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越野车冲撞与数名警察对峙的持刀者，这是“正当防卫”吗？

11月12日，郑州一名男子手持30厘米刀与警察对峙的视频引发全网热议。现场数名警察配备警棍、钢叉、盾牌等装备处置，期间使用催泪喷剂对持刀男子进行劝导制止。就在持刀男子后退移动之际，一辆路虎车倒车调整角度后加速冲撞，将其撞倒在地，随后警察迅速上前完成制服。

事发后，不少网友为车主行为拍手叫好，有法律界人士称其构成“正当防卫”。但结合现场细节与法律规定审视，这起事件的定性并非如此简单，更需警惕“见义勇为”被异化为不受约束的“私力惩戒”。
一、核心结论：驾车冲撞难符正当防卫的法律要件
正当防卫的认定有明确的法律边界，绝非“见险就上、见刀就撞”的任意行为。根据《刑法》第二十条及相关司法解读，正当防卫需同时满足三大核心条件：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且具有现实危险性；
防卫行为是制止侵害的必要手段，无其他更缓和选择；
防卫强度与侵害程度相适应，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但从现场情况来看，这些要件并未完全成立：
持刀男子已被催泪喷剂影响后退，未呈现持续挥刀袭警或追击群众的紧迫状态；
警察人数占优、装备齐全，局面处于可控范围，并非“非撞击不可”的极端情形；
车主选择的汽车冲撞属于高度危险行为，与警察未使用致命手段的处置节奏形成明显反差。
这种超出必要限度的强力干预，显然不符合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
二、警方处置已达可控状态，私力介入缺乏紧迫性
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危险正在升级且公权力无法及时制止”。本案中，警察已形成有效处置阵型，通过催泪喷剂成功压制持刀男子的反抗意愿，其后退移动的行为表明侵害能力正在减弱，危险程度持续下降。
若现场出现持刀男子扑砍警察、追击群众等紧迫场景，车主的干预或许具备防卫正当性。但在警方处置有序、危险逐步化解的情况下，突然采取驾车冲撞的强力手段，本质上已超出“协助执法”的合理范畴，更接近主动发起的“私力惩戒”，与紧急防卫的核心要件相去甚远。
三、汽车冲撞属高度危险行为，绝非“善意帮忙”
很多网友认可车主的主观善意，但法律评价行为的核心是客观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汽车作为高速移动的重型工具，冲撞行为的后果具有极大不确定性：
可能造成被撞者骨折、残疾甚至死亡等严重伤害，本案中虽无生命危险，但已突破“必要限度”的底线；
警察尚未使用致命手段，车主却直接采取极具杀伤力的干预方式，属于主动制造额外危险；
现场有围观群众与执法警察，高速冲撞极易引发连带伤害，干扰警方既定处置方案。
好心不能成为突破法律边界的理由，“见义勇为”更不能以制造新的危险为代价。这种超出合理限度的协助行为，本质是危险行为而非正义之举。
四、不当定性的隐患：法治不能让位于“私力冲动”
若将此类行为直接认定为“正当防卫”，可能引发一系列法治风险：
公权力执法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被削弱，公民私力干预可能取代有序处置；
容易诱发模仿效应，出现“谈判中有人撞人、争执中有人冲顶”等混乱场景；
模糊“防卫”与“加害”的界限，让“以暴制暴”获得不当合法性，最终破坏社会秩序。
正如法律明确规定，对于显著轻微或已受控制的不法侵害，直接使用足以致人重伤的方式制止，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正当防卫是“合法防卫权”，而非“任意开火权”，更不能成为冲动行事的挡箭牌。
五、责任认定的关键：善意不能抵消行为的违法性
法院认定此类行为时，通常会综合考量撞击力度、造成后果、主观动机及警方现场处置状态等因素。但可以明确的是，直接将驾车冲撞定性为“正当防卫”并不严谨：

车主的主观善意值得肯定，但主观动机不能凌驾于法律规定之上；
公民协助警察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但协助行为必须在合法边界内进行，不能以违法方式实施协助；
即便未造成严重后果，这种高度危险的干预方式也已触碰“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红线。
六、见义勇为要有边界，法治社会拒绝“私力越界”
见义勇为是值得弘扬的美德，《民法典》也明确紧急救助行为可免责，但这并不意味着“见义勇为无禁区”。公民协助执法的权利，必须以尊重法律边界和公权力专业性为前提。
真正的法治社会，既鼓励公民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更要求这种“挺身而出”符合法律规定与社会秩序。让民警以专业手段处置危险，让见义勇为在法治框架内发挥作用，才是既保护公共安全，又维护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
若任由“善意”突破法律边界，将“私力惩戒”包装为“见义勇为”，最终只会让社会从“有序执法”滑向“人人自危”的混乱。这绝非我们所追求的正义，更不是法治社会的应有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