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 马叙伦：从书斋走向革命

编者按：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等26位文化教育出版界和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今年是民进成立80周年，本刊特邀马叙伦孙女马今撰《马叙伦：从书斋走向革命》，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长孔娜撰《从北平到上海：雷洁琼的救国心路与行路（1935-1946）》，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张恺新撰《民进北上：大道同行向光明》，上海译文出版社原编审沈维藩撰《寻访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旧址始末》，以展现民进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光辉历程。

2025年，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将迎来成立八十周年的辉煌时刻。八十年，在人类文明史中或许只是短暂一瞬，但对于一个自诞生之日起便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奋斗不息的民主党派而言，却是一段充满艰辛探索、英勇斗争与辉煌成就的壮丽史诗。当我们站在这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回望，有一个名字，与民进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人生轨迹汇聚了个人理想与时代洪流，最终奔涌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广阔海洋——他就是民进的主要创始人、首任民进中央主席，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战士马叙伦先生。

1949年初，周海婴为马叙伦摄于沈阳铁路宾馆

马叙伦的一生（1885-1970），几乎贯穿了中国从晚清衰亡到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整个剧变时代，是一部近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求索、在挫折中觉醒，最终找到历史正道的典型缩影。他的人生关键节点，与民进从思想孕育、组织创建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时刻高度契合，相互印证。

风雨如晦，书生意气——民主思想的萌芽与奠基（1885-1919）

马叙伦的民主启蒙与救国志向，根植于晚清民族危亡的深重苦难和西湖之畔的革新风气中。1885年4月27日，马叙伦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书香门第。家道中落后，母亲邹赘梅坚韧不拔，以十指劳作维持家计并坚持让他读书，对他说：“你爸爸没有得志，是他一生的恨事，你要替你爸爸争气”，教导他继承祖父的书香，培养了他刻苦自励、奋发图强的品格。

新学堂里的革新洗礼。1899年夏，马叙伦进入了养正书塾。这所学堂受古今中外文化、思想的多种影响，成为他思想觉醒的关键场所。在这里，他遇到了恩师陈黻宸。陈先生不仅是国学大师，更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和革命倾向的学者。他给学生们讲了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的历史，并推荐阅读讲述明朝亡国历史的书和西学著作等，有意识地启发学生反对民族侵略和反清革命思想。马叙伦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清军入关的暴行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他研读王夫之的《黄书》，接受了“可禅、可继、可革”的朴素民主观念。同时，他也通过《天演论》 《民约论》 《法意》 等西学典籍，懂得了“物竞天择”“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道理，书中对立宪、分权和法治理想王国的憧憬让马叙伦耳目一新。陈先生的教诲，使马叙伦“不知不觉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了……又不知不觉懂得须要革命了”，革命思想“发生在十六岁”。

国难刺激与早期实践。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西逃。陈黻宸将这一消息告知马叙伦，他闻讯痛哭不已，开始思考救亡图存的问题，这种刻骨铭心的国耻感，成为他毕生救国事业的强大动力。在书塾期间，他与志趣相投的汤尔和、杜士珍被誉为“三杰”，义结金兰。他们不仅学业优异，更积极投身学生活动，如联名上书学校增设了体育科目，创立了学生自治组织，用自己的奖学金创办“皆大欢喜藏书楼”以传播新思想。1902年，因反抗校方压制，马叙伦等六名高材生被开除，他们赴日留学的愿望就此落空。因为家贫，再也无法得到在校读书的机会，马叙伦早早走上了社会。这一年，马叙伦刚满17岁。

