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何启动“对华依赖评估”机制？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Gipfel”这个字在德语中有三层意思：地理范畴中的“山峰”、抽象意义上的“顶峰”或“高峰”，以及政治概念中的“峰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峰会多意味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危机多。

国际上问题错综复杂，接二连三，所以，5月刚上任的德国总理默茨不得不到处去开峰会，以至于被国内舆论称为“外交总理”。

若干年以来，国际上狼烟四起（军事冲突、商贸关税战等），严重依赖出口的德国各行各业自然难以独善其身，加上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所以国内的各种峰会竞相登场：

如去年10月份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数字峰会”（Digitalgipfel），研讨已经落伍的德国和欧洲如何赶上国际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先进潮流。

上月9日，柏林总理府举办“汽车峰会”（Autogipfel），会商如何度过汽车行业及其供应链的“冬季”。几乎同时，荷兰政府以“强取豪夺”的手段，对中国闻泰科技全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公司（Nexperia）进行粗暴干预，引发一场几近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安世之乱”，让德国车企雪上加霜。

一个月之后，德国总理府又迎来另一场“峰会”：本月6日，默茨亲自主持的“钢铁峰会”（Stahlgipfel），聚集了政府、企业、工会和多个联邦州的高级代表，主要讨论德国工业核心之一的钢铁行业所面临的困境及未来发展路径。

钢铁峰会后，默茨总理和克林拜尔与行业负责人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

默茨在会议中强调德国钢铁业正面临“威胁生存的危机”（高能源价、绿色环保、美国关税和国际竞争），提出在欧盟层面加强贸易保护，推动本土市场优先使用欧洲和德产钢材。面对国际竞争和能源转型的多重挑战，默茨呼吁稳定能源供应并采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这场峰会被视为德国政府与产业界共同寻求强化本土钢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政治信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国政府近日又宣布建立每年两次的“对华依赖评估”机制（Mechanismen zur Prüfung der Abhängigkeit Deutschlands von China），这一决定被视为德国经济战略重组的信号。

“对华依赖评估机制”出笼的来龙去脉

该机制的出笼不是德国政府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早有铺垫。

早在两年前，联盟党（Union）议会党团就曾在联邦议会提交过一份题为《成立委员会审查具有安全重要性的德中经济关系》的动议（20/9323）并进行了讨论。

该动议建议委员会由19名成员组成，以审查“在贸易和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以及全球竞争压力下，如何在国家和欧洲安全框架内提升能源和原材料进口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重点研究“价值链”（Wertschöpfungsketten），尤其在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方面，同时评估“依赖性”和“脆弱性”。此外，还将调查中国投资者在德国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现有投资及潜在投资机会。委员会还须对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审查，以实施所谓“去风险化”（De-Risking）策略，即减少在特定进口商品以及部分出口或销售市场上存在的依赖性问题。

该动议最后被移交给议会的经济委员会（Wirtscchaftsausschuss des Bundestags）作进一步审议。

去年4月10日，该“经委会”专门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当时，受邀与会的6位专家一致认为，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并不像通常被认为或宣传的那样严重。

·比尔勒费尔德大学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贸易政策负责人欣兹（Julian Hinz）表示，如果客观审视数据，会发现德国对华贸易仅占对外贸易的约9%。 ·梅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负责人胡塔里（Mikko Huotari）也指出，在没有战略依赖的领域，大部分经济关系仍可顺利进行。如果不是涉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德国与中国的关系仍可被评估为正面。 ·即便绿党提名的专家、中国事务研究员鲁利格（Tim Nicholas Rühlig）也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无碍”，但强调必须在关键问题上划清界限。他表示：“过去几年我们通过合作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国际市场部负责人施特拉克（Friedolin Strack）指出：BDI支持“去风险化”（De-Risking）方法，但认为强制企业加入某种透明度系统并非明智之举。 ·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Stiftung）亚太与中国高级专家荣布卢特（Cora Francisca Jungbluth）表示，中国自身也在推行去风险化战略。“他们称之为‘中国制造2025’，目标是减少对外国产品的依赖，同时增加国外对中国的依赖。” ·德国工商大会（DIHK）亚太事务部中国负责人凯尼格（Thomas König）呼吁要更加关注德国本土营商环境。他强调：“我们必须采取贴近企业的行动，因为增加企业的官僚负担无益于竞争力。相反，应减少官僚程序，以保持德国的竞争力。”

