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高地盖尔人的迷雾与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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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会在每一次与其他文化的相遇中被触碰、记起、延展，也成为和同路人相认的印记。

文、图 | 一凡

在盖尔人的世界（Gaeldom），风常常突如其来，在峡谷间游荡，接着呼啸而过，像是要将人卷入某种时空穿越的逆流中。这里的时间并不总是线性的，浓雾反复升起、消散，似乎正是这种感知的显化。历史与神话在这片土地上彼此缠绕，难分泾渭，它们彼此印证。这一切共同塑造着盖尔人（Gael）的宇宙观，让他们得以像看透雾一样看透命运，穿越风一样穿越悲剧。

2025年1月底，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大年初一那一天，我启程向北，从爱丁堡驶向内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最北端的岛屿——天空岛（Isle of Skye），盖尔人叫它Eilean a' Cheò，直译的话是“迷雾岛”。我试图走近那里说不尽的古老传说和历史，也走进即将采访的音乐人Brìghde Chembeul 的家乡。她被誉为传统乐器小风笛（Smallpipe）的复兴人，我想亲眼看看塑造她旋律和沉思的风景——不是明信片里的苏格兰，而是那个沉积着信仰与背叛的；满是悲剧命运人物的；语言和文化都几近消亡又逐渐复兴的地域。

来一首背景音乐吧

一场背叛的编年与幽灵军队的传说

我从爱丁堡出发前往高地走的这条路，也是Brìghde回家时走的，夏天旅游旺季时，游客也常走。那天清早，晨雾仍在城市边缘徘徊，车窗外刮着当地人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觉得不可或缺的大风。苏格兰特有的寒意似乎是从土地深处渗出的，风把它吹入骨头，也吹出了关于辽阔与自由的想象。苏格兰历史学家汤姆·迪文爵士（Tom Devine）在《苏格兰大清洗：被剥夺者的历史》（The Scottish Clearances: A History of the Dispossessed, 1600–1900）中直言不讳：我们如今对高地风景的浪漫审美，是外来者构建的想象，而非现实经验——这其实是一片贫瘠、严酷的土地。盖尔人能在这里世代繁衍，并非仅靠神秘信仰或古老智慧，更在于他们独特的氏族制度。这是盖尔文化的核心。氏族并非单一的血缘网络，而是一种建立在土地与忠诚之上的社会体系。首领的权威来自信任而非控制，土地归氏族集体所有，每一位成员不仅依赖这片土地维生，更在其中获得身份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分工明确、彼此仰赖，整个群体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自给自足，由此维系起一套相对独立的传统。

前往高地旅途的第一站，是两匹立于天空之下的银色巨马雕像——The Kelpies。它们是苏格兰传说中湖泊、河流等所有水域的守护精灵，也被称为水灵。巨马是水灵的显化。据说每当有旅人靠近水域，水灵就会化为俊马引诱他们，骑上马背后，就将沉入水中，永无返回之途。这并不是说水灵就是杀手，而是祂们为守护水源而履行的使命。至于见到祂们的人类，没人能在其诱惑面前站稳脚跟。第一次听这个传说时，我感到一种奇怪的颤动——在这片土地上，人们从未相信救赎，他们相信的是命运，而命运，是不可协商的。

水灵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它像是整个旅程的前奏：一个用神话讲述历史的入口。

再往前，我们驶入托罗斯克（Trossachs），一片被称为“高地之门”的过渡地带。群山起伏，湖泊镶嵌在山谷之间，卡兰德小镇（Callander）坐落其中。远处雪山斜倚天边，街道两侧是石砌屋舍与热气腾腾的咖啡馆、出色的酸面包店。它和任何一个文艺迷人的欧洲小镇大同小异，尽管有时它们让人觉得游客感极强，但不可否认，我喜欢这里——居民们友好亲切，他们熟悉了来来往往的游客，总会主动告知拍雪山的好地点，我也按照指引，去拍了一张明信片般的照片。这也是我深入高地前的最后喘息。

