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课后服务实施已经七年了。可以说,而自从实施以来,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还可以说,课后服务就是在争议声里强行推行下来的。
家长的态度,可以用“几家欢喜几家愁”来说——确实有的家长欢迎,有的家长反对,而且反对声绝不比支持声音小。
现在,官方终于正视并重视反对的声音了。今天看到北京日报客户端账号转发《半月谈》文章,题为《莫让课后服务“增时又增负”》。
现在看纸质报刊的人少了,估计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半月谈》是啥级别。《半月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新华通讯社主办的面向广大基层读者的重要党刊。怎么样?这个级别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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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半月谈》关注到的信息,那就是表明官方已经了解到了。
在《莫让课后服务“增时又增负”》这篇文章里,清清楚楚地说:
然而,与好评相伴的,有不绝于耳的吐槽甚至反对之声。本是利民之举,为何会陷入众口难调的困境?
当然,文章里先是说了课后服务受到“社会认可”,但是,从文章使用“然而”一词不难体会出,文章重点要说的,是家长对于课后服务后“有不绝于耳的吐槽甚至反对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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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总结了课后服务存在的三个问题:
第一是收费标准惹吐槽。有的地方收费较多,甚至高达每学期近千元。有家长认为这让免费的义务教育打了折扣。
说实话,如果收近千元的课后服务费,确实太高了。这对于家长来说,的确是“增负”。虽然校外托管班收费更高,但是有的家庭本来是不需要参加的,是不需要花这个钱的,在被自愿参加后,却无奈多了这笔本不需要花的支出。
所以,算账不能只看收费低于校外托管班,而是要先看家长是不是需要。家长不需要,哪怕只收一块钱,对于家庭来说,那也是额外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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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自愿参加遭质疑。这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片质疑声,因为一开始基本都是收费的,而且较多,后来才有的地方取消收费,或者降低收费。
《半月谈》文章说的被自愿,其实还没有触及最真实的声音,大概也是留了面子。最真实的声音,是有些地方下达了指标,要求学校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通常是九成以上。于是学校不得已而为之。
第三是作业多。作业多等于是给学生增加负担。文章说:
更令家长困扰的是,部分学生回家后仍有大量作业要写,以致睡眠和自由活动时间被严重挤压。
实际上,课后服务有规定,家庭作业尽量在课后服务的时间里完成,但现实中普遍的情况是,课后服务成了一节课,上完之后,老师还要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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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截图是我选取的两个典型代表,一个是老师的留言,一个是家长的留言。这两个留言共同之处,就是都反映课后服务确实“增时又增负”。
而从我身边同事反映的情况来看,课后服务“增时又增负”不仅真实,而且比较严重。我前几天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过我同事的聊天,她们谈论自己孩子晚上做作业的情况,基本都要到10点。
我认为,上面忽视了应试教育对于课后服务的负面作用。虽然现在限制考试次数,不给排名,但是从教育局到学校,都还是要用成绩作为一个评价指标的。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老师都有把课后服务作为一节课去利用的现实需求。所以,课后服务就不是用来辅导家庭作业的,课后还得布置作业。
可喜的是,文章也关注到了这一点,说:
更为重要的是,学校和教师依然面临学生的学业成绩压力。这种压力不自觉地向课后服务渗透,使其异化为“变相补课”或“集体作业课”。
然而,这一点其实早该预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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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文章里介绍有的地方课后服务实行得非常好,社团活动丰富多彩,但这些情况恐怕只能在大城市那些学校里才能看到,我觉得三四线小城市很难达到。
上面我说我的同事谈论自己孩子晚上做作业的问题,她们都是住在县城里,她们的孩子上的学校,在县城里都是本地的好学校,但是这些学校的课后服务,几乎和农村一样。
至于农村的课后服务,那是可想而知的,所谓社团课,不过是课程表上的安排,通过网络,上传到了教育部制定的网站供检查而已。
《半月谈》的文章还没有关注到,现在有的地方课后服务费发放也出现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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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半月谈》都知道课后服务存在“增时又增负”的情况,不知道教育部会不会调整政策进行改进呢?
我觉得,必须改进,必须扭转“增时又增负”的问题,否则就违背了政策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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