预期的劳动力回流,会打乱城乡之间业已形成的劳动力动态平衡。它反映出经济系统吸纳就业能力的暂时性衰减,并将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压力从城市传导至承载能力更弱的农村,考验着整个社会的韧性。
前瞻布局与系统应对
面对这一潜在风险,农业农村部的部署体现了前瞻性和系统性思维。会议强调的培育乡村工匠、开发公益性岗位、支持就业帮扶车间、加强技能培训等举措,正是为了在返乡潮可能形成时,能够提供有效的“接盘”能力。这些措施旨在增强乡村内部的就业吸纳能力和产业活力,让返乡人员“回得来、留得下、能就业”。
本质上,政策导向并非反对青壮年返乡,而是致力于创造一个条件,让返乡从“无奈的退路”转变为“主动的选择”。只有当乡村具备足够的产业基础和就业机会时,“返乡”才能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力量,而非社会问题的导火索。
“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本质上是在守护两个大局:一是守护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这是社会公平的底线;二是守护乡村的稳定与发展,这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如何让每一位劳动者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能享有稳定就业、体面生活的机会,考验着治理智慧,也衡量着发展的温度。
“规模性返乡滞乡”这八个字,提醒我们关注的不应只是现象本身,更是现象背后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和每一个需要被守护的梦想。它叩问的,是一个比“如何留住人”更为前置的问题:我们正在建设的,是一个值得人们留下、也能够让人们安住的乡村吗?
作者:宏棠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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