司机疯狂的车速让人脑壳晕晕乎乎的，它也不是没有好处，北行至兰诺赫沼泽（Rannoch Moor）时，我确信这儿让我沉入了时间深处。这片广袤、潮湿、沉默的湿地宛如苏格兰心上的一块旧伤，被苔藓与流云反复掩埋又重新揭开。云雾贴地而行，低垂得几乎可以触摸，时而似雨非雨，彩虹咋现，拐过一个弯又晴空万里。这样的场景不断重复，又有微妙不同，天地失去比例，仿佛走入某种巨灵的梦境。“沼泽如此辽阔无垠，处处风景又都类似，模糊了我们的距离感。”英国自然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在《荒野之境》中如此描述。所谓的距离感，在这片沼泽里说的是标尺上的，也是时间上的，我站在高速公路边吹着冷风试图摆脱晕车感的同时，又想牢牢抓住迷惑不清的、站在时间褶皱里、穿梭在时间长河中的念头，也颇有几分沼泽带给麦克法伦的“恐惧与震撼交织的奇特感受”。

这片沼泽在盖尔人定居前就已有人迹。铁器时代起，凯尔特语族（the Celts）的先民踏足此地，盖尔人是他们的后裔，继续生活、祭祀、讲述传说。这片地带也是一代又一代流亡者、逃亡者的葬身之地。风中不仅有寒意，更像有语言，那是神明、孤魂、精灵交杂的低语，历史与当下、现实与想象难以区分。

光是“幽灵军队”（Phantom Army）一个传说就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版本。9世纪维京人入侵高地时，就有一说他们在这片沼泽迷雾中遭遇“幽灵军队”，他们认为是由未得安息的战士之魂组成的幻影部队，仍在战场上徘徊守护故土。

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时，詹姆斯二世（James II of England / James VII of Scotland）被其女婿威廉三世（William of Orange）推翻。大部分高地氏族出于宗教、忠义或反抗本能，依然效忠流亡到法国圣日耳曼（Saint-Germain）的詹姆斯。这些支持者被统称为雅各布派（Jacobites，也有称詹姆斯党），发动了一系列高地起义（Jacobite Uprisings）。沼泽地成为游击战场，这里地形复杂，即便是深谙此地的高地氏族也还是有一整支小队消失其中，至今未被发现。这自然塑造了另一版本的“幽灵军队”传说。

通过兰诺赫沼泽，就是格伦科峡谷（Glen Coe），同是历史风暴的漏斗。峡谷蜿蜒深切，两侧山壁峭拔如斧削，山体上的积雪尚未融化，仿佛是尚未风干的盐渍血迹。峡谷底部溪流回响，如无言控诉。雾气时聚时散，像是犹豫不决的亡灵。（根据照片再描绘）一场注定写入血与雾的屠杀在这儿发生，促成它的，是英军对盖尔传统的利用，以及一纸命令背后的冷酷算计。

1691年，威廉三世发布最后通牒：所有高地氏族必须在12月31日前宣誓效忠，否则将被镇压。格伦科的麦克唐纳氏族（MacDonald）首领亚历山大·麦克莱恩（Alasdair Maclain）决定先向詹姆斯二世请示。命运在此时透露了悲剧已经注定——这一请示穿越海峡与政局，前王首肯的消息姗姗来迟。直到12月31日当天，麦克莱恩才终于得以前往英军驻地威廉堡（Fort William）宣誓，怎料驻军指挥官并无权接受，告知他必须前往由世仇坎贝尔氏族（Campbell）掌控的因弗雷雷（Inveraray），由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记录誓词——这是悲剧留下的又一个注脚，清晰、冷峻、无法抹去。

麦克莱恩艰难穿越冬季山路，坎贝尔又一再拖延接待，直到1月6日才勉强接受誓言。表面一切尘埃落定，实际上，每一步拖延都在悄然为一场屠杀布局。

负责苏格兰事务的高级官员约翰·达尔林普尔（John Dalrymple）一直以来都对麦克唐纳氏族充满敌意，而且早就计划消灭一些高地氏族杀鸡儆猴。麦克唐纳氏族的“迟到”成了完美借口。

1692年2月1日，阿盖尔团（Earl of Argyll’s Regiment of Foot）以友军身份进入格伦科，麦克唐纳氏族开门款待——这是高地部族的高贵传统，不论来的亲友，还是在大雾中迷失的仇敌，来访者一律是客。

2月12日，阿盖尔团过了整整12天宾客生活后，收到达尔林普尔来自伦敦的密令：“袭击格伦科的叛军麦克唐纳氏族，杀死所有70岁以下的族人……确保那个‘老狐狸’和他的儿子不得逃脱。封锁所有出入口，不允许任何人逃走。”

