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解放前贵州的土匪有多猖獗？女人成肉票，村寨成匪巢！

我们今天谈论“无法无天”这个词，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分量。解放前的贵州，就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秩序彻底失效的样本。

那时的贵州，法律和秩序基本不存在。土匪问题极为严重。这些土匪并非传说中的“绿林好汉”。他们是破坏社会生产、威胁平民生存的武装团体。

1. 匪患的规模

土匪的猖獗程度，可以从1922年的“安龙壬戌事变”中看清。当时，袁祖铭主管贵州省政。一支邻省的匪帮侵入安龙县。这支队伍有两千多人，首领是刘盛堂。

他们攻陷了安龙县城。匪帮在城中系统性地掳走了九百多名妇女和近八百名男子。全城的财物损失无法用数字统计。在当时的贵州，拥有两千人规模的武装匪帮并非孤例。

2. 问题的根源

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成为土匪？主要原因是他们无法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生存。

首先，贵州的地理环境是山多地少。可耕种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和土司手中。绝大多数农民是佃户。他们辛苦劳作一年，收成的五成到七成需要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农民自己留下的粮食，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其次，农民需要承担极重的税负。根据记录，当时的各类附加税名目多达一百四十九项。农民饲养家禽、种植蔬菜，都需要单独缴税。

同时，地方军阀为了获取资金，强迫农民在宝贵的耕地上种植鸦片。这导致粮食产量进一步减少。

此外，天灾频繁发生。旱灾、水灾、蝗灾和瘟疫接连不断。每当灾害发生，农民的活路就断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借债。债主通常是地主、富农或教会。这些债务的利息非常高。春天借一斗谷，秋天可能需要还两斗。这种利滚利的高额债务，农民一旦背上，就永远无法偿还。

当苛政、重税、天灾和高利贷同时压在农民身上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迫走上绝路，放下了农具，拿起了武器。在那个环境下，农民和土匪的界限变得模糊。很多地方出现了“农忙为民，农闲为匪”的现象。一些村寨甚至全员都从事土匪活动。

3. 土匪的行为

土匪的活动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经济。

他们盘踞在交通要道上，抢劫过往的商人。商队不敢通行。这导致许多地区无法获得必需品，比如食盐。

土匪还袭击乡镇的集市。他们会在人流最多的时候包围整个市场，挨家挨户地抢劫。任何反抗的人都会被当场杀死，以此威慑他人。

面对这种威胁，平民只能依靠自己。他们被迫修建防御工事。今天在贵州一些地方还能看到的石头碉楼，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村民们把墙修得很厚，窗户开得很小，只够用来观察和射击。

4. “肉票”与酷刑

直接抢劫有风险，匪徒可能会遭遇抵抗。相比之下，绑架勒索是一种更稳定的获利方式。匪徒称这种行为为“绑票”，称被绑架的人质为“肉票”。

人质一旦被抓，就会被带到深山老林中的匪巢。土匪会使用各种酷刑，防止人质逃跑，并向其家人施加压力。

一种酷刑叫“戴眼镜”。土匪用胶水、石灰等物质糊住人质的眼睛。这不仅让人质无法逃跑，还会导致永久失明。

另一种酷刑是将人质吊起。土匪捆住人质的四肢，使其悬空，并在背上增加重物。这种折磨会造成极大的痛苦和身体损伤。

如果人质表现出反抗，土匪会使用更严酷的手段。他们会用长铁钉或削尖的竹签，将人质的手掌和脚掌钉在木板墙或地上。这会造成永久性的残疾。

土匪还使用一种叫“熬鹰”的精神折磨手段。他们强迫人质围坐在火堆旁，不准睡觉。人质必须昼夜不停地进行机械性动作，比如传递石块。一旦动作停下或打瞌睡，就会遭到毒打。许多人质在这种折磨下精神崩溃，或者因体力不支摔入火中。

5. 女性的遭遇

在所有人之中，女性的处境最为悲惨。

她们除了要承受上述所有酷刑，还要遭受匪徒的侵害。匪徒会剥去她们的衣服，围坐一圈，以她们为乐进行赌博。还有一种酷刑，是用绳子捆绑她们的乳房，然后将她们高高吊在房梁上。

如果被绑架的是年轻少女，匪徒会要求家人支付“快票”。这意味着家人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通常是当晚）送来赎金。如果钱没有及时送到，女孩就会被侵害。在那个年代，这等于毁掉了女孩的一生。许多家庭因此倾家荡产，也无法挽回悲剧。

即便人质被赎回家，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通常也已经垮了。幸存下来的女性，在余生中还要忍受周围人的议论和歧视。许多人不堪重负，最终选择了自杀。

6. “保甲制度”的失效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当时的国民政府本应履行职责，维护秩序。政府确实在贵州推行了“保甲制度”。这个制度的初衷是加强基层管理，组织地方武装来对付土匪。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这个制度彻底失效了。

“保长”这个职位，大多被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所控制。他们通过贿赂或暴力手段获得这个职位。他们的目的不是剿匪，而是利用这个合法的身份，更方便地摊派捐税和欺压百姓。

修文县的保长梁明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公开与土匪勾结，利用保长的权力庇护土匪。他借着摊派军费、劳役的名义，大肆敛财。他还开设赌场，发放高利贷。当地百姓如果要逃避兵役或劳役，就必须向他缴纳高额的“豁免费”。

这就形成了官员和土匪勾结获利的局面。贵州的基层社会秩序，在土匪和腐败官吏的双重压榨下，彻底腐坏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大西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数年。到1953年左右，盘踞在贵州多年的匪患才基本被肃清。

那些匪巢、碉楼和酷刑，都成为了历史。但这段历史，以及它所展示的秩序崩溃的真实图景，不应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