沪上报界与革命熏陶。失去学籍的马叙伦怀着愤懑与希望随先生陈黻宸和宋恕、学友黄群等5人来到上海谋事。为《选报》摘取文稿和起草评论文章，负责校对和发行是马叙伦的第一份工作。不久，《选报》创办者赵祖德请马叙伦操持筹办《新世界学报》，担任主编。《学报》共出版15期，马叙伦发表了20余篇文章，其中《女子教育评议》《儿童教育评议》呼吁从保国强基的高度重视妇女、儿童教育问题，关怀儿童成长，从小培养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勤劳品格。1903年《学报》停办。不久，他应邓实之邀，参与编辑《政艺通报》，并成为“国学保存会”骨干和《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这一时期，他看似矛盾地既传播西学，又倡导“国粹”，实则有其内在逻辑：旨在“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以激励民族精神，服务于反清革命。他发表《记郑涛诗祸事》等文，借古讽今，抨击清廷文化专制。这些报刊撰稿活动，使他跻身上海进步知识界，与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党人交往密切，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他积极参加张园爱国集会，聆听章太炎等人“总是大声疾呼的革命”的演说，从他们的演讲和文字中深受教益，不但思想日趋进步，而且在日后讨袁复辟、抗议段祺瑞临时执政、支持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救亡和反独裁、反内战等长时期的斗争中，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看到正确的方向。

1905年，马叙伦随汤尔和东渡日本，在东京拜访章太炎，经章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确立了革命立场。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初创，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诸领域振启固弊、革故鼎新，使传统的皇权政治形态初步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的形态，一度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生机”。马叙伦因此认为清政府被推翻了，共和也已建立，革命的目的达到了，今后只是怎样建设中华民国了，应让学有专长的人去做。自己本来不晓得什么是政治，本行是教书，还是做教书匠为好，认为“教育办好了，政治也就办好了”。故而在民国初年政党竞相成立的形势下，马叙伦却没有加入当时的各种党派团体，依旧能“超然物外”，专心教育事业。

北大任教与五四淬炼。1912年10月，汤尔和创立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前身）。第二年春，马叙伦应邀担任国文教员，兼做文书事务。1915年又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马叙伦决心不仕袁世凯，赶在其登极前辞去北大和医专的教职，以示抗议，并暗中联络友人起兵讨袁。当时北京、上海等地报纸都特别报道了这件事，影响很大，被誉为“挂冠教授”。

1918年，马叙伦(一排左四)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同仁及第二届毕业生合影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马叙伦重返北大，积极支持蔡元培的改革，因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卓著，成为中文系台柱之一，又被公推为校评议会委员。他致力于教学和撰写《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学术研究。“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虽感“平地一声雷”般突然，但迅速投身其中，被推举为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书记、主席，成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1919年冬至1921年6月，他与李大钊等先后领导了三次索薪运动，为保障教育经费和维护教师尊严奋力抗争，在“六三”事件中，他率众赴总统府请愿，遭军警殴打，头部受重创，却斗志愈坚。这场运动使他深刻认识到“‘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为外交问题，在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底下，改成了一个时代的意识，被青年首先接收去了”，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意识。通过斗争，他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才能得到极大锻炼，其“办事也相当老练起来了”，完成了从学者到民主战士的重要转变。

上下求索，砥砺前行——从教育救国到政治参与的困顿与觉醒（1920-194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叙伦在救国道路上经历了从“教育救国”理想与黑暗政治现实激烈碰撞，到最终认清方向、坚定斗争立场的曲折过程。

1932年4月2日，马叙伦（后右一）和母亲、儿子（左一）等在北平和平门内松树胡同合影

教育行政的实践与挫折。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马叙伦曾几度出任教育行政职务。1921年，他临危受命，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彼时“一师”刚经历“挽经护校”风潮，局面复杂。他继承经亨颐的革新精神，推行教师治校，尊重学生自治，聘请朱自清、叶圣陶等新派教师，稳定并发展了学校。第二年，他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在任内的 2 个多月里，他锐意改革，先后视察萧山、绍兴两县，“给浙江乃至全国开了一个教育厅长不专在公事房看报告的风气”。同年及1924年，他两度应友人之邀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1924年曾代理部务）。在任期间，他努力维持教育秩序，为解决经费问题奔走，并支持了学制改革。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镇压学生制造“三一八”惨案。马叙伦投身爱国群众反对段祺瑞政府卖国行径的斗争中，亲眼见证了军阀政府的血腥残暴。1926年5月，马叙伦因抗议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揭露军阀政府的暴行，与李大钊一起遭到“通缉”。1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慷慨就义。1928年底，他第三次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参与了大学学制改革和国民教育计划的启动。然而，在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背景下，其教育理想屡屡受挫，他深感孤掌难鸣。这些经历使他领悟到，在反动政权下，企图通过“好人政府”或改良来振兴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