讽刺、悲怆与人性交织。一些士兵心生怜悯，在屠杀前夜偷偷警告了他们的东道主，也有人故意制造混乱，为少数麦克唐纳氏族争取逃脱的机会。凌晨，军队在命令下发起屠杀，包括麦克莱恩在内的约38名族人被杀。据估，约三百人逃入山中，但其中许多人终因寒冷、饥饿在绝望中丧命于沼泽或峡谷。

这不仅是政治清洗，更是对高地文化的精神毁灭。这场血腥背叛并未遏制高地人的反抗，反而点燃了更深的敌意，激发更多氏族加入雅各布派行列，直到1746年卡洛登战役（Battle of Culloden），他们的抵抗才最终被粉碎。

但传说从未熄灭。据说那些死于格伦科大屠杀和卡洛登战场的亡魂，仍在兰诺赫沼泽和格伦科峡谷的浓雾中游荡。有徒步者听到沉重的脚步，也有金属碰撞声，仿佛一支无形的队伍仍在穿越高地的死亡荒野。他们重演的，是未竟的逃亡。——这也塑造了又一版本的“幽灵军队”传说。不管怎么说，这儿的雾气突如其来是真的，在沼泽和峡谷中消失的人们，也是真的。

结痂之地：威廉堡的沉默与回响

在进入天空岛前，我来到威廉堡，格伦科大屠杀悲剧的引线之地，也是英格兰统治者在高地设下的权力据点，文化压制的中心剧场。堡垒原本的守护之意被颠倒了，这里代表了羞辱、清算和磨灭。

雅各布派战败后，英格兰政府迅速实施《禁枪法》（Act of Proscription），明令禁止高地人持武。凡前往低地交易的高地人，必须在政府驻军要塞，如威廉堡，上交武器，返程时方能取回。法案同时禁穿包括氏族格纹裙在内的传统服饰，这一禁令间接限制了氏族集会——毕竟在节庆与仪式中，传统服饰是身份的象征。更有甚者，法令还赋予驻军广泛的执法权限，包括突袭搜查私人住宅与强制征缴武器。

对伦敦当局而言，这些条款是维稳与现代国家构建的手段；但对盖尔人来说，它们远不止是军事或服饰规定。格纹裙、配刀等这些不仅是生活用具，更是氏族的象征、身体的延伸、文化身份的体现。剥夺它们，不只是解除武装，更是有意地切断文化记忆。

更为深远的，是语言的边缘化。虽然盖尔语从未被正式禁令明文禁止，但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它在学校、法庭、教会等官方空间中被系统排斥。语言的失地，往往意味着文化的退却。到了19世纪中叶，盖尔语的使用范围迅速萎缩，被贴上“落后”的标签，许多原本靠口述流传的故事、诗歌与智慧因此中断。时至今日，它仍被列为濒危语言。

今天的威廉堡平静得可谓麻木。我走在石子路铺就的街道上，两旁咖啡馆和游客纪念品商店林立，甚至让人觉得不合时宜。经过兰诺赫沼泽和格兰科峡谷，在我心下，威廉堡是一道旧伤的结痂，当下的这些存在如同粗糙肤浅的粉饰。行走其间，我不禁想象那些不能再穿格纹裙，又不得不在此地交出佩剑，前往低地交易谋生的男人，他们曾那么骄傲、反骨、绝不妥协，现在却不得不忍受这般屈辱，自尊支离破碎。峡谷如其创伤的地貌化显现。大屠杀和战争带来的是身体的消亡，在这儿所发生过的，则是高地精神的毁灭。

我的司机兼向导的建议是驶向附近的艾琳多南堡（Eilean Donan Castle）看看，让“身心稍事休息”。它是一座后人重建的浪漫遗迹，被无数明信片定格，是苏格兰的象征之一。

艾琳多南堡坐落湖中，由石桥和陆地相连，仿佛从传说中升起。但我知道，那片湖曾映照过的不是童话，而是硝烟。城堡的最初结构在高地起义中被英国政府军炸毁，废墟无人问津长达两个世纪，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修复，成为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有钱人包场派对的圣地。我站在又一阵突如其来的浓雾中眺望城堡，它似近还远，一道双彩虹悬挂天地交接处。我看见的仿佛是幻象，它是复制品、历史的投射。“我带很多人来过这儿，”我的司机坦言，“也总会承认，这儿很美，却让我觉得像是个骗局。”

