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多少人当成“救命稻草”的职业，干好干坏居然全凭良心？

最近一年，我总是听到身边的各种朋友提起，“前几天和咨询师聊完后，我……”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意识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了。根据观研天下发布的报告，目前我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数在2-3亿，其中超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泛心理问题人数高达9500万。

而当我们的情绪被阴云笼罩，那间小小的、明亮的心理咨询室如同“解药”。看起来强大又神秘的咨询师，好像能够包容我们所有的伤痛与烦恼。

可是，果真如此吗？

社交媒体上，“感觉被心理咨询师伤害了”的求助帖比比皆是。为了弄清楚心理咨询行业到底有哪些风险，我们采访了一些业内人士以及做过心理咨询的来访者，结果却发现，行业比我们想象中混乱多了。

心理咨询室这个小小的房间，有时是治愈的起点，有时却成了新的陷阱，把来访者拖入更深的黑暗。

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离谱的操作——

有人被心理咨询师PUA；有人的隐私被泄露；在咨询后半程，有人不得不反过来安慰痛哭流涕的咨询师；有人与心理咨询师陷入不符合伦理的情感关系；还有很多人预付10次2000块钱的费用，最后一次咨询明明只剩下50分钟，咨询师却故意延长到60分钟，而后中断对话，说“你还欠10分钟，需要再预付下一个疗程费用”……

还有许多不可挽回的伤害。

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厨师孙某某，摇身变为冒牌心理咨询师，打着“心理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心理顾问”的旗号，在咨询过程中对青少年实施猥亵，最终获刑入狱。

一名石家庄女孩因被无专业资质的“心理咨询师”王澍光精神操控、性侵而轻生。33岁的葛菲在接受心理咨询师的“脱敏治疗”后频繁出现轻生行为，最终坠亡，其母亲将两位咨询师及其所在的公司告上了法庭……

为推动建立更科学的职业能力评价体系，2017年，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被正式取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退出对该行业的管理。但体系至今尚未建立起来。

如今，心理咨询行业进入“无证时代”已经8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但这个日渐庞大的市场也遍布陷阱，亟待规范。

如何在寻求治愈的同时规避风险，保护好自己？成了眼下非常重要的事。

01

咨询师劝人考研，

还把心事转述给父母

从已经相处快一年的咨询师口中听到“你没读研究生，我觉得有点可惜”这句话时，林一言是诧异的。他心里闪过了一丝不痛快，但很快，咨询师岔开了话题，回归了那个温柔倾听的角色。

彼时，还在上大四的林一言已经决定放弃考研，直接工作，他曾反复和咨询师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可之后，咨询师嘴上说着“态度中立”，却又三番五次地流露出希望林一言考研的观点。甚至在毕业两年后，当林一言提到工作的不愉快后，她又一次提到“说不定你当初考研现在会更好”。

“她变得像我妈一样”，虽然咨询师给林一言提供了很多帮助，但他还是带着怒气结束了这段长达3年的咨询关系。

并非所有人都和林一言一样敏锐，他本科辅修过应用心理学专业，能够察觉出对方不符合规范的迹象。对于更多走入心理咨询室的来访者而言，伦理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

心理咨询师郝小艺曾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精神科工作，本硕皆接受过海外高校的心理咨询专业训练。她发现很多咨询中的伤害都源于咨询师伦理意识的缺失。

“行业伦理守则是心理咨询师必须遵守的原则。”郝小艺说，它是衡量一个咨询师专业度的重要标尺，也决定了一段咨询关系是否真正安全。

在咨询室，对伦理的遵从并非抽象的大原则，而是体现在很多细微之处。比如，咨询开始前，咨询师需与来访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约定保密原则和例外情形。然而，现实中，这些程序常常被忽视。

