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不喜欢被贴上女权主义标签，曾在派对上被下药猥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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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在被推动的情况下才写就了她的新回忆录《生命之书》。其结果揭示了塑造她作品的种种经历（以及一些冷落、轻慢）。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不喜欢被人称为先知。

当我问及为何她的小说常常显得具有令人不安的预测性时，她给出了那句尖刻的回应：“各位冷静点。如果我真有这本事，我早就去操纵股市了。”

不过，她也承认自己偶尔确实说中过。

当她在1985年出版《使女的故事》（

The Handmaid's Tale

自那时起，小说中那些曾让缺乏想象力的书评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件竟一一成真。

在美国部分地区，堕胎已被定为非法。法治感觉日益脆弱。叛乱者袭击了国会大厦。审查制度盛行——阿特伍德本人就是频繁的攻击目标。

当我向阿特伍德指出这些相似之处时，她依然驳斥了自己能预知事物发展方向的看法。

“有先见之明不等于预测。”她最近在多伦多与我共进午餐时告诉我，“人们只记得你说对的时候，却忘记你说错的时候。”

85岁的阿特伍德一如既往地风趣、狡黠幽默且直言不讳，倾向于将她不太喜欢的问题抛回给提问者。“所以呢？”她会用她那低沉、沙哑的单音调说。

阿特伍德戴着一条亮粉色和橙色相间的围巾，衬托出她锐利的蓝眼睛，显得精力充沛、乐观开朗。

她刚从为期两周的北极圈之旅归来，在那里她看到了鲸鱼、北极熊和其他野生动物，并正准备为推出《生命之书》（

Book of Lives

1972年的阿特伍德

回忆录是阿特伍德尚未尝试过的少数文学形式之一。

在她近六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已出版了50多本书，包括诗歌、短篇小说、非虚构作品、推想小说、心理惊悚小说、儿童读物、图像小说和历史小说。

她的作品被改编成芭蕾舞剧、歌剧、电影和电视剧，其中包括基于《使女的故事》改编的获奖电视剧集。

她两次获得布克奖，其作品在全球以50种语言售出超过4000万册。她始终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物。

多年来，阿特伍德一直坚称自己对写回忆录没有兴趣；她觉得那会很乏味。当我问她是什么改变了主意时，她起初归咎于她的出版商。

"他们把我磨得没脾气了，"她说。

然后她沉默了片刻，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一句话：人死了，”她说，“有些话，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你不会说，但现在可以说了。”

《生命之书》并非一本言辞激烈、清算旧账的爆料回忆录，尽管其中确实包含了一些这样的内容。

阿特伍德抨击了童年时期折磨她的欺凌者，严厉批评了那些曾居高临下对待她的男性评论家和采访者（他们质疑她如何能既写作又兼顾家务），并揭示了加拿大文坛有时如何成为一个恶毒流言、嫉妒和背后中伤的温床，尤其是在诗人中间。

“诗人，总的来说，并非完全心态平衡或不嫉妒的一类人。”她写道。

阿特伍德承认，一旦被得罪，她会耿耿于怀，并且她偶尔会在自己的小说中进行报复。

“所以呢？”当我问及她爱记仇的倾向时，她反问道，“这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特质，但为什么要否认呢？”

不过，《生命之书》主要是一本关于塑造阿特伍德成为作家的经历的书。

“你生命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我们总是在重写它，无论你是不是作家，”她说。

‘我知道你们的名字’

阿特伍德1939年出生于渥太华。她小名叫佩吉（Peggy），童年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魁北克省北部的荒野中度过，她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在那里研究导致森林虫害的昆虫。

书籍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娱乐形式之一。阿特伍德如饥似渴地阅读《格林童话》，和兄弟姐妹一起表演戏剧、制作漫画。