我回到车上，接下来，我们将跨过斯凯桥（Skye Bridge），驶入“迷雾之岛”，也就是天空岛。我仍难以从途径的悲剧中抽身。没错，被毁灭的可以重建，但如果未抚平伤痕，那修复只是另一种掩盖。未了结的因果，会在命运的迷雾中反复上演，将人一次次吞没。

迷雾之岛

过桥、上岛的过程没有任何戏剧性，据说在夏天，多走海路，搭船登岛，也是经典的游客项目，仪式感更强。天色灰暗，我们沿海岸线行驶，天空岛看起来颇有些死气沉沉。抵达首府小镇波特里（Portree）时天色已暗，淡季的岛上许多下榻之地不开，我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最终在一间一个人住也略显局促的青年旅四人间安顿下来。

我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房间里仅有的一把椅子上播放起Brìghde的专辑Carry Them with Us（《携他们同行》），一边翻看一路上拍下的照片。就在听觉和视觉相遇时，我仿佛见证了历史和现在相伴相随。小风笛叹息般的乐声穿过时空在山谷中迂回，在湖泊上回响，它是低吟、是呼唤——像是用某种极古老的方式讲述土地背后的故事，也像是为那种久未归来的语言铺设重返的道路。盖尔语是Brìghde的母语，“等见到她时”，我想，“该问的不仅是音乐，还有她如何用盖尔语和土地、自然、超自然对话；她是否也听见过飘在风中的盖尔语，那种比哭泣更古老的声音。”

第二天清晨，我前往北部特罗特尼什半岛（Trotternish），去著名的斯托尔老人岩（Old Man of Storr）附近走走。在天空岛，传说与地貌之间没有界限。几乎每位岛民都知道这两根巍然独立的岩柱背后的传说，每个人的版本都略有不同，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个悲伤的爱情故事。

传说很久以前，岛上曾有一对夫妇，年轻时就深爱着彼此。每天黄昏，他们都会手挽着手，走上斯托尔山顶，看落日染红明奇海峡（Minch）谈天说地。几十年间，他们聊过孩子、邻居、天气，也谈过人生，两人就这样一日日一同老去。终于有一天，老妇人说：“我怕这是我最后一次能爬上来了。”丈夫点头同意，觉得自己的腿脚也不再适合登山了，叹道：“那我们就在今天和这儿的别过吧。”

这话被山中精灵听见了。事实上，多年以来，祂们都很享受听这对老夫妇聊天，不希望他们就此离开。于是，精灵为这对老人施下祝福，也是咒语。

两人第二天醒来时发现自己身轻如燕，关节灵巧，便喜出望外地说：“不如再去一次？”那天傍晚，老夫妇再次站在斯托尔山巅，像过去一样畅谈。然而，当暮色染尽云层，老妇人突然无法动弹，她低头一看，双腿正化为岩石，一点点融入大地。丈夫伸手扶她，却也感到自己正化身岩石，最终两人成为两根石柱。

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在盖尔人的传说里，鲜少有什么永恒，即便是大山、岩石也同样如此，它们可以被风雨和岁月拆解——老妇人所化的石柱先一步崩塌，轰然倒下大半。丈夫无能为力，只能以永恒的姿态继续伫立，眼泪滴落在他们常坐的那片山坡上。据说，那些泪水汇成了山中的湖泊。到底是哪一个，我所遇之人里没人能具体指认，他们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也可能所有的都是“泪湖”。

听盖尔人的传说得有心理准备，它们常常是悲伤的故事，诉说着精灵和超自然力量也不可逆转的心碎和悲剧命运，主人公的结局除了眼泪形成水域，常听到的还有变成巨石守护某地，或是变身成为鸟、鹿、狼等永远孤独地游荡在山林自然之中……

斯托尔老人岩并非唯一一处带着哀伤余音的地貌。继续向北，在苏格兰裙岩（Kilt Rock）与梅尔特瀑布（Mealt Falls）旁，我再次站在一个历史、传说与废墟交织之地。今天，这儿是游客争相打卡的景点——苏格兰裙岩因其悬崖峭壁如同披挂在海边的苏格兰格纹裙而得名，梅尔特瀑布则从峭壁顶端笔直倾泻入海，声势如雷，回声阵阵。一处颇为震撼的景观。我向下眺望，就看见了一些发黑的石砌残墙半掩在草丛中，这些是盖尔人曾经的聚落遗址。

