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被遗忘的南方城市，莆商年入3万亿却改变不了小城的命运

福建有句大家都知道的俗话：“优秀的男儿不娶福州女，出色的女子不嫁莆田男”。这和“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样的说法类似，都是古代社会的一种偏见——福州女子“难娶”，是因为作为省会城市，家庭背景要求高，嫁妆得备“三金一房”；莆田男子“难嫁”，则是因为过去环境不好、宗族观念强。但有趣的是，莆田这个在福建政治、经济上都不起眼的小地方，能和省会福州一起出现在俗语中，恰恰说明它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底蕴。

你可能没到过莆田，但它的影子肯定无处不在：国内八成五的民营医疗、七成的木材进出口生意、两成的制鞋产业，还有六成五的金银珠宝市场，都由莆田人或莆田企业掌控。全球每卖出三双耐克、阿迪的运动鞋，就有一双来自莆田；深圳的珠宝店里，十个老板里头八个是莆田北高镇出来的；东南亚的木材市场，懂几句莆仙方言就能跟人套近乎。但让人意外的是，这个“隐形商业大亨”的老家，却是福建城镇化率最低（才62.7%，比全省平均的68.75%还低）、人口外流最厉害的地级市之一——光是厦门，就住着50万莆田人，2020年全市出去的人口就有44万。

莆田的难处，说到底就是“没办法”。它被夹在福州这个政治中心和泉州这个经济中心中间，地方只有4200平方公里，是福建第二小的地级市。那里的地形比福建整体还极端，八分山一分水一分田，母亲河木兰溪以前经常发大水，山是险峻的山，水是湍急的水，靠山靠不了，靠水也靠不住，这种生存压力让莆田人自古就往外跑，慢慢形成了“一个人带一个村，一个村带一个镇”的莆商群体。

让人费解的是，莆田商人每年能挣下3万亿的营收，这数字比莆田一整年的GDP还要高出8倍多，但他们却很少把钱投回老家。要知道，新加坡曾经的富豪黄廷芳、香港的富豪李嘉诚，他们的祖辈可都是莆田人呢。海外有150万莆田籍的华侨，分布在80多个国家，可这些人即便回乡，也只是盖别墅、修祠堂，却不愿在家乡投资建厂。东庄镇的村道上，一到过年就停满了豪车，矮小的村屋和豪华的别墅并排而立，这场景真是既现实又讽刺——少数人赚得腰缠万贯，多数人却还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小家富了，大家却还穷着”。

莆田更觉憋屈的是，总被简单地贴上标签。2016年魏则西那件事，让“莆田系医院”一下子成了坏名声的代表；“莆田鞋”也因为在早些年代工转型时的一些混乱，被贴上了“假冒”的标签。但很少有人了解，莆田是全国最早掌握制鞋胶粘技术的地方，还曾是国际大牌指定的代工厂，全市有4200多家鞋厂，一年能生产13亿双鞋，给50万人提供了工作；也很少有人知道，莆田系医院只是秀屿东庄镇的商人开的，并不能代表整个莆田。就像“重庆鸡公煲”其实是莆田的菜，因为发明这道菜的是莆田人张重庆，“鸡公”在莆仙话里就是“公鸡”的意思，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藏着莆田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这片土地的文化生命力，远比它的经济成就更令人赞叹。它处于闽南和闽东两大文化区的交界，但莆仙话却自成一派，里面还保留着好多古汉语词汇，像“箸（就是筷子）”“鼎（就是锅）”“鉴（就是镜子）”这些；从隋朝开始有科举考试起，这里就出了1700多位进士、13位状元，数量在东南地区排第一；现在还有2200座宗祠，最早的能追溯到宋朝，像游神、跳傩火这些民俗活动现在还特别火；妈祖文化从湄洲岛传开，现在全球有2亿人信这个，每年给莆田带来2600万游客，还有300亿的收入呢。

文化的光辉虽耀眼，却难解现实的难题。过去引以为傲的制鞋、食品加工、工艺品这三大产业，如今在泉州晋江的竞争下逐渐萎缩；这座离台湾最近的大陆地级市，却鲜少吸引到台商投资；年轻人不是去厦门、泉州、福州打工安家，就是跟着莆田商人外出打拼，留下的村庄空荡荡，只有过年那几天才会热闹起来。

莆田的经历，仿佛是众多南方三线小城的写照：既没有北方城市那样的天然资源，也没有沿海大都市的政策扶持，全凭本地人“三分靠运气，七分靠努力”的拼劲，在外头闯出了天地，家乡却成了远去的背影。它的困境与苦楚，透露出中国城镇化浪潮下，那些被忽略的小城最真切的命运——如何在人才外流、产业下滑中寻得生机，这或许是莆田，也是许多类似小城不得不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