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工业改革浪潮中的张爱萍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高度集中的产业，该如何去适应这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大市场呢?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4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一样，纳入整个国家规划，由国务院统一组织和管理。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理上述4个工业部的全面业务工作。这意味着延续了30年的我国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从此将不复存在。

　　国务院体制调整方案在会上拿出来后，父亲说，“总理，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

　　总理说：“也好，先不做决定，就请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

　　会议还没有散，父亲就打电话给杨尚昆，建议马上召集各总部、军兵种负责同志开会。吃过午饭，各军兵种的司令员和有关部局的领导就集中在三座门了。会议一开始就炸锅了，具体怎么开的我就不清楚了，反正知道最后推举一个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工委的副主任当代表，与国务院协商。

　　后来听到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议论，说又不是断他们的粮，反应这么激烈，真没想到。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层，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吧，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

　　1984年11月，军委座谈会期间，我和文件起草组的同志们无意中闲聊，谈起这次会议上提到的关于“国防工业自成小天地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这话是有所指的吗?“小天地”，究竟寓意着什么呢?

　　晚饭后我陪父亲散步，闲聊中谈起了这件事。

　　“什么小天地?”他说。

　　咳，文件上都有了!你开会肯定又在想自己那摊子事。我把文件给他找出来。他看了后说：“军工体系是历史形成的嘛!又不是谁非要把住。中央决定了拿出去，我们执行就是了。”

　　小天地与独立王国何异?他对这一说法是难以接受的。

　　我曾问过父亲这方面的事情，但他的回答很精练简洁：“上面定的。”多一句都懒得说。而且他还是很恭敬地执行了这个决定。

“国防科技的领先不是坏事”

　　父亲于12月26日在这份文件上批示：

　　总理：“杨副主席要我请示你有何指示，以便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对此建议，遵你曾对我指示的原则，我说明如下几点意见。……其另外项，可不必要。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

　　不难看出，他的用词极为恭敬，不是批评过他是个“惹不起的人吗”?但他还是挺倔的。我又不是要饭的!要拿就一起拿过去吧，何必遮遮掩掩的!

　　总理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

　　父亲晚年回忆时说：“80年代初，我遇到的问题是，国防工业系统，军工产品需求量减少了，研究、生产部门过剩了，除二、七机部还有事干以外，搞常规武器的力量一下子都闲下来了。我提出，军工企业搞民品，一定要在国务院的统一规划下进行。但他们那时把国防工业只视为包袱。我和赵总理为核电站吵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两年后，我们自己搞起来了，他们这才发现国防科技力量确实有优势。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这些部门通通转向搞民品，武器装备也不管了……

　　“这就出现了新的矛盾。例如六机部改成船舶工业总公司后，海军要船，双方就只能讨价还价。

　　“我看到这样的言论，认为国防尖端科技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现状不协调，是畸形发展。这是不对的，我说是特形。国防科技的领先不是坏事，正是我们的强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通过国防科技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它、削弱它，甚至是取消它。”

“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

　　国防工业要不要改革?父亲认为，当然要!但怎么个改法要从国情出发。美国搞的是市场，苏联搞的是计划，我们是沿袭的苏联。在冷战中，苏联垮了，但是不是因此就转而走美国的路?

　　从1979年到1983年，父亲会同国务院对三线建设进行了调整：一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一批基建工程;二是将军工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向民品生产;三是对选址不当，难以维持，或者重复建设的，实行关、停、并、转。1983年底，国务院成立专门机构，对三线建设进行全面调整改造，一是调整企业布局，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三是技术改造。

　　在和父亲的谈话中，我问，你的观念是不是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老套路上?

　　父亲说：“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商品。市场经济也不是唯一的，国防、环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就不是市场说了算的嘛!”

“改革是必须的，但不是只有照外国的去做才叫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历史形成的，衡量它的标准不是市场效益，而是战场效益。不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是国家生存的安全利益。”

　　“再有，军队不是单纯的买武器。从战争需要出发，不仅要考虑军品的价格和质量，还要考虑生产企业的战时应急能力和技术发展趋势;而民品，买的人只考虑价格和质量就够了，没有哪个人会考虑企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因此，军品竞争决不能是简单的优胜劣汰，将失败者彻底淘汰出局。”

　　“我不反对改革，我说的是改革步子大小的问题。在国际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谈何容易。弯子太大、太猛了，多少年都捋不顺。掉下来，再赶就难了。”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违心地去做他不情愿去做的事情，第一次看到他有自己的见解而不去陈述。那个浑身是刺的张爱萍上哪里去了呢?

　　我对他说，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你为什么不力陈你的意见呢?

　　父亲说：“怎么没有提过?你没有看到这句话吗?‘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国防工业，国家安全，究竟走什么路?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和原因。”

　　但父亲似乎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这句话给删掉了。

回函小平：“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

　　他曾想过要说些什么，但最后都放弃了。他说：“没有意义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起来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父亲以国防部长身份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达成了中美两军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中美两军最高层的协议。可谁知道，外交部驻美使馆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张爱萍违反中央确定的不结盟的原则，和敌对势力搞战略同盟。

　　其实，仅仅是因为美方不同意非军事人员进入参联会大本营，这个人觉得丢了面子，说这是歧视性政策，应该取消会谈。父亲说，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这封告状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给了杨尚昆，说让爱萍先看一下。杨把信给了我父亲，父亲顿时就被激怒了，说了声：“无耻!”顺手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

　　哪晓得秘书见是小平同志处来的，既然首长批的有话，就把信给退回去了。邓小平一看真气坏了，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张爱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写的是些什么?我父亲还嘴硬：“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国防部长是该撤职嘛!”