联邦议会经委会讨论德中经济关系

由此可见，虽然政客和媒体一再危言耸听中国的“危险性”，但学者和企业代表的看法起码到去年为止依然认为德中贸易利大于弊。

默茨政府这次决定成立委员会，显然与本国工业龙头企业下行趋势不减以及国内外局势的不安定有着密切关系。

前者体现在前面所述的各类“峰会”上，后者则植根于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格局变化中：2025年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尚未平息，全球供应链风险层出不穷。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既面临来自美国集团的战略压力，也要平衡自身经济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

随着对华贸易评估机制的确定，柏林的政经路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过去，德国以市场效率作为经济治理的最高准则；如今，这个准则正被保护主义的“风险识别”和“安全意识”所取代。

从表面上看，德政府似乎是回应了产业界对供应链脆弱性的担忧，实质上显示柏林对西方把控全球化已失去信心。德政府正试图以此缓解自己的地缘安全焦虑，用一种制度化方式来检验自身的开放底线，重新界定与中国乃至全球化的关系。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政策修正，而是一场关于安全、信任与未来合作的思维重构。

默茨本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去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政策已“无法应对当前全球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必须以“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为导向”，强化贸易保护和产业安全，这在其支持对中国钢铁提高进口关税等做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说白了，德国为了应对眼下的危局，不惜采取自己以往一直嗤之以鼻和强烈诟病的措施：对内靠补贴来加强企业的竞争力，对外则筑起保护主义藩篱来“护犊子”。一句话：德国正在慢慢告别“全球化”，转向保护主义。

德国主流叙事为何“疑华、防华、反华”？

默茨政府成立对华风险评估委员会，是“疑华”、“防华”和“反华”的集中体现吗？

按照正常逻辑，像德国这样一个全方位依赖外部世界的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理应尽量搞好与各国的关系，特别是对本国民生和安全至关重要的中美俄三国的关系。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自默克尔下台以来，德国两届政府皆采取了与务实传统相反的做法。

观察和分析之后，发现有以下几点主要的内外成因：

外部原因方面，俄乌战争和中美竞争起着决定性作用。

踌躇满志的朔尔茨2021年上台后不久，俄乌战争“意外”爆发。他领导的“交通灯”联合政府采取了声援乌克兰的立场。只不过，联合政府内在援乌立场上的态度有一定的差异：以和平主义起家的绿党和以自由主义为本的自民党（FDP）相对激进，而传统上与俄罗斯关系相对“暧昧”的社民党（SPD）则比较谨慎，对美国拜登政府亦步亦趋。

当时，默茨领导的基民盟（CDU）出于反对党的“义务”，对朔尔茨政府援乌不力大加鞭挞，激进言论一波接一波。如今，默茨自己入主总理府，之前的援乌高调已无法收回，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死撑下去。

持续三年多的俄乌战争，未见和平曙光

但援乌不只是口号，也是真金白银。

战争爆发初期，出乎西方预料的有两点：第一是开始被低估的乌克兰表现出相当的顽强和韧性，第二是开始被高估的俄军并未能“速战速决”。这两点导致西方各国政府误判战争不会持续太久，援助的压力不会太大，所以声援和武装乌克兰搞得轰轰烈烈。

可惜，西方阵营中又出现第三和第四个误判：他们认为自己大力援乌和对俄多轮制裁会让普京回到谈判桌前来，他们没想到莫斯科临时和紧急采取的“战时经济”模式运营出乎预料地顺利。更可怕的是，欧盟国家押注的民主党在美国大选中惨败，对普京惺惺相惜的特朗普满载民意地“王者归来”。

就这样，这场已持续了三年多的战争还将继续下去。德国等欧盟国家援乌造成的财政压力居高不下，普京又根本不拿正眼瞧他们，一直和特朗普“眉来眼去”；而“懂王”不是在其中和稀泥就是两边施压。默茨等欧盟各国领导人放不下身段去找普京，却集体赶赴白宫，试图通过溜须拍马把特朗普绑在乌克兰这辆战车上，但收效甚微。

就这样，在战争继续“烧纳税人钱”的情况下，德国及欧盟开始改变叙事，把战争延续至今的责任推给北京，声称中国的“军民两用产品和继续购买俄油气”是普京越战越勇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散布“中国是普京侵乌帮凶”论调的不仅是那些无法向民众交差的政客们，还有那些无须向民众交差的主流媒体。

它们迄今的做法是：在认为不久将赢得战争的时候，排斥与莫斯科谈判，以致错失良机；在觉得打不赢的时候，则抱怨莫斯科无意谈判，还迁怒于未与他们为伍的其他国家。中国就是这样“躺平也中枪”的。

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是特朗普针对全球发起的关贸战以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