18世纪，苏格兰高地大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将这里的居民驱赶出岛，土地被改作更具经济利益的牧羊场。成群盖尔人被迫南下低地谋生，还有许多登上驶往北美、大洋洲的船只。“这场运动的暴力程度如何，目前已不得而知。”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在《荒野之境》(The Wild Places）中写到，他也引述了一位亲历者的文字：“我仍能听到女人和孩子的哭喊，狗的狂吠，牛的低鸣……那片地区的两百多栋建筑或在火中熊熊燃烧，或已倒塌成焦炭。士兵骑马或步行，手持火把与大锤，将村落夷为废墟。”他还援引苏格兰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1881年的新闻式冷峻总结：“整个村落被彻底清除、烧毁，变成一片孤独的荒野。”

并非所有人都离开了岛屿。少数盖尔人逃入山间，消失于地图和官方记录之外。奎兰山区（Quiraing）便是一处这样的藏身之所，也是一块被风与记忆改写、塑造过的地貌。它由远古山崩形成，遍布断裂的岩脊、深谷、嶙峋的悬崖与蜿蜒小径，湖泊如泪珠洒落其间。地貌之奇异，仿佛这片土地本身曾经挣扎、扭动，最终被凝固成某种姿态。盖尔人自古以来将此地视为避难之所，从维京时代起，盖尔人便在此地藏匿牲畜以避劫掠；1746年雅各布派起义失败后，也有流亡者躲藏于此。据说，大清洗期间，这里曾藏有一个不具名的小村庄，人口零散，不被外人知晓。传说最后留下的是一位老妇人，她每天黄昏时都会独自唱起一首盖尔挽歌（Lament），人们常在风中听到她的歌声，却从未真正见过她。直到某天，歌声停了，村庄也仿佛从未存在。

在这片壮阔、神秘、狂风能将人五感五识全吹乱的山间，要说风中确实还藏着能穿越时空的悲歌，你也无法全盘否认。

天空岛生活博物馆（Skye Museum of Island Life）在岛的北部尽头。这座博物馆不是冷冰冰的展柜，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村庄复刻，重建了几座传统黑屋（Blackhouse）——厚重石墙能御风挡雨，屋顶以海草覆盖，冬天人畜共处一屋，是高地与赫布里底群岛居民曾经真实的生活写照。

穿过村庄外的小路就是悬崖，山坡上的羊群默默望向明奇海峡。我来的这天，海面平静，阳光明媚，对岸的外赫布里底群岛浮现在地平线上，极为难得。我乐意相信，这是岛屿接纳我的信号——它为我现了身。我也知道，风暴与雾气才是这里的常态，潮流湍急，天气瞬息万变，海峡自古以来被视为危险水域，也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边缘。

麦克法伦在不同的书里都写到过天空岛，在《古道》中写到的是他乘一条近百岁的敞口船横渡明奇海峡。“我们总以为道路只有陆地上有，其实大海也有自己的道路，尽管她拒绝标记，也从不留存记号。”他记下盖尔语中“astar mara”一词——意为“海之路”，是“不断消解的道路”。麦克法伦写道，“千百年来，人、货物、神、语言、传说、歌谣与诗句，都沿着这看不见的路径来回漂泊。”

同行的老水手兼诗人伊恩·斯蒂芬（Ian Stephen）告诉他，海是有记忆的，会“长久地记住以往的汹涌”。所以出航前，必须考虑过去与未来的风。它还有情绪——若西风连续数日强吹，即使风停了，海也不会立刻平静，因为它需要时间来平复自身惯性。

这片海域还有蓝人的传说，那是吞噬船只的精灵。他们不会立刻动手，而是给一次机会。麦克法伦记录道，蓝人会吟出一段诗句，从船长开始，船员必须一人一句，对答押韵，格律一致。只要有一个人接不上来，全船便沉入海底。诗是逃生的唯一通行证。我眺望海峡时也听到了类似的版本。

他还写到自己学会了如何用舵“冲浪”，而当他掌控舵轮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一股力量“顺着木柄传来，爬上我的肩膀，滑下脊背”，仿佛蓝人将他们的能量注入了他的身体。