初二时期，因为学业压力以及与父母的关系，小阳出现了行为偏差的倾向。父母帮她找了一个当地很出名的“心理专家”，一个小时咨询费用1200元。在小阳与咨询师倾诉对父母的不满后，这位咨询师直接把她的父母叫进了咨询室，转头把小阳的心事转述给了父母，并将问题归咎于小阳“想太多”。小阳觉得，她的私人空间完全被侵犯了。

专业的咨访关系需严格规定好时间，通常为50分钟，不可超时。来访者和咨询师不应建立私人联系，除了约定、更改时间，不能在非咨询时间有其他聊天，甚至在外偶遇都不应打招呼。然而，很多心理咨询师没能遵守这一点。

郝小艺提到，还有很重要却很难被识别的一点，“咨询师和来访者始终应该营造一种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关系里，来访者才能更安全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看法”。

葛菲受咨询师“脱敏治疗”影响后轻生的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郝小艺看完了其在咨询室的全部录音记录资料。

“很压抑”，一张张聊天记录与咨询笔记让郝小艺心痛。请母亲在场参与咨询、私下微信交流、不做危机干预……诸多本应被识别出来的伦理漏洞，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被葛菲的两位咨询师轻易忽视。

更致命的一点在于，她发现，葛菲与咨询师的关系并不平等，咨询师的地位和话语权凌驾于来访者之上，完全主导了对话，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葛菲身上”。

这样的伦理细节还包括咨询师对来访者质疑的应对。为了处理父亲出轨的创伤，咨询师让葛菲进行“脱敏治疗”。当葛菲产生轻生冲动，多次表示这样的治疗不适合自己时，治疗并未停止，最后酿成悲剧。

在郝小艺看来，“来访者的质疑在咨询过程中其实是一件好事，这往往是咨询起效的标志，说明对方的内在资源得到了支持，变得更有力量去反抗了”。专业的咨询师会尊重来访者的意见，耐心与其讨论，但“自恋”的咨询师，“可能会给来访者另一个心理学定义，比如你这是在阻抗”。

02

爱上咨询师很常见吗？

除了对于基础伦理守则的遵从，心理咨询里很常见，却也暗含危险的现象，就是来访者和心理咨询师之间出现的移情和反移情。

在心理咨询室中，来访者要信任咨询师，向其展示自己的脆弱和无助。面对一个见面频繁，实时提供倾听、陪伴，引导自己走出困境的人，超出边界的情感很容易从房间里滋生。

但咨询师和来访者处于权力极不平等的位置，陷入情感关系，往往会造成对来访者的剥削。各项心理咨询伦理守则都明确规定，咨询师不可以跟来访者发生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包括朋友关系，除非是结束咨询关系后3年以上。

来访者在做心理咨询。（创意图）

2014年，资深心理咨询师王星波与来访者发生亲密关系，多年后女孩实名投诉，王星波被“注册系统”（中国心理学会成立的会员监管系统）永久除名。这是国内第一起被“注册系统”公示的违反伦理案。

据媒体报道，2019年，一名来访者向CAPA、“注册系统”及心理咨询平台投诉，她提交了信件及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称咨询师向其表白，与她建立恋爱关系，导致她精神障碍更严重了。CAPA取消该心理咨询师的会员资格，心理咨询平台将其下架，这成为数不多获得证据支持的投诉案例。

石家庄女孩李冰瑶逐渐陷入了与“无证心理咨询师”王澍光的关系中，他们互称父女，李冰瑶无法摆脱对王澍光的依赖，最终轻生。今年4月，王澍光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5月6日，他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有7年咨询经验、担任督导3年的心理咨询师伟霆接触过很多移情案例，她表示咨询中的恋爱关系，或是存在利益往来的现象并不少见。“处理移情、反移情是咨询师非常重要的课题，咨询师应该与督导讨论，自己为何会被某个来访者吸引，自己是否有能力处理。如果不能处理，就要结束咨询关系，将来访者转介出去。”

