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第一书记夫人”的命运

来源：摘自《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原题：狱友群像

作者：马识途

在昭觉寺监狱里，有两个著名的女同志，一个叫肖理，一个叫郑瑛。她们两个都是延安出来的老革命，都在省里担任着重要的领导工作，肖理是省轻工业厅的副厅长，郑瑛是省妇联主席。郑瑛还曾经到中国科学院分院来和我搭档过，做党委副书记。她们两个自然都是货真价实的“走资派”了。

但是她们两个还有不同寻常的身份，前者是西南局第一书记的夫人，后者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夫人。所以在“文革”中，造反派都把她们说成是“第一夫人”。她们被抓到这个监狱里来，据说和这个“第一夫人”的身份是有关的。

延安时期的李井泉夫人肖理（右一）

这两位“夫人”，说句公道话，其实算不得是夫人，和那种入城后便什么也不干，或者挂名不做事，或者三天两头请病假，不去上班，在家里养尊处优过好日子的真资格的“夫人”完全不同。她们都是抗战初就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入城以后担负着一个方面的领导工作，如果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她们是实打实地在走的同志。我和她们过去比较熟，所以我可以证明。

后排右三为廖志高夫人郑瑛（1973年11月在大寨参观）

这里说的虽然是实情，可是她们到底被造反派以至被“新生的红色政权”当作两个“第一夫人”，捉到这里面来关起。而且似乎把对两位“第一把手”的愤恨，都弄到她们的身上来发泄，对她们的态度特别恶劣。我想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现在在省革委会里最“关火”，最有势力的所谓“二挺”，就是因在宜宾地区自造的独立王国里作恶多端，被两位“第一把手”打落下去的。他们对于两位“第一把手”自然是恨之入骨，所以一当“文革”开始，他们就下结造反派，上连“中央文革”，平步青云，坐上省革委的权力宝座，自然是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了。对于两个“第一把手”，自然是要抓起来大批特批，大斗特斗，并且株连一大片当权派的了。

刘结挺（时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

但是中央却忽然把两个“第一把手”都弄到北京去监护起来，“二挺”想要在他们的身上发泄仇恨，办不到了。于是顺理成章地把两位“第一夫人”抓起来，弄到这个监狱里来细细地打磨，也就不足为怪了。

张西挺（时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之妻）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有的，把她们两个抓起来，要她们和她们的丈夫划清界限，揭发西南地区两个最大的“走资派”、两位“第一把手”的走资行径和罪恶勾当，不是革命的需要吗？

但是据我所知，她们两个，无论在外面时，造反派怎么触及灵魂、触及皮肉以致触及筋骨，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无论抓到这里面来，对她们管理得如何苛严，责令她们老实交代她们丈夫和她们自己的罪行，她们似乎都无动于衷，一直不肯低头认罪，不肯写交代材料。

于是软硬兼施的办法都使了出来。“二挺”是有名的报复能手，岂能叫她们好过？这一点她们是深知的。后来的事实也是我亲眼得见的。

她们两个的性格我知道是很不相同的。省委的“第一夫人”郑瑛是一个倔强的人，不肯信邪，也许按现在的说法，可以叫作“女强人”。西南局的“第一夫人”肖理看起来却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虽然大字报上说她在轻工厅里称王称霸，在这个监狱里却是温文尔雅，不大作声，把一切都看得很淡，一切都按照监管人员的指示办。她们两个都常常被拉出去批斗，把对她们夫君的愤怒都倾倒在她们的头上，吃的苦头不少。一个回来看上去愤愤不平，满腔怒火的样子；一个回来看上去却是不动声色，心安理得的样子。