默茨去年在胜选当晚即抱怨德国和欧盟正遭遇中美的双面夹击，处境相当不堪。可惜，作为“受害者”，欧盟在解困中表现很差：不是以自称“强大单一市场”应有的底气站出来维护全球化和多边主义，而是患得患失地试图靠牺牲他方利益来博取特朗普的“豁免”，以图自保。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美国方兴未艾的“MAGA”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旧大陆——欧洲的“新十字军讨伐”。特朗普11月10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的许多盟友也算不上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友在贸易上占我们的便宜，比中国还要更多。”

在贸易问题上，默茨及欧盟与在俄乌战争中采取的立场一样：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敢怒不敢言，对文化上习惯“以和为贵”的中国却试图比划拳脚。

德国主流叙事的“疑华”、“防华”和“反华”也有其内在原因。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白左”对德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们的初心或许不错，但宗教般的使命感和执拗劲将“政治正确”摆上了道德神坛。当年高举“红宝书”和崇拜毛泽东的一群年轻人，如今质疑和反对中国最为积极；绿党、社民党中许多党员和政客，以及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中不少都属于这类人。

欧美媒体是“白左”的大本营，它们将“批评地审视权力和世界”视为己任，因此，媒体上布满负面报道，对不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人与事揪住不放。为了彰显“正义”，个别媒体和媒体人甚至不惜捏造事实和误导群众，最近BBC关于特朗普的“剪辑门”就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不久前因中方“接待意愿不强”而不得不取消访华日程。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德方在处理双边关系时要相互尊重时，德国主流媒体罔顾瓦德富尔此前访问中国的邻国时一而再三发表反华言论的事实，声援自己的外长做得对，认为取消访华是“对中国不尊重的必要回应”。

“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神圣的财产！”——德国画家赫尔曼·克纳克富斯于1895年所创作的版画，其名由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所题。该画渲染“来自东方的威胁”，是“黄祸论”的体现。

德国的政治精英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排斥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而德国企业和专家一般都不反对与中国合作共赢，因为他们看重的是结果和实利。政客和媒体就不同了，他们无须承担倒闭的风险，因此张口就来，不计后果。

其实，如果你问他们为何质疑中国，他们也说不出个究竟来，只会老生常谈地站在道德高度和体制角度去论述。他们嘴上说是为了民众和国家利益，实际上远离百姓的现实需求和利益。可是，西方的体制和氛围就是这样：谁占领道德高地，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可惜的是普通百姓，他们履行公民的义务去选举，但选举制度如同“实验室”，选票就是各种化学品，最后倒腾出一个什么玩意儿无人知晓。如果政府工作不错，政客们就说是自己能力出众；政府工作如果不及格，政客们就说那是你们选民自己选出来的。

写到这里，不妨顺便提一下德国民族特性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1.受宗教的影响（特别是新教）以及对纳粹和东德集权体制的反思。他们中很多人有一种“精神洁癖”，道德水准颇高，对己对人都如此。因此，他们对“独断专行”有一种先天性的排斥。 2.他们骨子里敬畏和相信权威，因此，政客和媒体说没有中国的军民两用产品俄罗斯就无法打下去，百姓就真这么认为。 3.天生爱焦虑，忧患意识强，凡事思虑周全；不喜欢秩序被打乱，总担心不确定和不可控因素，所以计划性很强，守规矩的人多，但同时也容易被吓唬住。结果是，政客们说华为手机和设备实际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专家们说中国可以遥控操纵跑在德国马路上的中国造电动车，他们真的会相信。

了解这些特点，或许更容易理解和洞悉德国遇事时的处理方式以及他们“疑华、防华和反华”的底层逻辑。

结语

从欧洲历史视角看，每当环境动荡、外部风险上升，德国的应对模式便是构建新制度来恢复秩序：19世纪的“关税同盟”、战后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冷战时期的共存外交，皆为此逻辑的变体，今日的“去风险化”其实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德国的处境很矛盾：它期待欧洲拥有战略自主，却离不开美国的安全框架；它希望减少对华风险，却不得不保持合作；它强调透明与平衡，却无法摆脱对复杂程序的依赖。

从另一个角度看，“去风险”虽然出于“德国焦虑”，却可能倒逼中国做出更好的战略调整，从被动反应者变成共治责任方。中国在新能源、数字治理、绿色金融等领域拥有显著技术与政策优势，完全可以通过参与标准制定来加强合作影响力。

归根结底，去风险化的核心并不在“风险”，而在“理性”。它提醒人们，全球化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一种需要精心治理的模式。德国以制度化评估取代“情绪对抗”，或许也是一种谨慎，也在尝试为国际关系提供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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