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11月4日),默沙东宣布与黑石生命科学基金达成一项研发资金合作协议,黑石将提供7亿美元资金,支持默沙东以近14亿美元引进科伦博泰TROP2 ADC sac-TMT在2026年产生的部分开发成本。作为回报,默沙东将以sac-TMT未来一定的收益权来换取本次的融资。
实际上,现在已有多篇文章分析了黑石对sac-TMT下手的原因以及背后的战略思考,但要注意的是在去年2月份,同样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MNC联手VC的事件:吉利德与风险投资公司Abingworth就TROP2 ADC药物Trodelvy达成了类似合作,Abingworth将向吉利德提供最高2.1亿美金,用来开发Trodelvy部分临床试验,尤其是NSCLC相关临床试验,而Abingworth将在监管机构批准Trodelvy预先指定的适应症后获得固定付款,以及Trodelvy NSCLC适应症在美国销售的特许权使用费。
两家MNC与VC之间的合作,乍一看令人费解,难道MNC沦落到竟然需要为单个药物引入外部资金?加之这两款产品均靶向TROP2,也引发了不少猜测,难道是MNC对这些TROP2资产失去了信心?
这两笔交易背后,是否预示着创新药研发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而身处 ADC 赛道 “内卷” 中的中国药企,又能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
01
MNC与VC的合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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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德与 Abingworth 的合作始于 Trodelvy 在肺癌适应症上的挫折。2024 年初,吉利德公布 Trodelvy 用于二线 NSCLC 的 III 期试验 Evoke-01 失败,未能达到主要疗效终点,但公司同时强调在某一患者亚组中观察到潜在获益。就在这一背景下,Abingworth 决定入局,双方达成合作聚焦该亚组人群的后续研发与监管申报。
虽然FDA 最终拒绝了这一基于亚组数据的申报请求,吉利德也随之放弃了 Trodelvy 的二线 NSCLC 适应症,不过仍保留其在一线 NSCLC 领域与 Keytruda 的联合疗法 III 期试验。从结果来看,这是一笔风险与收益并存的尝试,Abingworth 的押注未能换来预期回报,但吉利德却通过合作成功转移了高风险适应症的研发成本,同时聚焦更具潜力的联合疗法方向,堪称 “及时止损” 的典范。
而默沙东与黑石的交易则呈现出不同特征。目前sac-TMT正处于全球多适应症拓展的关键阶段,拥有 15 项关键临床试验。此次黑石 7 亿美元预付款的注入,并非因为药物研发出现挫折,而是默沙东在推进大规模临床试验阶段的主动选择。
对于默沙东而言,黑石的入局,恰好为默沙东分担了部分资金压力,而默沙东仍保留核心权益,形成 “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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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MNC与VC合作对比
而从VC视角来看,核心逻辑则是“价值洼地的精准挖掘”。
ADC 赛道的高增长潜力是吸引 VC 入局的重要前提,预计到 2028 年全球 ADC 市场规模将超过 300 亿美元,而 TROP2 作为实体瘤领域的热门靶点,对于黑石来说则是看好sac-TMT成为默沙东应对K药专利悬崖后的核心主力产品的潜力。
该药物广泛的适应症布局,意味着一旦成功,市场空间巨大。黑石此前在与Alnylam关于vutrisiran的合作中,仅1.5亿美元的投入,在4年内就带来了至少翻倍的超额回报,这为它们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Abingworth的视角来看,尽管Trodelvy在二线NSCLC受挫,但吉利德仍在推进其与Keytruda联用用于一线NSCLC的III期临床试验(EVOKE-03)。因此它可能赌的是该药物在这一前线治疗领域,或是在其他癌症类型中的未来潜力。
两者的共性更为突出:均发生在 TROP2 ADC 这一高价值赛道,均是 MNC 在药物后期研发阶段引入 VC 资本,均以 “特许权使用费” 为核心回报机制,均体现了 MNC 对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思路。
除此之外,与直接投资创新药企需承受技术、运营、资金链等多重不确定性,回报依赖企业估值增值相比,VC选择直接与MNC合作,仅需应对临床推进与监管审批的聚焦性风险,还能直接借力 MNC 的全球临床网络、监管经验与商业化渠道,以特许权使用费模式绑定销售业绩,回报确定且退出路径清晰。
这种差异让后者成为生物医药资本寒冬中,VC 平衡风险与收益的优选,与前者 “高风险、高潜在回报” 的逻辑形成鲜明互补。
02
对中国药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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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基本解释了这两笔交易的本质,并非 MNC 对资产信心不足,反而是一种精明的风险管理和财务策略。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默沙东的sac-TMT源自国内科伦博泰的创新成果。这次合作证明了科伦博泰的研发价值获得了全球顶级资本的间接认可,愿意引入外部资本来加速推进。
而在之前的《科伦博泰,ADC一哥坐不住了》一文中,也曾写到过以sac-TMT为核心的ADC管线网络,正在帮助科伦博泰成为未来无可撼动的基石企业。
这同样也表明,中国创新药已从技术输出阶段,升级为全球核心资产的重要源头。对于众多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来说,这展示了一条凭借卓越的自主研发,与国际巨头和顶级资本平等合作,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路径。
对于中国药企而言,尤其是处于临床后期的 ADC 项目,或许可借鉴这种 “MNC+VC” 模式,通过引入专业生物医药 VC 机构,药企保留核心适应症的主导权和商业化权益,同时享受合作适应症的特许权收益。这种模式既能避免单一企业承担全部风险,又能加速临床试验进程,尤其适合那些资金有限但拥有优质资产的 Biotech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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