郝小艺也曾碰到过来访者的移情现象，他们的咨询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但假设对方却不想结束咨询，称“我担心又有新的问题，我还想见你”。这对于郝小艺而言就是一个信号，她会立刻和来访者把问题“摆到明面上”，讨论其是不是产生了移情，把事情说开。

03

心理咨询像理发店销售，

“买10次送1次”

感觉被心理咨询师伤害却投诉无果的，并非个例。

除了线下，争议也延展到线上，被反映较多的问题有从业者资质参差不齐、咨询效果难以评估、收费机制不透明等。

本刊检索了近3年有关心理咨询的法院判例后发现，绝大多数案件被定性为“服务合同纠纷”。哪怕像葛菲这样有充足材料的案例，也难以将其死亡与心理咨询建立直接联系。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两次脱敏治疗是次要原因”，葛菲的母亲不认可这一判决，二审上诉，结果尚未宣判。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原党委书记谢斌坦言，目前，我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处于“既没有准生证，也没有父母亲”的监管真空。

作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多年的负责人，谢斌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与修订。然而，让他遗憾的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在立法之初并未能将心理咨询服务管理的相关条文纳入，此后也并未能明确心理咨询机构该由谁管理。

谢斌解释道，人社部门曾负责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认证，但此前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认证管理混乱，且门槛低，不属于“专业技术资格”的认证。2017年，国家取消了认证考试，人社部门退出了行业管理。彼时，已有约130万人通过考试，获得二级、三级心理咨询师证书。此后，市场监管部门虽然可以对心理咨询机构工商登记、收费等进行管理，但无法对服务质量和专业水平进行监管。

中国心理学会等机构虽然出台并修订了《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但由于这是自愿组建的行业协会，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只对会员有监管能力，最严厉的处罚也就是将违规的会员从系统中除名，没有实质的约束力。

2025年7月19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特色艺术疗愈项目“600号画廊”的留言墙。（IC photo 图）

如今，心理咨询行业进入“无证时代”已经将近8年。有数据统计，近10年我国存续的心理咨询机构累计超过10万家，每年心理咨询机构的数量平均增速在40%。而智研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另一则报告显示，市场上工作经验少于3年的心理咨询师占62.7%。

野蛮生长的机构越来越多。用郝小艺和伟霆的话说，心理咨询成了一个“全凭良心的行业”。

林一言有着将近10年的心理咨询经历，累计花费将近6位数。他曾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感悟，并提到那个劝他考研的咨询师，很多人在他的笔记下面推销自己：“你找的咨询师有问题，来找我就能解决。”

他还曾经询问过大众点评、短视频平台上的所谓心理机构。还没来得及讲述困惑，不少机构就向他承诺“你先来体验3次，包10次之内解决问题”，像去理发店、健身房一样，还有人建议他买心理咨询套餐，“买10次送1次”。

伟霆提到，由于缺乏监管，心理咨询市场上有非常多的灰色空间，不少坑蒙拐骗的“咨询师”至今仍在营业，甚至名气不小。

郝小艺也震惊于一些“大咖”的咨询报价高达4000元一小时。“高价格会让来访者对于心理咨询师产生过度的期待，仿佛聊一个小时人生问题就能全部解决，但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卖假药一样。”她还提到，国外的伦理训练中，咨询师不得要求来访者充值消费，“要给来访者来去自由的选择权，如果充值，就把他绑定在那里了。”

图源：央视网

如今，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尚处于探索阶段，在鱼龙混杂的市场中，来访者和咨询师都容易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心理咨询行业似乎正在失去信任这个最宝贵的资源。

被欺骗、感到受伤的来访者没有合理渠道申诉，只能通过社交媒体发声、维权。而缺乏处理渠道带来的伤害是双向的。心理咨询师哪怕是合规操作，有时也难免遇到过度敏感的来访者，被四处举报，却没有有效手段自证。

