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老师减负，为校园“降噪”！这份文件上了热搜，但落地时难度不小？

如今，不仅中小学生要减负，老师的负担也要减减了！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严格规范发文审核、清单管理督查检查、优化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严控借调借用教师等八方面出台减负举措，为教师们“松绑”。

这份红头文件出台后，经由各大媒体报道后，反响不小。根据记者的观察，相关消息很快登上了多个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而网友的留言评论大多表达了赞赏和肯定——减轻老师的非教学负担，把安安静静的讲台还给老师，着实令人拍手称快。

但在教育一线，不少老师在欣喜之余，也有话要说。不少人直言，心有顾虑和隐忧。事实上，为教师减负的文件并非首次出台，初衷虽好，但在落地过程中，常因各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阻力，导致教师的负担未获实质缓解。

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减法”为何难做？会遭遇哪些意想不到的阻力？如今，随着《通知》落地在即，该如何让各项措施从“纸面”走向“地面”？正如一位校长所言，想要破解减负顽疾，真正卸下老师肩头的事务重担与心头的压力包袱，绝非教育系统“单打独斗”就能完成。

千头万绪的“上级”

这一幕让记者印象深刻：《通知》落地后，记者联系上海市中心城区某学校的教导主任何芳（化名），想问问她的感受。没想到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何芳的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一条消息：“请转发食品安全知识竞赛给班主任和家长，自愿参加。”

何芳有些无奈，但很快给对方发去了回应：“请问这项活动在‘白名单’里吗？若非必要，建议谨慎推进。”

所谓的“白名单”，全称为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是教育部门为规范非教育教学活动、减轻教师负担而制定的制度，明确允许进入校园的社会事务项目清单‌。

此前，有一位教育界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亮出一组在基层学校抽样调查的数据：一年中，形形色色的“进校园”活动有11个主题大类、近130个门类。这些活动的主办单位，除了教育部门，还有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各类专项办以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

近年来，随着教育部门严控进校园活动数量，与教学关联度低的活动、竞赛和评比等明显减少，各类活动通知也多标注“自愿参加”，但“进校园”的困扰仍然存在。

究其缘由，何芳坦言，学校需要应对的“上级”远超教育系统本身，即便教育部门尽量把关、尽可能为学校做“减法”，但还有消防、卫生、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的主管部门。无需多言，每个“上级”部门每学期各自下发一项活动，就足以让一线教师手忙脚乱。

“什么样的活动适合进校园，对有些活动能否直接说‘不’，这是对校长的考验。”一所公办初中校长直言，学校首先是一个教学单位，但也身处社区之中，需要和很多单位包括相关政府部门打交道。一次，这位校长就拒绝了合作单位提出的调研需求，对方还半开玩笑地表达了不满。“有时候，若是学校拒绝了相关调研、活动请求，可能今后在处理相关事务时，也会遇到压力。可能是想到这些情况，有些基层学校的校长最终只能妥协，将一些负担分摊到教师身上。”

因此，为教师减轻非教学负担，精准施策的前提是找到“病根”。这位校长呼吁，对于各类“进校园”活动，建议由主管部门牵头统筹各方需求，避免一线校领导和教师陷入“两难境地”。

记者注意到，最新下发的《通知》明确了进校园活动的“准入门槛”：教育部负责审核省级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每年春季开学前完成备案；省级白名单总量控制在10项以内，动态更新并公开监督；未列入白名单的事项原则上不得进校园，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活动不超过6次，从制度层面为校园“降噪”。

14.5小时的“超长待机”

“报告校长，学校桌椅完好；报告校长，运动场无异常……”这是网络上曾经流传的一个短视频，戏谑地呈现寒暑假教师轮岗值班、承担非教学任务的一面。如今，这样的场景应该可以终结了。此次的《通知》明确提出，法定节假日、周末、寒暑假等无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严禁强制师生参与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等非教学任务。

中小学教师的非教育教学负担，究竟有多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蒋艳双等人，结合对全国24万多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数据，开展了相关研究。根据该团队的调研结果，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每周在非教育教学活动的工作时间有10.29小时，高中教师则达到了11.22小时。如果是额外担负班级管理事务的班主任，一周非教育教学的工作总时间要更长，平均为12.30小时。

在采访中，还有一线教师坦率谈到，这些年，为了给学生减负，“双减”政策的落地着实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在推进过程中带来了新问题。比如，随着学校推出免费课后服务，不少教师的工作量又有增量，面临新的挑战。

一位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算过一笔“时间账”：不少家长每天早晨7:30就送孩子到校，教师需提前到岗保障安全；而到15:30至18:00的课后服务结束后，值班教师还要巡视校园，最快19点才能离校；若涉及晚自修，工作时长还会进一步增加。“粗略计算，不少一线教师在校最长待机时间超过14.5小时。”这位校长直言，平时都不敢多问教师下班后用于批改作业和与家长沟通的时间，“就怕问了以后，除了口头鼓励，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安抚办法。”

据了解，为应对课后服务需求，在上海，部分学校目前采取教师轮岗制：学校中层干部、班主任及语数外等主科教师每周轮岗一次，其他学科教师每两周一次。

针对教师“加班”问题，此次的《通知》明确提出，可通过弹性上下班制调剂休息。但熟悉学校教学情况的业内人士均表示，“这一条要落地，难度不小。”一位初中校长解释，当前初中学段面临人口高峰，教师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全员满负荷运转下，弹性工作制恐怕难以推行。

虚实交织的“负担感”

记者梳理发现，自2019年开始，与教师减负相关的文件、政策已出台不少。2019年，《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清理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2022年《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的趋势；2024年以来，国家及地方教育部门更是持续开展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专项整治行动……

有人或许想问：为何多次出台减负文件，一线教师的负担感没有彻底缓解？其中的难点和堵点何在？

上海一位特级校长分析，减负实则是“虚实交织”的系统工程。就拿此次的《通知》来说，列出的减负事项虽然很具体，但对教师来说，“负担感”是由各类事务叠加后的整体感受——从学生安全护导到各类材料填报，从活动组织到数据统计，琐碎事务累积起来，一些教师确实觉得有些累，难以专注教学。“所以，单从教育角度谈减负，往往‘一拳打在棉花上’。”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柯政指出，教师非教学负担重，涉及教育系统外、行政体系、学校管理、教师自身及家长等多重因素多个环节，单靠整治教育内部一个环节难以根治。在他看来，教育部出台《通知》，是教育系统能做、也该做的事情，为减负提供政策支撑、舆论引导和改革动力。但另一方面，只有与教育相关的各部门、各个环节都有担当意识，才能根本缓解教师负担。

谈及此次《通知》，上海市宝山区求真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陈明宏也有话要说：“检验为教师减负是否成功，标准只有一个。当一线教师能心无旁骛地站在讲台上，脸上有从容的笑容，眼中有对学生的专注，心中有对教育的热爱——当他们从繁杂无效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教育的本真与活力才能真正回归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