挨批斗时的李井泉

郑瑛在监狱里是有名的“女犟人”，常常和管理人员对着干，硬顶牛。于是多吃苦头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没有进这个监狱前，是被关在锦江宾馆二楼。她被关在我的房间的斜对面。那时不仅革委会的人常来找她的麻烦，有时造反派的人也来，或就地审问，或拉她出去揪斗。于是我就常常听到这位“女犟人”在和他们对抗，或者在吵，或者在喊。有时就听到“低头”“站起来”的训斥声，有时听到“嘭嘭”的声音，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她正在被触及灵魂和触及皮肉中。而且听起来她不肯屈服，在进行抗辩，所以折磨的时间就比别的人久些。

左起：廖志高、李井泉、贺龙、阎红彦

最使我惊心动魄的是有一回，我听到改造者在她的房间里折腾一阵后，忽然看到两个大汉倒提起她的脚，“乒乒乓乓”地从我的门口拖了过去，她的头拖在地上，我看到她披头散发地一头是血，令人胆战心惊。开饭的时候，我问那送饭的服务员，他说，他们拉她出去批斗，她就是不去，罚她的站，要她请罪，她还是不干，于是被狠揍了一顿，强制倒拖出去上批判会去了。他最后似乎是欣赏地说：“这个女人，硬是犟得可以。”

我们都被关到昭觉寺这个监狱来以后，她被关在另外一个小院，武斗她的声音我自然是听不到了，可是有时开饭的时候，她到我们的小院来拿饭，倒开水，却看到她不知是为了什么，站在那里被罚站。看她还是那样昂首不语，桀骜不驯的样子。那看守的战士叫她拿起饭走，她也不理，站在那里，好像要等那个处罚她的改造者来，向他讨个“说法”似的。我就知道她在这里面的日子大概也不好过，然而她还是顶着，不肯低头。这真叫我肃然起敬，够得上一个“女强人”的称号。

肖理却和郑瑛不同。她在这个监狱里表现出是一个比较柔顺的女人。或者在监管的看守看来她是一个“弱者”，一个好对付的人。但是我知道她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是到了这里矮檐下，才不得不低头罢了。她对于一切都看得很淡，保持沉默寡言的样子，其实她是在奉行“沉默是最大的抗议”这句格言。也许她才是真的“强人”。她明白在这里面是没有什么道理和是非可说的。而且她估计“二挺”绝不会让她轻易过去，一切都只有等着瞧了。她到这里面来和我住同一个小院，她的号子在我住的号子的背面一排，斜靠着我的号子。

她本人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最多是随大流走过资本主义道路罢了。但是她却比关在这里面的别的走资派所受的“照顾”多得多，不仅总少不了有许多外面来的造反派来监狱里提审她，每一次提审实际上就是一次批斗会，而且常常把她拉出去上这儿那儿的批判斗争会，把对她丈夫的批判都堆到她的头上来。而且上那种斗争会，实在不是文明社会里所常见到的，她遭的罪比我们哪一个都要惨些。这是我跟她去做过一次陪斗，而亲眼得见的。

有一次，外面来人拉她出去斗争，不知为什么也通知了我去做陪斗。拉我们的汽车还没有来，我们两个人坐在地坝边石条上等。她向我打招呼，想和我说话。说实在的，过去我和她虽然有些往来，可是由于她的丈夫那样无情地把我抛出来，毫无道理地点名批判，结果落个到这里来坐牢的下场，我不想理会她。她却偏要找我说话，她说：“今天轮到你来做陪斗了。”

我说：“怎么把我拉来做你的陪斗？”

她冷冷地说：“我这也是代人受批，不是说你是他的‘车马’吗？怎么没有资格做陪斗？”

我明白了，大家批她，实际上是批关在北京的西南局的第一把手的。我是他的部下，自然就沾上边了。她好像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批判会了，满不在乎的样子，宽慰我说：“出去经风雨，见世面也好嘛。”接着她提醒我说：“你该穿得厚点才好。”

其实她不知道，我也算是一个挨斗争的老把式了，早有挨斗的经验。我出来时早已做了准备，把棉坎肩穿在衬衣里面，从外面看不出来，而且我还有秘密的防身武器，在裤子里绑上了护膝。因此我可以经得起下跪和武斗。但是我不想告诉她。

