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被捕后继任书记叛变，带军警连环抓人

蔡孝乾被捕后，整个事情像是被拉开的一张网，一点点把原来散落的线头都抓了起来。

故事开始时，并不是所有人就明白后果会有多严重，但随着一件又一件逮捕通告和审讯结果出来，周围人很快就意识到，那不是某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溃败。

起先的问题源于一份地下刊物。

当时有个叫《光明报》的刊物在岛内流传，调查人员靠着对纸张、油墨和印板的比对找到了可能的印刷点，顺着线索连查到基隆。

基隆中学的印刷室被查出油印机和刊物样本，校方有责任人被带走。

那只是最开始，接着高雄、台北等地的支部也被挖出，许多文件、印章、名册被翻出来。

信息一旦被收集起来，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整个岛上的组织系统失去了很多原有的联络点，很多人不得不转移，换地址，销毁证据。

在这些被打击的节点中，蔡孝乾的位置很关键。

他负责的联络和情报在组织里占了重要地位。

1950年一场清晨行动里，他被抓获。

搜出的资料里有密码本和成员名单，这些直接的证据让情治机关很快有了后续动作。

蔡孝乾的供述并不是孤立的陈述，而是把一些原本隐藏在不同地方的名字连成了网。

名单从几十个名字扩展到几百，警方拿着这些名单一一清查。

那段时间，街头到处是通缉令，警车巡逻成常态，夜里有人被敲门带走，公众处于高度不安之中。

面对这样的打击，残存的人员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躲藏，彻底断绝组织联系，另一些则试图重建。

重建的努力在台南出现，陈福星成为重整的枢纽人物。

他和少量剩下的人通过秘密的信使与外界取得联系，尝试继续把组织的骨干聚合起来。

重建的原则很直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公开宣传，也不能在人多的城市里继续活动。

重心必须转到山里、农村，也就是桃园、新竹、苗栗一带的山区。

那里道路难走，人少，便于掩藏和转移。

组织改成小组化，三到五人一组，互相之间知道的事情有限，通信改口传，尽量不留书面痕迹。

凡事以安全为先，宣传的功能被压缩到最低，主要任务变成保持联络与收集情报。

山区确实提供了些安全，但也有自己的难处。

山里生活辛苦，食物、药品、医疗、替换衣物都不是容易的事，夜里还要提防巡逻和搜山。

成员白天要伪装成农夫、伐木工或者挑夫，夜里再去做组织的事。

依靠地方居民的帮助有时是生存的关键，但也有风险：一旦某个联系点出了问题，秘密就会暴露出去。

情治机关也不是不动的，他们在各地设分处、组织人力侦查，渐渐把山里的隐蔽空间也挤压出来。

1952年春，苗栗那边的搜查显示了这种风险的现实。

情治人员通过线索和举报，开始在鱼藤坪等山区进行清查和围捕。

一次次的排查导致一些据点暴露，有人被逮捕，文件被缴获。

在这波行动里，陈福星被捕并被押送台北。

他被捕后，官方发布了抓捕通告，并宣布所谓重整后的省工委被侦破。

被捕、审讯和通告这些环节在当时是恐吓与控制社会的有效手段。

政府方面还有一套“化敌为友”的做法，劝导被捕者公开表态，接受所谓的“自新”。

被批准“自新”的人有时候会被放回社会，甚至安排到官方部门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惩治也是吸纳。

不仅仅是几个人的命运被改写，这些行动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

原本在城市里运作的联络网被瓦解，转为分散到山里的小组。

城市里的人开始害怕与陌生人有过多来往，工会、学生会等曾经的动员场所要么沉寂，要么被重整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那些被捕的人，他们的家庭也被牵连，父母、配偶、子女会因为一个逮捕而生活陷入困境。

长期以往，这种高压的治理模式让许多普通人选择回避政治，过一种尽量低调的生活。

几次大的围剿之后，事情逐步进入另一种状态。

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官方在基隆郊外鹿窟一带进行大规模抓捕，逮捕人数达到数百人。

各地潜伏点被连带清查，文件、印章、名册不断被收缴。

官方通过公告和档案把这些事件写成一个结论：组织已经被肃清，匪情得以控制。

档案里也出现“自新批准”的记录，说明部分被捕者选择或被迫接受这种身份上的处理。

那些被“自新”并安置到官方系统的人，从表面上看已经从敌对方转为可控资源，但这种转变对个人内心与社会评价而言，并不一定意味着彻底的改变。

历史的记忆不是简单的官方档案所能完全覆盖的。

档案上有文字，有名单，但那些在暗处活动的人，他们的经历、恐惧、家庭的无奈，很难被一纸文件记清楚。

很多人选择了沉默，后来也常常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度过余生。

也有人被“自新”后进入当局体系，原来的敌我关系在形式上被修改，但人的记忆和社会的眼光并不总会随着一纸文书而改变。

回头看整个过程，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轨迹。

最初的城市宣传和多点联络在被侦破后显得脆弱，倚赖少数核心人物的单链条在被切断时后果严重；于是组织向山地转移，采取小组化和口传的方式以求生存；国家的情治系统通过物证比对、线报、供述扩展以及制度化的布控逐步穿透这些隐蔽空间；与此同时，官方通过公告与“自新”程序把这些事件转化为政治宣示，完成对抗争话语的收束。

最终，许多人不得不放弃公开的斗争，选择低调的生活或被体制吸纳，历史在档案里有文字记录，但在民间则留下很多空白。

这段历史带来的不仅是对一个组织的瓦解，也是对许多个体生活轨迹的重塑。

有人在监狱里年复一年，有人在山里苟且偷生，有人被迫改变身份走进新的职位。

很久以后，档案被翻开，笔迹露出，会议记录被人拼接，历史学者可能会把这些线索连成故事，但那些在暗处度过的日子、那些在家里默默承受的亲人、那些因为一纸供述而改变命运的人，他们的全部经历无法被完整还原，只能在零碎的证据中被后人一点点拼合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