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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以前,曾有一篇文章流传甚广,此文列出两份名单,前一份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等一批清代状元,后一份则是“金圣叹、李渔、蒲松龄、曹雪芹”等一些科举不顺文士。很显然,状元的名字都很陌生,仿佛闻所未闻;而落第文人的名字则个个如雷贯耳,名震天下。作者的意图似乎是历史弄人——别看当年的状元风光一时,其实并无什么用,回过头来谁也不认识他。相反一些当年考不上举人秀才的失意者,倒是成就巨大,青史留名!文章用来鼓励那些考场落榜的年轻人,短时不无鸡汤妙用,若是轻信当真,那就认知偏离,贻害无穷。
且不说作者所列举的“样本”具有倾向性的选择,就这几位看似不闻名的状元,其实也都是著作等身之学者、建功立业之名臣,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武英殿大学士,又任兵部尚书,可谓文韬武略样样精当;江苏太仓人毕沅,乃著述甚丰的文史学家,乾隆帝夸他“才可大用,非词臣能尽其所蕴”。我们之所以不了解,其实是我们的认知盲点所蔽,岂能以己之偏概前贤之全?再说,状元中也有名声赫赫者如翁同龢、孙家鼐、张謇等,他们对中国历史皆有不可磨灭之贡献,其实,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少一位文学家对普通百姓并无大碍,但少一位如张謇这样的状元,“天下谁人不识君?”那么,整个南通乃至我们整个江南的近代史都得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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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
所以,说状元身后无人知晓,以影射“学历无用”的励志“鸡汤”显然有“毒”,作为“安慰剂”临时缓解一下或许可以,如长期饮用必定跌落深坑。说文人落榜照样可以凭才气吃饭,从而赢得大名也难靠其谱,殊不知其成功概率极低,其底层“样本”更是大得惊人,所谓“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用在此处也不算太夸张。因为像金圣叹、李渔这一类的文学天才,是只可仰望而无法跟学的。自古天才不可学,我们常说 “杜甫可学,李白不可学”,就是此理。文前所述的两份名单,喻示着“学历与才气”的两种状态,前者学历尚可努力求来,但后者才气却是爹妈所赐与生俱来,难以强求。然而,学历和才气既互不排斥,又互不替代,它们相对独立但可彼此帮衬。要在一个文化人扎堆的学界文坛里立足,至少两者必占其一,前者是标签,后者是实力。两者全无的人总是在感叹“怀才不遇”,我想那一定是才“怀”得还不够大,因为怀才也同于“怀孕”,到相当的程度,被发现是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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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国柏林留学期间的陈寅恪,摄于1925年
学历高可以唬人,才气大足以傲人。钱锺书说:“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的一方纸也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都掩盖起来。”那么《围城》里的方鸿渐,只得买一张克莱登的博士学历,来掩饰自己那“赤条条没有包裹”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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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围城》时期的钱锺书和丁聪设计的初版《围城》封面
而史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考学位只是求名,而他读书是为求真,当其才学已大到用不着包装来证明时,学历对他也就毫无诱惑了。所以陈寅恪留洋十六年,遍读柏林、哈佛等名校,但他的学历还是当年中国公学的那张纸。由于学历只是标签,衡量的标准就只能看“抬头”,当年陈独秀在北大,遇见蒋梦麟校长,虽然蒋已是海归博士,但两人都曾是前清秀才,陈独秀就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回答是考策论秀才,陈独秀听完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你策论秀才值钱。“先前比你阔”的心理油然而生,蒋梦麟只得连忙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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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
民国时期没学历而成名的自然也有,但就整个比例来看,肯定是凤毛麟角。像钱穆、沈从文、金克木等都只有小学学历,却当上大学的名教授,那有时代因素以及观念的开明。譬如只读过中学堂的梁漱溟,考北大没被录取,却因一篇谈佛学的文章,被蔡元培看中,直接请来北大当教授了。放今天简直难以想象。
有的人是天生“学历控”,著名史学家陈汉章学问渊博,有“两脚书橱”之誉。他二十五岁即中举,后科举废除,他以没能再中翰林而耿耿于怀。京师大学堂欲请他任教,但他听说大学堂毕业即相当于“洋翰林”学历,于是他就一边任课,一边听课,在同一所大学既当老师也当学生,等他以史学各科成绩第一名毕业都已快五十岁了,成为北大历史上一桩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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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象山的陈汉章故居
原标题:《管继平:学历与才气》
栏目编辑:郭影 文字编辑:吴南瑶 史佳林
来源:作者:管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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