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觉得知识分子的空谈不如扎实地做些事情

本文转自“李泽厚学馆”，刊于《随笔》2006年第5期，作者唐小兵，题作“哲学家的两副面孔——李泽厚印象”。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从哲学系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李泽厚先生到华东师大来了，并且将仅仅面向哲学系学生做演讲的消息，我却并没有情不自禁的激动，反而是一种心如止水的平静。就好像若干年前为了做某件事情的成功，会在某座神庙许个愿，然后去还愿一样。对于李泽厚先生，我更多的是抱持着这样一种为早年的痴迷心灵史划上一个句号的心情去看看。曾经让我着迷的倒并非他的那些思想宏论，却是那些谈美学、建筑的篇什。

先后买了两次《美的历程》，最后都不属于自己。一本被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以“讹诈”的方式骗去了，因为她实在太喜欢这本书，我也就“自觉而非自愿”地让与她，另一本却是特意买来送给了一个很珍贵的朋友。所以，等到我想去听李泽厚先生的演讲时，只能从书桌庞杂的书堆里翻检出一本《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虽没有细致读完，却究竟理直气壮地挟着书来到了会场。

偌大的一个教室济济一堂，坐满了哲学系的学生，当然也会有少许如我这样的“漏网之鱼”闯进了这个哲学的圣殿。李先生还没有出现，人声鼎沸，灯光灰黄，投影仪上播放着1980年代初的一些已成“博物馆文化”的老歌，一下子似乎就硬生生地把我牵扯回到那个从未真正体验过却一直怀恋的时代。

在李来之前，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浑然天成地成为这个“启蒙的老故事”的前奏。哲学系陈嘉映先生是主持者，他似乎对学生们窃窃私语心怀愧疚，就灵机一动追忆了20多年前与李泽厚先生邂逅的往事。那时，陈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他说在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公共生活还没有“超女”之类的娱乐明星，生活单调，刚刚解冻的人们对现实、未来充满了探索的激情。在陈看来，追“思想星”是他们那一代人共享的历史记忆。李泽厚先生就是8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一颗耀眼明星。当时在北大就学的陈嘉映先生得知李将会到哲学系座谈，他们是彻底的亢奋起来了，准备了很多一直在思考而不得其解的问题，预备向这位思想大家请教甚至发难，女研究生们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他们甚至还准备凑钱在北大一个侧门外的常去酒家请李先生“搓一顿”。陈说他们之所以喜欢这个店子，除了物美价廉外，还因为那里的女服务员都长得秀丽亲切，可在纵谈思想学术的同时一饱眼福。这个奢侈的计划遭到了神采奕奕正值壮年的李泽厚先生的否定，李提议他们就去学校食堂就餐。结果万人空巷，食堂里简陋的甚至没有条凳的长方桌旁围绕着李泽厚先生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是问题青年，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气味和对思想的渴望。粗朴而贫乏的物质生活反而更容易催生一种精神的追求，而沉湎于这种对知识的想象之中更是让平淡的学生生活呈现出丰富的质地。陈先生气定神闲，严肃而诙谐，娓娓述说着这个几乎被尘封的启蒙故事，很遗憾地说当时苦心积虑的问题最终因为人潮汹涌而没有机会去询问，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终于可以有机会从容地追问，却已经不记得当初那么热切地想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了。真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黑暗中有多少往事袭来？”这是嘉映先生二十多年前还是一个学生时游览名山大川记录的旅行人信札中的一个“天问”，不知道是否在此刻重新浮出历史的水面，而徐徐涌上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陈先生心头？

李先生在我们的翘盼中终于出现了，他身体微微有些发福，灰白的头发稀疏而凌乱，几绺桀骜不驯的头发总悬垂在额前，挡住了我们观察他的视线。他再三地去拂动这些遮蔽视野的头发，却无济于事。他的脸沟壑纵横，却并不瘦削，用苍茫二字差可形容，戴着一副有点夸张的眼镜让我们更是“雾里看花”一样。银灰色的衬衫，浅蓝的牛仔裤，搭配出很精干的模样，倒是在面色与着装之间形成了一种“反讽的调和”。七十多岁的李先生倒是弥漫着一股李大钊先生所谓的“青春精神”，丝毫不见老态龙钟之神情，反而洋溢着活力。李如其惯例，坐下来的第一件事情是随机调查在座的同学有几人读过他新出版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等书，结果只有寥寥落落的几个人似乎很羞怯地举手，而当问讯有多少人曾经读过李先生的文章时，仍旧只有七八人举手。陈先生为圆场插了一句话，说哲学系的学生很低调，不愿意张扬自己，其实很多人是喜欢先生的书的。李泽厚先生倒是很豁达，并不在意这种“阅读的冷遇”，说虽出乎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自己已经是很遥远的一个时代的“历史遗产”了。这与陈先生对往事的追忆构成了多么强烈的无声的对比。