那一刻，我站在悬崖之上，望向实实在在的群岛，仿佛望着一个梦，一片祖先的秘境，海浪声是梦的节拍，是他们的歌。

我带着幻想、幻象、梦和传说准备前往另一处被古老神话环绕的地方：库林丘陵（Cuillin Hills）。提到天空岛，不得不提库林，它或许称得上真正代表当地的景观。跟北方神话感强烈的特罗特尼什山脊不同，库林是现实的——一种野性、锋利的现实。人们说起库林丘陵，通常指的是斯利加坎峡谷（Glen Sligachan）西边那一带被称作“黑库林”（Black Cuillin）的锯齿状山脊。这里共有十二座山峰，几乎每一座都有一条可在不携带专业装备下攀登的路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场轻松的行程。真正的挑战不是高度，而是持续性的攀越、迷雾中的失向，尤其是在这片磁场异常、连指南针也会失效的土地。

我的膝盖刚从扭伤中恢复，不可能完成任何穿越。向导的建议是从斯利加坎酒店（Sligachan Hotel）出发，沿峡谷轻步前行至老桥（Sligachan Old Bridge），再看我的膝盖状况。斯利加坎河奔涌而下，河水清澈透蓝。向导说，盖尔人相信如果把脸浸入河水七秒，水中精灵便会赐予永恒的美貌与智慧。

“智慧我要的，”我心想，“美貌也要啊。”但低头看看自己层层叠叠的高领毛衣和厚重的大衣，凑到河里，势必得全身趴到石滩上，衣服被弄湿是不可避免的。随后还要徒步进入库林，即便不是技术性攀登，湿衣服也不会是贴心的旅伴。我就这样站在桥头犹豫不决时，同伴决绝地下到河边，对这份传说深信不疑。她梳理好头发，深吸一口气，然后脸没入水中。我替她默默倒数，她起身时显得神清气爽，我还来不及看她身上到底有多狼狈好再做定夺，发现大家都默认我不会去做这样的尝试，朝着库林出发了。

我想要永恒的美貌与智慧，可是太过犹豫、没有勇气。接受这样的自己，然后超越她。我又想。

踏上通往库林的徒步道，一路经过低垂的云幕、藏在乱石中的瀑布、绿得发蓝，蓝得发绿的水潭，身旁是震慑人心的山。我不知自己走了多久，始终只是看着大山，渴望融于它们，可是不论多远对属于库林的时空来说都不过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点点路，远不够进入其中。我就这么走啊走啊，时而深陷思绪中，时而意识到山的锋利和沉默。

就在那时，我听见向导在风中大声告诉我折返，以便赶在天黑前回到车上。我再次猛然回神，抬头望向库林那些古老的石影，或许它们并不在意是否有人能听懂它们的语言，只有人类迫切地渴望着懂得一切。

盖尔人的森林旧梦

离开天空岛，我们没有立刻南下返回爱丁堡，而是向东拐入内陆，驶向苏格兰高地深处的一片静谧山谷：邓德雷根（Dundreggan）。在那里，人们试图唤回盖尔人的一种几近消失的世界观。

邓德雷根复野中心（Dundreggan Rewilding Centre）是生命之树（Trees for Life）这一自然修复组织的大本营。在一座修道院的遗址旁，他们种树，不只是为了绿荫；他们复林，是在重建一种语境，人和自然、超自然可以互动、对话；他们讲故事，是要唤回一种消失已久的信仰跟世界观。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尝试重建曾经的盖尔人所熟悉的那个世界。

在导览员的带领下，我们步入山谷深处。一条隐秘的步道伸向森林腹地，橡树、桦树和红松交错而生，青苔挂满枝桠，鸟鸣起伏，听起来或许也像盖尔诗歌中召唤祖先的咒语，它代表着某种远古的记忆，在语言被遗忘的地方继续存在。事实上，从Brìghde的音乐里我得知鸟在盖尔信仰中扮演重要角色，她有一首名为Pìobaireachd Nan Eun: The Birds（《鸟》）的曲子，讲的是鸟很可能是遭诅咒的祖先化身。因此，盖尔人一向渴望与鸟沟通——他们甚至创造了一门“鸟语”。“听起来像盖尔语，”Brìghde这么解释：“其实只是由近似音节组成的咒语式声响，仿佛语言尚未诞生时的原始呼唤。”

