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手把手教江青演戏的阿甲，为何被她打成 “叛徒特务”？《红灯记》背后的残酷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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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可很少有人知道，名列八个样板戏之首的《红灯记》曾经历过怎样一番残酷的洗礼。

阿甲与江青同台

1938年7月1日，为庆祝建党十七周年和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延安举行了大型的活动。

京剧艺术工作者阿甲导演并参加演出了一部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改编的抗日题材的京剧《松花江上》。

在这部戏中，阿甲与江青同台演出，阿甲演的是父亲赵瑞，江青演的是赵瑞的女儿。

据当时的“鲁艺”学员回忆，在排练中阿甲经常都是手把手地教江青，并为她设计了一些很有个性的唱腔和动作。

演出后，教员等领导人步入后台化妆室慰问演员，就是这一次，教员认识了江青。

据目击者原“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翟林椿回忆，他当时提着铁皮水壶给首长们倒水，见到江青上前同教员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据说三个月之后，江青与教员结婚。不久，阿甲被江青请到家里做客，并与教员和江青一起吃饭。

此时的江青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八路军制服，剪着齐耳的短发，显得清秀而干练。饭桌上教员与阿甲交谈，江青只是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

阿甲对此时江青的印象不错——文静、朴素而又平易近人。

后来阿甲与方华在延安结婚，江青还专门前往祝贺。

江青为何紧抓《红灯记》不放

1964年9月，江青交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一个沪剧剧本《红灯记》，建议改编成京剧。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总导演阿甲接受了改编任务。

《红灯记》公演后，江青对剧本及演出百般挑剔，导致《红灯记》一改再改。同时，江青不断发动对阿甲的批斗，否定他的劳动成果并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押入干校进行改造。

林默涵认为：《红灯记》是剧组全体艺术家通力合作的结果，但主要编导和负责人阿甲起了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

阿甲后来曾写道：“江青既然认为我和她‘顶牛’，为什么不及早地把我撤掉，把这个戏叫别人去搞？何必要我这样的人和她‘顶牛’呢？”

江青了解阿甲的创作优势，因此即使阿甲后来不听她的话，但她一直没有撤掉阿甲。她心里明白，阿甲是最合适的人选。

江青从《红灯记》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在《红灯记》成功之后，她又安排阿甲去搞《红色的种子》、《平原游击队》这两部现代京剧。

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江青急于想将《红灯记》抢到手，向阿甲发起了残酷的争夺战，这两部现代京剧也就此搁浅。

记者曾问阿甲：“江青为什么要抓住这部现代京剧不放呢？”

阿甲认为，江青死死抓住《红灯记》不肯放手，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为自己政治上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红灯记》是江青这种“积累”中所挖的“第一桶金”。

江青知道，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没有任何的政治资本。建国前她没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没有到前线去打过仗，更无所谓战功。

别说是与那些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相比，就是与高层领导的夫人们相比，她也没有邓颖超等一批党内女中豪杰的资格与资本。

建国后她一不懂经济，二不懂建设，唯一一点就是曾经唱过京剧，演过电影，所以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宝”押在这上面。

其实在1962年前后，江青对于现代京戏并没有兴趣，当时中国京剧院想将话剧《迎春花》移植成现代京剧，江青知道后不但不支持，反而给以否定了。

与此相反，曾经演过传统京剧的江青对于古装戏却情有独钟。

记者不解：“江青为什么后来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1961年，剧作家孟超创作了一部名叫《李慧娘》的戏，后来被人们称作是“鬼戏”，上演后人们觉得

很新奇，观众不少。可是不久这个戏就受到了来自高层的指责，有的地方也就停演了。

这个时候，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杂文家、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却写了篇文章，题目叫《有鬼无害论》，为这部“鬼戏”辩护。

教员看了这篇文章，对此提出了批评。

1962年9月24日，教员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小说《刘志丹》美化了高岗。

他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1963年年初，教员在观看了《李慧娘》后，作出了要对“鬼戏”进行批判的决定。3月，中共中央点名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9月，教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要出社会主义之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12月12日，教员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个报告写了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根据教员的指示，政治局委员乌兰夫提出明年（1964年）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

江青作为第一夫人，长期以来帮助教员从事整理文件的工作，隐性地位很高。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教员对于文艺界的一系列指示和乌兰夫的建议江青很快就知道了，她感到这正是自己大出风头、“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阿甲等剧组人员对于《红灯记》的改编成功，使江青见“桃”眼开，但又不便强夺，于是就随心所欲地横加挑剔，数百次地改来改去。

美其名“千锤百炼”，目的仍是削弱原改编者的影响，凸现她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江青不断实施的“《红灯记》战略”。

关于江青对《红灯记》的“指示”，是所有“样板戏”中最早也是最多的。这些“指示”的一个中心，就是她曾为这部现代京剧“呕心沥血”。

江青在对“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作指示时就说：

“《红灯记》这个戏走了弯路，弄成了畸形，光剩下李铁梅，把李玉和给砍掉了。……建议他们改，也不愿改，阻力很大。”

1965年6月1日，江青在给云南省京剧团的“指示”中自吹自擂地说：“为了使《红灯记》的思想性、艺术性比较统一，比较高，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因为京剧院的同志都是搞老戏的，他们本身既缺乏工农兵的生活经验，缺乏革命斗争经验，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我的意见。”

1968年9月16日，当《红灯记》已取得了社会的认同并引起强烈反响之后，江青就将阿甲点名为:

“阿甲是个叛徒，也可能是个特务。要彻底打倒他，他就把这戏搞成修正主义的”。

江青讲这些话的时候，阿甲已被剥夺了发言权，因此人们听到和看到的，都只是江青的一面之词。

加之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江青利用手中控制的强大舆论工具，在全国上下大造舆论。

所以多少年以来，人们还存在着许多错觉，认为《红灯记》是江青一手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