重返书斋与抗日救亡的先声。政治实践的挫折，使马叙伦一度将重心转回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他潜心著述，完成了《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重要学术著作，成为享誉学林的大家。然而，“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马叙伦再也无法埋头书斋，他与许德珩、尚仲衣等进步教授积极联络，发动北大师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坚决反对胡适等人“不抵抗”的论调，主张“教书不忘革命，读书不忘报国”。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南京政府却继续妥协退让。这时，秘密传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马叙伦读到中共《八一宣言》，深受鼓舞，犹如在难明的长夜里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他积极响应。1936年初，他与许德珩、白鹏飞等共同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并被推举为主席。该会发表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起来抵抗，是民族的生路”，号召“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挽救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他冒着风险，在北平学联纪念淞沪抗战四周年大会上慷慨陈词，表示“誓愿和同学们共赴国难”。此后，他又被推选为“华北民众救国联合会”主席，他们联合149人署名发表长篇宣言，号召“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挽救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这与上海马相伯领导的救国会遥相呼应，“南北救国，‘惟马首是瞻’”成为美谈，成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在五四运动十七周年纪念会上，他勉励学生继承五四精神，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救中国。因积极投身救亡活动，他遭到特务监视和胡适等造谣中伤，最终被迫离开北大，于秋天举家迁回杭州。

困守“孤岛”与气节坚守。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马叙伦知道日本侵略者很快会把战火烧到东南，就近迁入相对可以避乱的上海法租界。日伪势力多次利诱，企图利用其声望，均遭他严词拒绝。老友汤尔和堕落为汉奸，邀他出任伪教育总长，他斩钉截铁地回绝：“我是为了坚持抗日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困难严重，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但愿汤总长珍惜前程，保持晚节。”

马叙伦困居上海，他蓄须化名邹华荪，矢志做中华子孙，他闭门著述，过着清贫自守的生活。陈公博曾是马叙伦北大学生，但他却追随叛国投敌的汪精卫。秘密暂住于马叙伦家中的中共地下党党员请马叙伦出面邀请陈公博会晤，劝其不要与汪精卫同流合污，而陈却执迷不悟，反请马叙伦出来帮忙，出任伪立法院院长或上海市市长。马叙伦断然拒绝，表示绝不会出来帮日本人忙。1940年初，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陈公博走马上任伪立法院院长兼政治训练部部长，后又任上海市市长，他几次托人向马叙伦致意希望登门拜望，均遭马叙伦拒绝，他用蕴含历史掌故的诗《垂老》（两首）愤怒声讨汪伪卖国行径：“垂老将闻割燕云，更输岁币更监殷。连横计就秦为长，和议称臣构署文。不师沫请归侵地，不学汪锜作国神。降表独修归命急，降王长已属他人。”此时的上海，物价飞涨，物资短缺，生活更加艰苦，马叙伦的生活时有断炊之虞，陈公博派人送米送钱，却遭马叙伦拒绝。

马叙伦曾为亲友在康脑脱路（现康定路）六十号所开的小书店题匾“明德书店”，并以此地掩护上海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电台，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书店被迫停业。困居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抒发爱国忧愤情怀的诗词，如“苍鬓愁中日月长”“寒冬独坐思如潮”等句，悲愤之情溢于笔端。这段异常艰难的时期，磨砺了他的意志，也使他更加深刻地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为日后创建民进、寻找正确的政治方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共倡明主，风雨同舟——创建民进与反内战争和平（1945-1946）