　　事后，我们都说他，小平同志这样处理，已经很够意思了，你怎么这样任性呢?他也很沮丧，一言不发。

　　我感到他去意已定。

反问美国防部长：“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

　　其实，国防改革的预警信号在两年后就发出了。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樨、陈芳允4位科学家向中共中央上书，力陈我国在国际高科技领域竞争中面临的严峻势态，呼吁继续下大力量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争取在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

　　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组织，邀请了124位专家，制订了代号为“863”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

　　1986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重申，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关键是国防科技。

　　2000年，随着“寓军于民”的提出，我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最终成为历史。

　　军工集团公司的结构安排，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从军方的采购来看，也存在着危险倾向。

　　《华盛顿邮报》说，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现在该是中国“断奶”的时候了，否则就该上瘾了。进口的确比自己研发更合算，但从政治和军事上讲，大国不应该拥有自己的武器研发能力吗?进入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正停滞不前，如果在俄罗斯这棵树上吊死，那么中国武器装备也只能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中国经济远比俄罗斯有活力，也更有资助国防工业的经济实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创造就业机会，让国防工业焕发青春，为什么就不做呢?新式装备的下线到最后的使用，还有漫长的过程，军人们的感受就更直接了。有几个懂得俄语的啊?

　　父亲回忆说：“耿飙和刘华清访美后，布朗(美国防部长)来华。和我谈话时趾高气扬的，张口就是，我们美国是不能卖武器给你们的!我一听就火了，但外交场合不好吵架，我就反问他，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他一下呆住了，答不上来。是啊，没有人向他提出过嘛，耿飙、刘华清提的是技术合作。我哪里能饶过他，说你美国是卖给过中国人武器，抗战胜利后好打内战，不过，这倒是帮助我们更快地打败了蒋介石。我在这里要谢谢你!

　　在座的美方人员有点蒙。翻译解释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用的也都是美式装备，只不过那全是从蒋介石手里夺过来的，所以张副总理要谢谢你们。他们愣了一下，也哄然大笑起来。”

　　父亲的腿在“文革”中摔断了，闲暇时妈妈总是督促我们拉着父亲一起活动(当时我从军区调入总参工作)。我们常常是晚饭后，边走边谈。尤其对下面部队反映的一些问题，我感觉得到，他听得很专注。

　　当时，以苏联二战模式为框架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宏观构想的诞生，冲破了我军多年来军事思想的禁锢，成为新时期军事思想领域的第一次突破。但战略方针的修订，势必带动和影响国防建设的其他领域。加之许多领导都相继发表了以苏联卫国战争为参照背景的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文章，在这种氛围下，各个相关领域制定和实行的规划、方针，不可避免的带上大打、早打的全面战争的背景，这就使本身已经捉襟见肘的国防经费无形中面临了更大的压力。

　　一直到1982年新一届军委成立后，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这个宏观构想将会给各个领域带来多大的挑战。训练领域提出了在8个重要方向上陆续组织大演习，而每次演习都将是几个亿的花费。国防工程的费用就更大得惊人了，在战略战役的浅近纵深内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天文数字?更不用说，在各个可能的作战方向上囤积强大的反突击预备兵团，这就使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国防工业面临一个更为吓人的数字，要储备上千万人份的武器装备，不用说新武器的研究了，就是把几年的装备费都给它，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父亲回忆时感慨地说：“当时很难说服那些同志，谁上来都是要得越多越好。我给他们说，储备这样多的老式装备，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搞得自己无力发展。有些同志，心情是好的，经验是有的，不容否定，但观念、知识、能力、魄力都不行，目光短浅且狭隘，所以管你什么破铜烂铁都拿来凑数。当然，他们确有实际困难。但问题在于决断。说到底，不在下面，还是出在军委，不敢拍这个板嘛!”

　　军队面临巨大困难，计划中的“803”演习停止了。我们原想缓口气也好，明年继续干，但紧接着，杨尚昆又亲自叫停了“804”演习，然后，无限期推迟了“805”、“806”、“807”……军队建设走进了一个转换时期。

　　在当时，战略研究还是个禁区。记得当时全军只有一本军事科学院编的《战略学纲要》，还是未定稿，通篇是诠释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思想。所以，在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到，父亲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军事战略的层面，涉及到了国防发展战略的范畴。

　　但在最高统帅部和各大战区、各军兵种的领率机关里，活跃着一群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改革观念的青年军官们。当我把和父亲的谈话告诉这些青年人时，立即引起了共鸣。大家认为，现代战争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持，于是一个层次更高的、范畴更大的国防发展战略提出来了。它涵盖了作战指导和战争准备;涵盖了军队建设和国家国防力量的建设和发展。它属于国家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这在当时，无论是对高级干部还是领率机关，都应该是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