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贵州王”王家烈被划分为地主，他的虎峰别墅卖了多少钱

有个问题一直让人好奇：为何那个曾经叱咤一时的“贵州王”，最后却甘心回老家种花养鸡？

1935年4月，贵阳郊外尘土飞扬的小机场上，一架黄包车般的运输机带着引擎轰鸣划破天际。张学良在驾驶舱里喊：“绍公，系好安全带，咱们得加点油门。”王家烈透过舷窗看着筑城山脉，低声道：“走吧，离开这片是非地。”那一声“走吧”，其实是他跌宕人生的又一次转场。

可谁能想到，这位出身桐梓山村的“背盐老二”，居然一跃成了地方军头号人物？二十年前，他肩挑百斤川盐，双脚磨出老茧，为一口饭到处求人借条。若不是哥哥赌性成瘾把盐货私卖，他或许至今还在山道上喘气。欠下一笔押金，他逃亡入伍，当了黔军新兵——说白了，就是“把命换军饷”那种战士。

黔军里有句顺口溜：“官不出桐梓，酒不出茅台。”靠着血缘乡情，他被周西成看中，跟着桐梓系提拔，一路冲到团长，还被送进讲武学校深造。长句来说，安奉了蒋介石对贵州不服从班底的担忧之后，他被授予“讨逆指挥官”头衔，并在沅江两岸开抽“特货保护税”，利用鸦片课税积累资金，迅速扩张实力；短句来说，他很快干掉老大毛光翔，自封“贵州王”，豪气盖地修了虎峰别墅：洋砖青瓦，花窗回廊，把军阀的张扬写在屋檐上。

可向上攀得快，也向下摔得疼。1935年，蒋介石摆了个“二选一”：要官位，还是要兵权？王家烈选了当25军军长，以为还能保住底牌。结果军饷一拖欠，部下哗变，蒋介石顺势收走了他的军权。短句急促列举：无兵可调、无权可使、只能逃离贵阳；长句缓冲说，他登上张学良的“小汉卿号”离开家乡，心里却打起了鼓：下一站该往哪儿落脚？此后他辗转武汉、西安、遵义，风风雨雨几十年，始终未能重返当年威风。

1949年春天，天下大局已定，他被任命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手里却连一个排都调不动。聪明如他，这次没纠结，拉着一家老小回桐梓，种花养鸡。儿子王守谦说，那天父亲包了两辆破旧商车，挂块“绥署”铁牌，尘土飞起，家人一言不发。解放军进驻遵义后，组织又把他调到重庆学习，安排他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表面风平浪静，暗潮却在土改中涌动。

江苏、浙江那边的土改是怎样的？以工人、贫农为中心，分田到户，限期消灭地主富农。贵州的土地虽难耕，却也难逃分类“地主成分”。王家在遵义和贵阳郊外的田地，不算少，每年收一点新米当口粮，账面一算，地主成分跑不掉。于是要偿还“剥削债”，可钱从哪来？当年靠鸦片税积攒的银两，早在通货膨胀中打了水漂。

这时城乡联络处的人找到他：“王委员，有个法子，卖虎峰别墅。”那栋四层大楼此刻由交通部门办公，王家人反而挤在旁边的旧四合院里。对普通家庭来说，别墅太大，不好用。王家烈默了一会儿，挥手道：“卖。”成交价“二亿七”法币，折算银元，仅仅勉强填上债务缺口。虎峰别墅从此易主交通厅。

老贵阳人后来聊起这桩买卖，总喜欢叹一句：“军阀的壳子，终归落到公家。”卖房之后，王家生活并未潦倒。四合院里花木葱茏，院墙外是一条新建公路。60年代初，已退休的王家烈常拄拐出门，邻居见了喊“王公公，喝碗茶”，他豪爽地点头。年轻人来家做客，他大嗓门吩咐：“茅台开一瓶，别省。”有人问他往事，他摆摆手：“过去的事，翻篇啦。”

与外界的热闹相比，屋内更静。书桌上摊着《列宁全集》，旁边却叠着《左文襄公全集》。他自己打趣：“半截子军人，半截子读书人。”偶尔提笔写字，字迹遒劲，当地志馆拿去翻印补史料，无不称奇。记忆力惊人，桐梓系哪年在哪座山打过伏击，他能说出坡名和暗号，几位学者直呼“活地图”。

1966年夏，73岁的王家烈中风，左侧失去知觉。小儿子背着他从医院到家，汗湿背心。王家烈清醒时交代：“我没给国家添过力，死后别占公地，火葬。”8月11日凌晨，病榻旁灯盏未灭，他平静闭眼。遵义、贵阳两地旧部闻讯自发送行，没有枪声，也没有礼炮，只有几束白菊和一张火化证明。

如今虎峰别墅还立在贵阳市区，红砖外墙被重新粉刷，门楣上依稀可辨当年雕花。偶有游客好奇：“这房子当年值多少钱？”导游笑答：“二亿七，听着吓人，其实还不如今天一套小户型。”数字虽冷冰冰，背后却是一段军阀跌宕起伏的人生——从背盐老二到“贵州王”，再到无兵无权的退休老人，他的故事，正是那个时代缩影。

信息来源： [1] 《贵州近现代史话》 [2] 《黔军与军阀研究》 [3] 土地改革时期贵州省档案 [4] 遵义地方志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