过了一会儿，车子来了，平常我们被拉出去，是坐的大汽车，省委书记杨超被拉出去也是坐的大汽车。今天来的却是一辆吉普车，对她可算是优待了。我们上车后，我自觉地坐在车子中间的地板上，把头低下去，不得东张西望。肖理却不学我的样，而是坐在吉普车的坐板上，而且抬头望着外面。这对于她又算是特殊化了。车子还没有开动，她用手拉我一把，指着她旁边的坐板说：“坐起来。”我看一看押解我们的战士，好像没有不准的样子，我就起来坐在她的旁边了，而且也抬头看车外的景象。这的确要舒服得多。

车子弯来拐去，不知道是开到什么单位，我们对这个毫无兴趣。反正和过去上批斗会的标准格式一样，一下车就有几个彪形大汉，把我们揪了起来，像提小鸡一样，一趟子提到大会场的台子上去，照规矩做成喷气式模样，然后在一片打倒口号声之后，爱听不听地等到那千篇一律的又臭又长的批判稿念完了，再提回到车上去开回来，完成任务。

只是有点不同的，肖理不肯认罪，一要她交代她丈夫的罪行，她总说“不知道”，再说就是“你们去问他本人嘛”。这不是故意放刁吗？于是愤怒的拳头就雨点般地落到她的头上了。她还是沉默着，忍受这一切。这大概已经成为她的家常便饭了。回来的路上，我看她好像没有那回事似的，木然地望着外边。

从那次以后，肖理在放风的时候，总想和我打招呼，或者无言地向我笑一笑。很显然她想取得我的好感。

有一次放风，肖理忽然走到我坐的台阶边来，和我坐在一起。说实在的，我对她没有什么好感，我不想多和她打照面。现在她坐到我的身边了，我不得不打招呼。说了几句闲话后，她显然是有意识地对我说：

“我知道他做的有些事情，对不起你，希望你能谅解。那个时候他也是莫奈何，从北京宣布中宣部是阎王殿后，各地都抛出宣传部长来，他不得不把你和李亚群抛出来呀。”

我当然知道她说的那个“他”指的是谁。但是我对于第一把手，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抛出来，宣布为“反革命”，在报上点名大肆批判，心中是有气的。她现在来替她的丈夫表白，我听不进去。我说：“你现在来说那些所谓‘莫奈何’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都被抓进来了，不都是一样的命运吗？”

她听后默然。过一会儿她又说：“你的命运和我不同，你是出得去的，我是出不去的了。他们强迫我写揭发他的材料，我一张也没有写。我只希望你出去后，告诉他，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他的事。”

哦，我明白了，她今天特地来和我坐在一起放风，说闲话，原来她是有打算的，她想要我将来出去替她给她的丈夫传话。

但是我自己的命运到底怎么样，我自己并不能掌握。刘结挺一回四川，发表的第一篇施政纲领式的大块文章《打倒西南区最大的赫鲁晓夫》上，就捎带地点了我的名，把我算进他的“反革命”黑名单里了。

说我是“走资派”，这倒没有什么，反正大家都走资，按大家的规格检讨就是了。但是省革委里我的专案组来追究我的是：我是不是四川叛徒集团的首脑，以及我是不是一个国际间谍的问题。这种诬陷是可大可小的，谁说得清？既无法去台湾查证，更无法到苏联和美国去外调，谁知道什么时候才算有个头呢？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地狱呢？

肖理自然不知道我的这些莫须有的问题。而且说实在的，就是我被放出去了，也没有兴趣替她去传话。因此我只用这样的话来回答：“谁知道我两个哪一个先出去？”

有一天大清早，我还没有起来呢，忽然听到我的号子后边一排号子外边，有许多人在说话，就像是在肖理的号子门口。过一会儿，声音更大，来的人更多。一会儿我从窗边望出去，一个人用被单包着抬过去了。打早饭的时候，我便听说：“肖理自杀了。”