一年级时，她开始写诗和小说；其中一个早期故事是关于一只名叫安妮的英雄蚂蚁。

阿特伍德是个笨拙的孩子，养过一条毛毛虫当宠物，有时甚至难以融入群体。

9岁时，她遭到一群女孩的霸凌，她们对她进行羞辱，比如把她丢在雪地里，把她埋进坑里。她在小说《猫眼》（Cat's Eye）中借鉴了这段经历，该书讲述了一个女性在童年时遭受其他女孩恶意欺凌的故事。

但当被问及这个故事是否是原型时，她总是闪烁其词，因为"主犯"（如她所写）彼时还活着（现在已不在人世）。

阿特伍德过往中的其他恶人则逃脱了公开谴责。

她描述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她在派对上被人在饮料里下药后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地下室的沙发上被一个男孩猥亵：“我知道你们的名字，但这里不会提及，因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你们可能已经死了，”她写道。

阿特伍德是以诗人身份起步的。

1961年，她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双重珀耳塞福涅》（

Double Persephone

The Circle Game

她具有挑衅性的处女作小说《可以吃的女人》（

The Edible Woman

一些读者和评论家将其视为女权主义宣言——阿特伍德至今仍反对这种界定。

“我想，如果你使劲眯起眼睛看，或许可以说我是早期女权主义者。”她说，“但我当时预见到女权主义运动即将到来了吗？没有。”

她写道，这部小说引发了争论——女性评论家认为它具有开创性，男性则普遍感到不安——但这远非一夜爆红。

她的第一次签售会是在埃德蒙顿一家百货商店的袜子和内衣区举行的，当时只卖出了两本。

阿特伍德在国际上的突破来自于《使女的故事》的发行，这本畅销书后来成为政治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之作。

虽然小说设定在未来，但阿特伍德从当下和过去寻找灵感。为了构建她虚构的基督教专制政权，她借鉴了17世纪清教徒的新英格兰、伊斯兰神权政权下对女性的压迫，以及美国基督教右翼的崛起。

1992年的阿特伍德

然而，当小说于1985年出版时，其前提让一些评论家觉得荒谬。小说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小说的荒谬使其“无力吓人”。

"哦，玛格丽特，你肯定在夸大其词，这绝不可能发生，"阿特伍德回忆道。

然而，在1986年该书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后，读者蜂拥而至。

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的右转以及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这部小说产生了新的共鸣，销量激增。

随着一部广受好评的电视剧的出现，它成为了一个更重要的文化标志。（阿特伍德本人短暂客串了一个残忍的洗脑者，她扇了由伊丽莎白·莫斯扮演的使女奥芙弗雷德一耳光。）截至目前，该小说仅英文版就售出超过1000万册。

2019年，阿特伍德出版了《使女的故事》的续集《证言》（

The Testaments

2017年阿特伍德与吉布森

为了不面对空荡荡的房子，阿特伍德恍惚地继续了她的巡回宣传。

后来，她在短篇小说集《林中的老家伙》（

Old Babes in the Woods

她在写这些故事时哭了，但想象吉布森觉得有趣的反应也让她感到安慰。她说，有时，她会无法摆脱“格雷姆就在隔壁房间”的确定感。

'捍卫中间立场更难'

《证言》是一次冒险的尝试——当它宣布出版时，一些读者怀疑续集是否能与备受尊崇的原作相媲美——但它成为了畅销书，并为阿特伍德赢得了第二个布克奖。它现在正被改编成电视剧集；阿特伍德有客串角色。

“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角色，”她说。

随着《使女的故事》再度流行，阿特伍德已从文学巨匠转变为文化偶像，她写道，成了“象征性人物、先知和圣徒的结合体”。她说，这种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代表全体女性的压力，可能令人疲惫。

“你必须小心不要被过度神化，”她告诉我，“这很快就能从那种状态变成：‘我以为你是神，但你没能解决我的问题，你背叛了你所代表的一切。’而实际上那并非你所代表的一切，只是他们认定你代表的东西。”

虽然《使女的故事》已被左派作为战斗口号，但一向直言不讳倡导言论自由的阿特伍德却引来了来自政治光谱各方的批评。

阿特伍德在《证言》活动上（2019）

“我经历过因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受到谴责的时期，”她说，“捍卫中间立场更难，因为你受到来自两边的攻击。”

