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严打，那批被遣送到大西北的重刑犯，他们的命运最终怎样了？

有些历史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用铁锹一铲一铲刻在戈壁滩上的，刻字的人，恰恰是一群当初谁都想快点忘掉的人。

1983年的秋天，上海火车站的某个不对外开放的月台，空气里都是紧张。

一列刷着绿漆的火车闷声不响地停在那儿，车窗给铁皮焊死了，只留几条缝。

月台上站着的，是一排排剃了光头、穿着崭新囚服的小伙子。

他们一个个垂着头，不敢看旁边荷枪实弹的押送人员。

这些人里，有的是厂里跟师傅闹别扭动了手的学徒，有的是在舞厅里因为一个姑娘跟人打群架的混混，还有几个，家里是吃公家饭的，但自己不争气，在外面惹了事。

哨声一响，他们被人推搡着上了车。

车厢里没有座位号，随便挤。

铁门在最后一个人身后“哐当”一声锁死，那声音，像是一把大锁，把他们跟外面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彻底隔开了。

车慢慢开动，窗外熟悉的弄堂、路灯、梧桐树，一点点变成模糊的光影。

没人告诉他们要去哪儿，只知道是往西，一直往西。

这趟车，没卖回程票。

那时候的城里，日子正变得有意思起来。

录音机里放着邓丽君软绵绵的歌，年轻人穿着屁股绷得紧紧的喇叭裤，学电影里那样戴着蛤蟆镜，在街上晃来晃去。

新东西来得太快，老规矩有点跟不上了，街上的治安也乱了套。

今天这里撬个锁，明天那里打个架，老百姓晚上出门都提心吊胆。

上面看这情况，觉得得下猛药了。

于是，一场叫“严打”的运动，像夏天午后的雷阵雨，说来就来，而且来势汹汹。

这不是小打小闹地抓几个小偷，这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最重的手段，把社会风气给掰过来。

“从重从快”四个字，压倒了一切。

很多以前可能就是批评教育、关几天的破事儿，在这时候，都可能变成一个改变一辈子的判决。

比如，一个叫李建国的青年，在工厂上班，下了班没事干，跟几个朋友在家里办舞会。

灯一关，男女凑在一起跳舞，这在当时叫“黑灯舞会”，是“流氓行为”。

结果被人举报，派出所冲进来，一屋子人全带走了。

没多久，李建国就收到了判决书——流氓罪，判处劳动改造十五年。

他爸妈去求情，说孩子就是贪玩，不懂事。

但没用，在那个节骨眼上，个人的“不懂事”，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挑衅。

法院的审判快得像走流程，一张纸，不仅让他失去了自由，连他爹妈传下来、比命还珍贵的城市户口，也给注销了。

他的人生，就像一盘转得好好的磁带，突然被人“咔”一下按了停止键。

东边大城市的监狱，很快就人满为患了。

一个监舍塞十几个人，转个身都费劲。

这么多“重刑犯”放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总是个隐患。

这时候，一个方案被提了出来：把这些人，送到大西北去。

那里地广人稀，有的是没开垦的荒地，正好缺劳动力。

这个决定，一来解决了东部监狱的燃眉之急，二来，也是想把这股在城市里惹是生非的“破坏力”，变成建设边疆的“生产力”。

于是，一趟趟神秘的“专列”开始从全国各大城市出发。

车厢里，几十个人被编成一组，由一个组长看管。

一路上不许大声说话，上厕所都要打报告。

火车走了几天几夜，窗外的景色从绿油油的稻田，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黄土坡，最后，连黄土坡都没了，只剩下灰茫茫的戈壁滩，风一刮，全是沙子。

很多年轻人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象，心都凉透了。

他们从小在城市长大，对西北的印象，全来自课本上那句“春风不度玉门关”。

现在，他们自己成了“关外人”。

青海的诺木洪，新疆的塔里木，这些地名在地图上就是个小点，却是他们未来的“家”。

就拿上海来说，前前后后送了两千四百多号人到青海。

浙江也送了八百多人过去。

他们不再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统一的身份——劳改犯。

到了地方，才知道什么叫苦。

冬天冷得能把耳朵冻掉，零下三四十度是常事；夏天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地表温度烫得能烤熟鸡蛋。

他们住的不是房子，是自己挖的“地窝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勉强能挡挡风。

每天的生活就是两件事：服从和干活。

天不亮，哨子一响就得爬起来，先是跑操、队列训练，然后就扛着坎土曼、铁锹去开荒。

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硬得跟石头一样，一镐下去，就一个白点。

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死地”变成能长庄稼的良田。

挖水渠，修防风林，种枸杞，种棉花。

劳动强度大得吓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吃的呢，就是玉米窝头和清水煮白菜，偶尔有点肉末，那就算过节了。

这里的规矩也简单，不听话的，关禁闭；想偷懒的，加倍干活。

有没有人想过跑？

当然有。

可往哪儿跑？

四周是几百里不见人烟的戈壁滩，跑出去不是被狼吃了，就是渴死饿死。

有几个不信邪的跑了，没过几天，尸体就被风沙埋了一半，让巡逻队给找了回来。

从那以后，再没人动这个念头。

人就是这样，被逼到绝境，反而能生出根来。

时间长了，这些曾经油嘴滑舌的城市青年，一个个变得沉默寡言，皮肤晒得黢黑，手上全是老茧。

他们学会了看天吃饭，学会了怎么跟盐碱地打交道，甚至学会了开拖拉机。

汗水成了他们唯一能支配的东西，流得越多，意味着离减刑回家的日子就越近。

慢慢地，这片不毛之地真的变了样。

他们挖的渠，把昆仑山上的雪水引了下来，浇灌着新开垦的土地。

他们种下的树，长成了一排排防风林，挡住了肆虐的风沙。

几年后，农场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能往外面卖粮食和棉花。

这群被社会抛弃的人，用最原始的方式，给国家的大西北版图，硬生生添上了一块块绿色。

到了九十年代初，当年的那批人，陆陆续续服刑期满。

他们终于拿到了那张来之不易的释放证明，可以回家了。

可“家”这个字，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很陌生。

回到上海、杭州，发现城市的变化天翻地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自己像个外星人。

更要命的是，“劳改犯”这个身份，像个无形的烙印，刻在他们身上。

找工作，人家一看档案，客气地把你请出去；谈对象，姑娘一听你的过去，扭头就走。

亲戚邻居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指指点点。

很多人在家乡待了几个月，又默默地买票回到了西北。

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那片土地了。

那里虽然苦，但活得简单，没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更重要的是，那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都是他们亲手用汗水浇灌出来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在了农场当工人，后来还当上了技术员、小干部。

还有一些人，在农场附近新发展起来的城镇里，开了个小卖部，或者去工地上干活。

他们在这里娶了当地的姑娘，生了孩子，口音也变了，成了地地道道的西北人。

如今的诺木洪，已经是有名的枸杞之乡。

当年的那些年轻人，现在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们很少跟儿孙们提起自己的过去，只是偶尔在喝酒的时候，会指着远处那片防风林，淡淡地说一句：“那棵树，是我当年种下的。”

参考文献：
朱国华. (1998). “严打”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法学研究.
王年. (2013). 1983年“严打”运动的司法考察.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通志·公安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青海省志·劳改劳教志. 青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