在公元九世纪以前，高地并非我们今日所见的空旷荒原。那时，这片土地为厚密的喀里多尼亚森林（Caledonian Forest）所覆盖。从盖尔诗歌与神话里也可以得知那不仅是一片生态系统，更是神灵出没之所，是动物、植物与人类共享的精神场域。维京人的到来撕开了第一道裂口，他们需要木材来建船筑屋。此后，中世纪农业、牧羊业的扩张；18、19世纪的高地大清洗，都以“开垦”为名，一点点抽空了森林。

古喀里多尼亚森林的命运仿佛也映照着盖尔人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被打压，直到濒临消亡。

生命之树今天的工作并不仅是植树、尝试重新引进物种、改善野生动物栖息地等，他们在播种记忆，推广盖尔语地名，向来访者和当地人讲传统故事。他们要做的是恢复高地盖尔人祖先曾熟悉的生态环境，也就是森林、人、动物和超自然存在共生的状态。

隐士之林（The Hermitage）或许可以让人对此有粗粗一撇，它是一片活过了一切的古森林，藏在邓凯尔德（Dunkeld）镇外，两地相距不过10分钟车程。沿着泰河（River Tay）的支流漫步在通往森林瀑布布莱克林瀑布（Black Linn Falls）的小道里，古树遮天蔽日，一切都绿莹莹的。只要游客少，就很容易感受到现代世界被隔绝了，森林里不仅满是生命，也有其他存在，精灵和动物们在不易被察觉处观察着来这儿的人。对盖尔人来说，喀里多尼亚森林代表的是苏格兰野性过去的回忆，也是通往野性未来的愿景。

“复野”从不是简单的自然修复，它是人类试图重新校准自己与世界关系的行为，是一场关于想象力和归属感的修行。要古老的森林回归，就必须找回那些它曾赋予人类的语言、信仰与宇宙观。

携他们同行：风中未竟的歌

几天后，我在伦敦国王广场音乐厅（King's Place）音乐厅见到了Brìghde，那位从天空岛走出来的小风笛演奏者。当我向她提起许多人视她为这种古老乐器复兴的代表人物时，这位1995年出生的腼腆姑娘轻轻一笑，谦逊地摇头：“我想真正复兴小风笛的，是为我制作乐器的艺术家和他的儿子，”她说，“我的贡献，或许是把它带上了世界各地的舞台。正是小风笛让我有了和其他音乐人合作的机会。高地大风笛（Great Highland Bagpipe）总是单独存在。”

她告诉我，自己8岁时开始学习大风笛，15岁才第一次接触小风笛。“我始终爱大风笛，它是一切开始的地方。但小风笛让我看到不同的可能性。不像大风笛总是独奏，小风笛能和其他音乐、乐器共鸣。”

她的声音缓慢而清晰，似乎也带有小风笛那种恒久低鸣的余韵：“我总是被持续音管（drones）引导，跟着它持续不息的低音而行。”我们喝着咖啡谈了起来，“那是一种氛围，一种持续而恍惚的存在。

“我在演奏小风笛时，很容易进入一种冥想状态。可能是因为乐器的震动距离耳朵特别近吧。我现在有时也尝试即兴时只奏一个音，延续十五到二十分钟，看看观众的反应会是怎样的。一个人时，一个音持续二十分钟，感觉却像只过去了两分钟而已。它让我镇定、平静。”她微笑着说，“这也是我想为听众打造的空间。”

我们也谈起盖尔人有很多叫人悲伤的传说，她的专辑《携他们同行》中有不少曲子取材自那些悲伤又神秘的古谣，比如我在森林里听到鸟鸣时想起的那首，偶尔也有如《驱散怀疑与绝望的巨人》（Banish the Giant of Doubt & Despair）那样令人振奋的故事：浪下之国的公主在婚前唱起歌谣，迷住了横扫西部群岛的巨人，使他在舞蹈中失控，跌入大西洋深处，溺死于风暴之间。

“小风笛的音色可能确实适合展现一些悲伤、命运性的故事。可能一些人听起来，小风笛是寂寥的、诉说着求而不得的渴望和悲剧。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是听众自己的解读。我所做的，是让他们觉得可以自在、有安全感地地去感受。”她说。

我问她是否思乡。她摇头：“现在总能和家人联系，想念的反倒是语言——盖尔语。”她会刷盖尔语视频来缓解情绪。“其实演奏小风笛本身，就是与家、传统连接的方式。我从小在这些故事里长大，它们给我熟悉感，也带来安全感。某种意义上，不论我走到哪里，演出到哪里，我都带着它们。”