我乍一听说，很是惊异，但随后一想，我才明白，她是早已蓄谋自杀的了。她前几天在放风时来找我说话，其实就是她来向我做最后的交代，想要我替她出去给她的丈夫传话，说她没有揭发她丈夫的任何问题，她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他的事。现在想起来，她最后来给我替她丈夫做解释，希望我能谅解，并要我替她出去传话，都是出于她的一片好意，我却一点也没有理会。想起来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后来听说，她的自杀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的。在这个监狱里，最难的事恐怕就是自杀了。每时每刻不仅有看守的战士一直在盯着你。吃饭和喝水的时候盯着你，放风的时候盯着你，劳动的时候盯着你，上厕所的时候盯着你，睡觉的时候更盯着你。号子里的灯吊得老高，通夜照明，还要你的头向着窗户睡，便于他们观察。还要你的两只手放在被子外睡，怕你的手在被子里搞什么小动作。不准自己带药物进去，外面也不准送药进来，有病吃他们开的药的时候，也要看着你当面吞下去。把你的衣物中一切可以作为自杀工具的东西，都要没收，一切布条布带不能有，腰皮带不能系，超过颈围的鞋带也不能有，刮胡子的刀片更是禁物，小钉、针头、可以吞下去的金属物件，都要没收。可以说，要想在这里面自杀，真是难上加难。但是肖理还是克服一切困难，自杀成功了，真可说是费尽了心机。

听说肖理有失眠症，她每天睡前都要服安眠药。在这里面关起来的人年岁较大，本来多有失眠毛病，经过这样那样的折腾，又在高灯长明下，谁能安睡？很多的人差不多天天睡前都要求服安眠药，这已经成为常规。肖理天天要求服用安眠药，并没有引起谁注意。不过有严格的规定，服用安眠药，必须在监视下当面看你吞服了才算数，一片也不准留下。你想服用安眠药来自杀，是根本办不到的。但是肖理正是用安眠药自杀的，她哪来的足够数量的安眠药片呢？据说是她在服用安眠药片时玩了花样，她当着看守的面把安眠药片放进嘴里，吞一口水，看来是吞下去了，其实她把药片放在舌根下，根本没有吞下去，等看守走后，她把安眠药吐出，积攒起来，达到足够自杀的片数，然后一次吞下去，便达到自杀的目的了。一个人在这里面想自杀，要经过如此复杂和诡秘的过程，要每天当着看守的面，用巧妙的办法积攒安眠药片，不动声色，坚持二三十天，可见她真是用心良苦，也可见她（自杀）的决心是多么大了。

后来又有人说，肖理不是吃安眠药死的，是她把她的一条布床单偷偷撕成小条，连接成布绳，在木床架上吊死的。到底是怎么自杀的，大家实在没有兴趣去深究，反正肖理是已经自杀死了。除开这两种办法，在这里面恐怕是再也没有可以采取的自杀办法了。

肖理自杀了，在我们这些“走资派”里，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大震动。在没有进这个监狱前，在外面听说这个“走资派”被打死了，那个“走资派”被迫上吊了，还有本来有病被折腾而死的，还有不愿受辱受苦吞了安眠药片安乐而死的，还有的人从锦江宾馆九层楼上跳楼壮烈而死的，真是见多不怪了。然而肖理自杀的事，却惊动了监狱的管理当局，他们除遵照省革委的指示，当众宣布肖理畏罪自杀，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可耻的叛徒外，便是实行大清查，把我们每一间号子都翻个底朝天，把一切认为可以作为自杀工具的东西都没收了。放风和劳动也看得紧一些了。这么闹腾了几天，监狱重新归于平静。

但是我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我老在想肖理自杀的事。我想她是在自己感到自杀有把握了，才来找我说话，传达她的遗嘱的。来找我谈话的前一些日子，她在放风时总想接近我，向我微笑，对我表示好感，我跟她出去陪斗时，她那么表示关怀，恐怕都不是无所谓的吧。可惜我竟然一点也没有察觉，而且没有答应替她传话，她在死前恐怕是抱憾终天的吧？我一想到这里，真是失悔之至。我好糊涂，竟然忘记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古话。