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当局假和谈、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图谋，马叙伦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毅然从书斋走向斗争前沿，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

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经常和《周报》 《民主》的创刊人以及其他主要撰稿人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严景耀、傅雷等，在原联华银行旧址（现西藏南路26号）聚会座谈，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逐渐在马叙伦的周围形成了一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另一方面，地下党员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经谢仁冰介绍，马叙伦与王绍鏊会面。叙谈间，马叙伦认为王绍鏊观点正确，论证充分，很受启发。从此两人经常来往，志趣相投，对时局的许多看法和主张都很一致。于是，在马叙伦和王绍鏊主持下上海的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和工商界的爱国民主力量得到了结合，开展各种活动，并在《民主》《周报》等刊物上撰文，协同作战。不久，由于斗争的需要，大家都觉得志同道合的同志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以便有效地进行斗争。此议一提出，立即引发共鸣，经过酝酿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中国科学社总办事处召开，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了。

马叙伦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实际为主要负责人）。他亲自参与起草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等核心文件，明确提出“实现民主政治、停止内战”等政治主张。民进的创建，标志着以马叙伦为代表的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有组织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六二三”反内战运动与“下关事件”。为汇聚更广泛的民主力量，马叙伦积极奔走，联合各界。1946年5月5日，他牵头组织民进与中国民主同盟等52个社会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并被公推为常务理事。“人团联”的成立，整合了上海各界民主力量，为后续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马叙伦在《欢呼“人团联”的成立》一文中指出，这是“上海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其任务是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奋斗。

全面内战危机迫在眉睫，马叙伦领导“人团联”发起组织了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为核心的大规模反内战运动。6月23日，上海各界群众十万余人齐聚北站，举行欢送大会，马叙伦担任大会主席并慷慨演说。随后，他以请愿团团长身份，与雷洁琼、阎宝航等9位代表和2位学生代表奔赴南京。

当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暴徒长达数小时的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代表身受重伤，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马叙伦在暴行面前大义凛然，“来的时候，早经决定为着国家民族，拼了这条命”。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代表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慰问受伤代表，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发来慰问电。马叙伦深受感动，对周恩来表示：“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虽然被殴受伤，但是“对于和平的努力始终不敢少懈”，他希望“上海及全国的人民必须仍向这个方向努力，把国家于危险中救出”。随后在5天内连续发表《南京七日记》《亲记南京下关事件》《记“六二三”下关事件后的余感》3篇文章，披露真相，规劝国民党“顺应人民所希望的”，并宣告：“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着送还他们一颗原子弹！”这次事件使他更加坚定了跟随中国共产党奋斗到底的决心。

1946年6月23日，南京“下关事件”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赴南京中央医院分院看望马叙伦等受伤代表

立遗嘱明志。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马叙伦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1947年，面对国统区波澜壮阔的民主力量，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了一系列穷凶极恶的措施：6月25日，最高法院检察署发布“训令”通缉中共领袖毛泽东；7月4日，下达“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7月9日，撤销政治协商会议名义和政协秘书处组织；随后，训令各级地方组织对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中下层人士“不问情由如何，一律格杀勿论”；10月27日，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并公开诬陷民进领导人。“戡乱动员令”下达后，全国被列入黑名单的有6万之众，仅10月份就有八个城市2100人被杀。此时，马叙伦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和公开威胁，随时都有遇害的危险。10月30日深夜，他写下遗书，并于第二天写信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提出严正抗议，表示“捕杀不辞、驱胁无畏”。