伟霆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条很让她沮丧的帖子，一个博主教来访者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攻击咨询师，以测试咨询师的专业能力，“再决定要不要跟他”。她能理解当下来访者对于咨询师的不信任，“但我们也不应该承受蓄意的攻击性测试。”

04

地方样本仍在探索，

下一步怎么走？

想在短期内解决心理咨询行业的混乱，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有良知的从业者们，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

谢斌提到，国家非常重视心理健康问题，正在加快问题解决的步伐。去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新设置了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处，以强化专业规划、协调与指导职能，便是一个规范化市场的信号。

上海等地也在探索提供地方样本。2014年新修订的《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明确了卫生行政部门为心理咨询的行业主管部门。2016年，上海以成立心理卫生服务行业协会的形式开展“卫生行政部门指导下”的行业自律管理。

对于从业人员的管理，也有了细致的规范。2021年，《上海市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实习考核管理办法》出台。今年4月，全国首个有针对性的地方标准《心理咨询机构服务规范》在上海实施。该规范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制定，行业协会对会员机构的规范开始有章可循。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特色艺术疗愈项目“600号画廊”展览的作品之一。（@视觉中国 图）

上海市心理卫生服务行业协会会长王振向本刊介绍，目前加入行业协会的会员机构约170家，虽然不到上海市运营心理咨询机构的1/10，但所有会员机构都会受到行业协会的规范、监督，并定期在官网公示“检查结果”。今年7月，综合全国各地心理咨询纠纷的案例，行业协会又出台了自己的服务伦理守则，细化了诸多实操细节。

王振观察到，市场上很多不愿意加入行业协会的机构，多少是因为“达不到标准，所以不愿意接受管理”。

王振特别希望“有需求的市民都去协会的会员单位做心理咨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会尽可能保证服务质量，也是因为当来访者和咨询师真正出现纠纷时，“协会会帮助解决，经过调查，如果真正侵犯到来访者的利益，我们会惩处会员单位，如果会员单位操作合规，我们也会保护其权益。”

不久前，上海一起涉及青少年心理咨询的案件宣判。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在公众号披露了该案件，警示公众。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厨师孙某某，交钱参加短期社会培训后，注册了一家心理咨询机构，摇身变为时薪1200元的“心理咨询师”。孙某某还号称“专业解决孩子问题”，向外宣称他能够帮助未成年人中高考提分，最高能提高60分。同时他自诩是主任级的咨询师，拥有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

借传导压力、催眠为由，孙某某还以抚摸身体等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所谓的“心理治疗”。其中3名未成年人接受心理咨询后出现更为严重的行为偏差和心理问题。经闵行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孙某某被判处猥亵儿童罪，处以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及从业禁止。

配合该案件调查的过程中，上海市心理卫生服务行业协会发现孙某某在线下门店违规挂上了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的牌子，误导消费者。他们随即展开调查，最终开除了为他提供牌子的会员单位。

遗憾的是，上海市心理卫生服务行业协会目前在当地的知名度尚不高。谢斌和王振很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促使老百姓作出选择，倒逼行业自律。王振提到，安徽、天津、山东等地，目前也在做类似探索。

国外的一些实践经验也在被学习。郝小艺介绍，一些国家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资格认证规范。在她留学的澳大利亚，想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人必须先完成不少于300个小时的实习工作，并且每年必须提交持续接受培训课程的小时数以及接受督导的小时数，才能延续资格。

为了推动行业发展更加规范，去年，伟霆联合512名同行给“注册系统”发了一封公开信，渴望“一个公开透明、维护伦理的调查程序”，没有收到回应让她很无力。但她和一批咨询师仍在坚持发声，在公众号发表识别不靠谱咨询师、识别咨询剥削的科普文章。不少同行、来访者由此联结起来，彼此支持。伟霆看到，越来越多人“对咨询师的职业伦理有了更多反思”。

努力仍在继续。他们希望心理咨询室这个小小的房间变得更加安全、明亮，让更多人在这里，得到真正的安慰与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