李先生一坐下来就吃惊而好奇地问旁边的嘉映先生是谁。这让大吃一惊的我们不禁莞尔一笑，李先生说这么多年他一直有一个心理障碍，怕见生人而且总是很容易就把刚刚还在一块吃饭的朋友的名字给忘了，所以为不得罪人就尽量不见生人，可越是拒绝与外界接触，就越是“健忘”，所以都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还坦率地说不喜欢这种一个人坐在台上，高高在上地面向学生宣讲的方式，他更喜欢闲聊和瞎扯，尤其是与心无芥蒂的年轻人在一起海阔天空地漫谈，更容易获得智慧。知识可以用传授的方式，而智慧却是必须通过交谈和对话的方式才能获取的。李说，他在台上如坐针毡，简直像一只被软禁的供人观赏的猴子，有一种很悲壮的表演的滑稽感。这句话突然就刺痛了本来在台下安然坐着的我，是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思想要么成了消费的对象，要么成了被搁置甚至被鄙视的存在，让依然灼闪着睿智的光芒的李先生，面对茫然而无动于衷的我们讲述一个已然逝去时代的思想，确实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任务，我相信见证甚至领导了80年代思想运动的他肯定会有一种时空错置的不适感。如果说80年代的青年人穷得只剩下思想，那么今天的我们也穷得只剩下金钱或者对金钱的想象了。这不是最好的时代，这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好不坏让人失语的时代。

所以李先生似乎很通融了，他大讲特讲的是“吃饭哲学”，觉得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空谈是没有意义的，不如扎实地做些事情，切实地为改善民生做一些努力。李先生浓郁的长沙口音让曾在长沙呆过四年的我倍感亲切，他的形象与神态总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同是湖南人的毛泽东。在李的身上，一样的存在虎气与猴气，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他关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言说、他告别革命的新思维，都让人感触到的是湖南人的王者之风，但开风气不为师，他却既得开风气之先又成就为一代宗师。而同时，他在叙述中将被某些学者摆弄得莫测高深的哲学，用一种通俗化的甚至调侃的方式进行解读，甚至认为唯物主义就是吃饭哲学的学问，包括对深刻影响了国人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的解释，都让听惯了学界高头讲章的我们在稍有不适之后，顿感豁然开朗，我想这才是中国学问的境界，诚如古人所言：道在屎溺中。李先生游谈无根，说他根本就没准备演讲的主题，却能散漫而随意地切中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要害，并持一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态度予以“同情的理解”。激进主义乃至浪漫主义曾经在很长的时间主导了我们思考和改造社会的模式，李先生并无意否定20世纪前半期革命，而是觉得或许我们真应该安静的好好建设了。面对一个青年学者根据政治哲学原理的诘问，李先生双手一摆说他对这种“诸神之争”也“茫然无解”，也许实践逻辑永远会走在理论推演的前头吧。如果说19世纪是古老中国的传统家庭生活的延续，那么流血革命、广场战争与政治激情交织的20世纪就是传统中国的一场激动人心让人癫狂的外遇。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似乎应该重新回归到稳健而平和的家庭生活模式中去。

从这个角度看，李先生似乎可以在湖湘文化特有的虎气与猴气之间左右逢源地游走，而不必为启蒙精神的失落而忧惧。可是，李先生恬淡的叙述中所流露的隐含情态似乎仍旧在“缅怀”一个伟大时代，启蒙的对象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不需要这种在他们看来“宏大叙事”的启蒙，启蒙者该如何重新调校自己的历史坐标，这对已经悟道的李先生也许是一个“伪问题”。可对于坐在台下仿佛在观看一个“讲到了尽头的启蒙老故事”的“寻情短剧”的我们来说，历史真的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了吗？我想起了某学者在饭桌上不经意说的一句话，对于没有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学生来说，今天的公共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主义笼罩下的一幕悲剧。在英雄与凡人交织的时代，我们注定只能并习惯了仰望物质的星空而自怨自艾。可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李先生来了，他在喧嚣的人群中，在他曾经寄予厚望的年轻人中间，他除了被追忆或者叙说又能够怎样呢。诚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