在遗嘱里，马叙伦对死亡的态度非常坦然，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他说，如果他被逮捕，必死无疑，他有自己的理想信念，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他认为身体不过是一副皮囊，没有什么好珍惜的，如果遗体已经被毁被弃，就不要去寻找了；如果还有遗体，就将遗体火化成灰，播撒海陆。不要再请人撰写传记，不要发布讣告，不要举办丧事。如果想纪念，在他母亲的墓前立一块石碑，仅仅写上他的姓名就可以了。他相信国民党必亡，虽然他现在不能看到，但子女们一定能看到，子女们看到，就跟他看到一样。

这份遗嘱手迹是在1985年发现的。对马叙伦的这份遗嘱，习仲勋同志曾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高度评价：“马老这种临危不惧，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献身革命的高尚节操和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响应号召，北上建国——从香港到新政协（1947-1949）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剧打压进步民主力量。1947年底，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马叙伦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他秘密转移至香港。

图为马叙伦（右一）和郭沫若、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何香凝等民主人士在香港合影

踣敌于笔端。马叙伦从上海转移至香港后不久，于1948年初连续在《华商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做中国人该勇敢地迎接大革命》《从“正名”说到民主国家的叛逆》《中国人民不会再受骗》《我们该大踏步前进》等政论文章，指出“民主是中国人民一致要求，挡着民主实现的便是人民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主义的为解放绝大多数的工农民众而有武力的集团，是工农民众的救星，是为国家人民而斗争的先锋集团”，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应走的道路，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罪行，笔锋犀利，影响极大。

当时，在香港的民进会员并不多，马叙伦与王绍鏊、徐伯昕等根据需要，吸收了一些新会员，于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民进港九分会，成为民进在港会员组织活动的平台和民进在港理事会的日常办公机构及理事会成员重要的组织生活平台。马叙伦、徐伯昕、柯灵等总部领导人多次参加港九分会理事（扩大）会议，他们经常与先后来港的民进会员及新会员开展活动，同时秘密联系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潘汉年、方方等中共香港分局的同志，座谈国内形势，讨论斗争策略。

响应中共“五一口号”。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马叙伦执笔起草，并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五一口号”，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随后，他发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当然领导者”，公开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这是马叙伦和民进在政治道路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选择。

1950年6月，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马叙伦向毛泽东反映学生健康水准下降的情况。图为毛泽东听取马叙伦汇报

北上参与筹建新政协。1948年底，应中共中央邀请，马叙伦秘密离开香港，乘船北上，辗转到达东北解放区。他先后抵达沈阳、北平，积极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作为民进的首席代表，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的定都、国旗、国徽、国歌等事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获得通过。新中国成立后，他提议10月1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并被采纳，该建议成为人民政协历史上第一件建议案。

执掌教育部，鞠躬尽瘁——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开拓（1949-1970）

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长（1949年10月—1952年11月），后任高等教育部部长（1952年11月—1954年9月），为改造旧教育、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接管、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体系。他坚决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文教政策，领导了对旧有教育事业的接管与改造，接管了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收回了教育主权。他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总方针。他特别重视工农教育，大力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业余学校，保障了工农群众受教育的权利。

主持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马叙伦具体主持了1952年至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这次调整奠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加强了工程、师范、医药等薄弱环节，为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奠定了基础。尽管这项工作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但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全面关怀教育事业。马叙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中小学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以及学生的健康问题。他坚持“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关心学生身体健康。他作风深入，经常到学校视察，倾听师生意见。他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初创和奠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马叙伦因健康原因不再担任政府部长职务，但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继续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领导民进坚定不移地跟中国共产党走，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8年6月5日，他在病榻上写下了最后的题词：“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这句话成为民进全会公认的政治嘱托。

1958年6月5日，马叙伦最后的题词

由于早年革命斗争中的伤病和长期超负荷工作，马叙伦晚年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70年5月4日，马叙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85年的人生岁月，马叙伦从一介书生转变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呕心沥血。他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的历史功绩，正如他所坚信的那样，因其始终“在正道上行”而光耀千秋。

（来源：《世纪》2025年第6期，作者：马今，作者系马叙伦孙女、辽宁省沈阳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