直到后来我出狱后，我的心里总想着肖理的自杀，记挂着她最后嘱托我向她的丈夫传话的事，我总感到良心的不安。过去我在挨她的丈夫、我们的第一把手的整治时，立下了誓愿，将来我要是平反了，他如果不向我表示道歉，我决不再去看他，无论他做了多大的官。

后来他被解放后，果然做了大的京官。许多老部下都去看望过他，我到了北京，就是不去看他。连我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每次他都要到四川代表团来看望大家，每次我都借故上街去了，不想见他。曾经被他在四川整过、后来在纺织部任副部长的刘瞻告诉我说，他曾见到过我们第一把手，他对刘瞻表示了道歉之意，并且托刘瞻转告在中纪委工作的张黎群表示歉意，可是就是没有我。

甚至他后来到四川来，还在南充说过地下党的一些坏话，我更不想见他。连邓小平同志来成都，接见大家，一块儿照相时，他也来了，我避开了他，坐得远远的，不和他打招呼。

但是我一想起肖理的自杀和她对我的嘱托，我在良心上又受着折磨，总觉得对不起肖理。后来有一次我们到金牛宾馆去看戏，进了小礼堂，才知道第一把手又到成都来了，就住在金牛宾馆，今晚上也来看戏。他坐在前排沙发里，我坐在后排椅子上。

过了一会儿，忽然，我仿佛听到肖理给我说话的声音，我经受不住良心对我的谴责，不知怎么的，我站了起来，径直走到前边，坐在第一把手后边的椅子上，他见是我，向我打了招呼。我来不及向他打招呼，匆匆地对他说：“我和肖理关在一个监狱里，她自杀了。她自杀前对我说，要我出来告诉你，她没有写一份揭发材料，没有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

我亲眼看到，他的眼圈登时红了，用手绢在擦泪，不断地在“唔唔”地哼着，我知道他很伤心。我没有告辞一声，便走到后边坐下了。

我完成了我应该完成的任务，心里马上感到平静了。奇怪，我忽然在心里产生一种快感，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你也有今天呀。你的爱人在‘文革’中自杀了，你很伤心。你哪里知道我在‘文革’初挨你的整时，我的爱人也被折腾死了，我很伤心。”

但是只有一会儿的快感，幸灾乐祸的心理马上消失了。我自己责备自己，我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坏的心理，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不觉得可耻吗？其实我们不都是一样地受“文革”之害吗？他的痛苦落泪，反倒在我的心上留下不光彩的烙印，给了我痛苦。

作为弱者的肖理自杀了，作为强人的郑瑛后来被放出来了。我一直在想，郑瑛临大难而不屈，不害怕被整死，敢于对着干，骨头很硬，诚然是强者。肖理自杀了，没有等到平反，难道就是弱者吗？她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在压力面前便打胡乱说，不惜昧着良心去揭发自己的同事、朋友，以至亲人。有的甚至顺杆溜，为了自己脱祸，为了成为新贵，不惜去告密，打小报告，坑害别人。她没有屈服，甚至不惜以死相抗争，她不也是一个强者甚至是最强者吗？

我很想歌颂这样的强者，在那监狱里的时候就想写诗来歌颂在那种时代不可多得的硬骨头。然而不知怎的，我竟然没有写出来，而且现在也还写不出来，实在抱憾。现在我把她们在监狱里我知道的事写出来，也算是一种弥补吧。

作者简介

马识途（1915～2024），原名马千木，1915年1月生，革命家、作家、书法家。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曾任成都川康特委副书记，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著有《清江壮歌》《夜谭十记》等，晚年写下文革亲历《沧桑十年》。105岁出版《夜谭续记》，107岁出版《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创造世界罕见的出版纪录。《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被著名导演姜文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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