她曾因2018年在《环球邮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而受到一些左派人士的谴责，该文章质疑，并颠覆了被错误指控者的正当程序。她还因签署一封批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解雇加拿大作家史蒂文·加洛韦（Steven Galloway）的信而面临强烈反对，加洛韦被指控性行为不端（他已否认这些指控）。

对于近年来在美国激增的书籍查禁现象，阿特伍德将部分责任归咎于左派。

“我们不要忘记，最初开始取消书籍、说不能在学校教授这些书的是左派，”她举例说，因使用种族歧视性用语而移除《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这始于一种观念：言语是武器，它们可以伤害你，”她继续说道，“而右派看到这个，心想，这真是个不错的工具，我们也自己来用吧。”

阿特伍德已成为美国最常被针对的作家之一。

根据北美笔会的数据，她的九本书在美国135个学区被禁。

她对此并不太担心，并怀疑这反而让书籍更受欢迎。

“如果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也是反效果，因为你无法真正禁止这些东西，除非你把它们从书店里清除出去，在火刑柱上烧掉，并且枪毙出版商。我们准备好走到那一步了吗？”她说。

俏皮、古怪、不祥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阿特伍德一直抗拒被归类。她经常反对被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指出“女权主义者至少有75种不同的类型”。

她对自己那些未来主义故事被归类为科幻小说感到不快，更倾向于使用“推想小说”这个术语。

在混合类型方面，她像个疯狂的科学家：用一种方式看她的书，它们读起来像讽刺文学；换一种方式，它们又像是严峻的反乌托邦警告。

“她在小说中触及非常黑暗的地方，她不畏惧在一个根本上厌女的世界里非常诚实地描述女性经验，但她用俏皮的方式来表达，”莫娜·阿瓦德（Mona Awad）说，她的小说《兔子》（Bunny）及其续集深受阿特伍德影响。

斯蒂芬·金表示，阿特伍德的能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她能将自己可怕的未来愿景与欢快古怪的细节融合在一起，比如她后末日小说《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中那些怪异的转基因动物。

“科幻小说从未如此同时兼具古怪和不祥之感，”他在电子邮件中说。

阿特伍德的反叛特质也影响着她的世界观。她对科学和技术着迷——她以阅读科普杂志为乐——但她也对占星术和神秘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她的回忆录中，她描述了她和吉布森曾住过的一所房子如何被一个穿着蓝裙子的幽灵女人所困扰，这个女人会溜进她狭小的写作室。

她将自己记仇的习惯归因于自己是天蝎座——具体来说，是一个上升星座为双子座、木星在第十一宫、月亮在水瓶座的天蝎座。

她研究过塔罗牌和手相，在我们谈话接近尾声时，我请她帮我看看手相。

在凝神注视我的双手片刻之后，她给了我一个详细且时而准确得令人不适的解读，判断我是一个敏感、回避冲突、热爱旅行但骨子里内向的人。

“你有很多流于表面的社交技巧，”她说，“但知心朋友却没几个。”

当然，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相处两小时，不可能不请她预测一下我们在文化和政治上正走向何方。

起初，这个问题引来了她简短的斥责：“你知道我不做预测，”她说。

但在追问下，她还是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政治预测，认为美国尚未处于威权统治的边缘——但只是目前如此。

不过，她坦言，最近当她去美国领取一个表彰文学勇气的终身成就奖时，过境时感到有些不安。“这是不确定的时代，”她说，“越是接近威权主义，他们就越有可能逮捕名人。”

至于她自己的展望，阿特伍德仍然出人意料地乐观——她将这一特质归因于在荒野中长大所培养出的应变能力。

“我是个乐观的人“她说，“‘我完了’这种想法还远着呢。除非你快要被熊吃掉了，否则我不会说‘我完了’。”

作者：Alexandra Alter

编译：阿洛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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