“带着它们”，正是专辑名的来由。它背后也有一个传说：在苏格兰盖尔文化的口述传统中，有一位叫伊恩·谢奥奈·斯穆斯（Iain Sheonaidh Smus）的人，被誉为“行走的史诗”。他是故事、歌谣的缄口传人，无需书卷，所有古老的故事、吟唱的诗句、被海风带走的传说，都栖息在他的记忆中。但当有人请他讲某个特定的故事，而他立时立刻不愿讲时，就会轻轻一笑，淡然回答：“我没有把它带在身上。”那不仅是推辞的巧语，更是一种深沉的态度，那些故事并非随时可取，它们不是表演，而是生命的同行者，是需要被“携带”的。另一方面，是否携带，也是一个郑重的选择。“携他们同行”，是这个故事的转写、专辑名，也是Brìghde的承诺。

“所以我想，我们得带上它们，”Brìghde去彩排前最后告诉我，“不只是带上曲子，更是带上祖先、语言、土地和海浪的回响。”

当晚，在舞台上，Brìghde和Maxwell Quartet奏响的是《越过海洋》（Thar Farraige）——一部为小风笛、弦乐四重所作的作品，灵感汲取自盖尔传统中的圣咏吟唱（Psalm singing）和哀歌哭诉（Keening）。乐音拨动是有关迁徙、离散与归属的情绪——你离开了家，却依然携带着家和自己一起同行。找到归属感或许并不意在返乡，而在于意识到自己已携带一切，归属已在心下。

演出结束，我走出音乐厅。伦敦夜雨将至，街道喧嚣。我在心中默念了几句上海话，确认自己也携带着某种语言与土地的根。那一刻，我意识到那些盖尔传说里未竟的歌，构成那些故事的海风、迷雾与山影，我也将它们携带在身上，继续向前了。

带上一切了吗？

当晚我回到一间位于东伦敦的公寓，那是我好友弟弟的住所，我从未与他谋面，只知道他此时正在墨西哥拍纪录片，这间空置的屋子便慷慨地敞开，供朋友们短暂停留。偶尔我会半开玩笑地想：还没认识人，倒先睡了人的床。那一夜，这个房间给了我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安全感，像是这个城市，在悄无声息中，也为我保留了一方小小的空间。

我梦见自己回到大沼泽。

梦境没有开始，也无意终结。雾气缭绕的山谷中，长满苔藓的石圈隐没于水草之间，一位老妇立于奎兰山区的峭壁上，面朝明奇海峡，头发随风飘动。她唱着盖尔语的挽歌，声音穿越风暴，还有时间的重门，落入我的耳中。她的歌声仿佛是和Brìghde的小风笛合鸣的，持续音管的低音在梦中延绵不绝，如深海中的涛音，又如古树间的鸟语。

她反复吟唱着一句失落的旋律。风把我吹入更深的幻境。在隐士森林的夜色中，满是被狂风吹倒的古木，它们空洞的树干里仍回荡着小风笛似的低鸣，而我能听懂这些风语：早在狂风来临前，文化的枯竭就开始了。我走近它们，凝望树洞，如同凝望深渊，而在那幽深之处，我确定自己见到了星辰。

就在我将醒未醒时，那老妇呢喃地说了一句盖尔语，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只依稀记得她的眼神与Brìghde相似，不悲不喜，一种能消融时间的平静。

凌晨四点的闹钟准时响起。伦敦尚在沉睡，我迅速起身，轻手轻脚地收拾好行李，踏上归途。下意识地，当我掩上这间包容了我疲惫、焦虑、欣喜与梦境的房门时，不知为何又透过门缝回首了一眼，仿佛是确认在这儿有过的梦和念想都和这个空间一样真实，也是确保我“带上了一切”，没有遗漏。

外头是空旷的街道，尚未醒来的城市。梦境仍在我脑海中低语不止，仿佛它们也知晓，旅程尚未结束，我将继续带着它们，一同前行。毕竟，那些从盖尔世界带出的传说、旋律、对命运的认知都在我心中留下了如掌纹般的痕迹。它们不会消失，反而会在每一次与其他文化的相遇中被触碰、记起、延展，也成为和同路人相认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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