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人口近3亿！比不生更可怕的是，这届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了

民政部门办公桌上的数据，正一年比一年冷清，今年第一季度，又有15.9万对情侣选择“暂不加入”，让结婚登记的曲线继续向下延伸。

这不是一时的情绪，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趋势，回想2013年，那是1347万对新人涌入婚姻殿堂的高光时刻，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拦腰斩断，仅剩683万对。

可这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在国内，20到49岁之间，尚未走进婚姻的人口规模已然触及1.34亿。

有预测说，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可能会膨胀到3亿，这不只是一个数字那么简单，它牵动着更深层的社会结构。

而且我们的出生率已经滑落到6.39‰，而老龄化的比率却攀升到了21%以上，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越来越重。

很多人觉得，年轻人变了，不相信爱情了，但中青报的一项调查却给出了不同答案：超过八成的年轻人依然对爱情心怀憧憬。

他们只是拒绝“为了结婚而结婚”，所以问题不在于“爱”，而在于“婚”，这届年轻人，正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实用主义眼光，重新审视着“婚姻”这个古老的人生工具。

婚姻在老一辈人眼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可如今，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份随时可能导致个人财务崩盘的高风险负债表。

当年轻人想要结婚，最先要考虑成本，在二线城市，一套婚房的首付、一场体面的婚礼，再加上各地行情不一的彩礼，一套流程下来，近100万元都是基本的。

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白领来说，得不吃不喝，连续工作23年才能攒够，尤其在一些农村地区，三十万的彩礼就足以将一个家庭数十年的积蓄瞬间清零。

于是，“子债父偿”的剧本开始上演，年迈的父母不得不为了子女的婚事，背上沉重的债务。

即便迈过了这道高昂的门槛，婚后的“运营现金流”也让人喘不过气，在北京，一位月薪2.5万的程序员小林，在扣除社保和房贷之后，每月真正能自由支配的钱只剩下八千出头。

宏观数据也印证了他的窘境：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是5.2%，可住房这类刚性支出的增速却达到了7%，收入永远跑不赢账单。

在这样的财务压力下，谈恋爱都成了一种奢侈，一次“电影和西餐”的约会，花费500元，在小林看来，这是一笔巨大的“沉没成本”。

与其投入这笔回报不确定的开销，不如花在健身上或者给自己换个新数码产品，京东平台的数据也很有意思，25到30岁男性在数码和运动上的开销，年增长率高达32%，而恋爱礼品相关的消费，反而下降了18%。

这种经济压力，是代际之间难以共通的，有80后公务员坦言，自己年轻时还有单位分房的福利，如今他的儿子所面对的经济现实，比他当年要残酷得多。

而且债务成了新婚夫妇的标配，数据显示，90后新婚夫妻的平均负债额度高达47万元，而更年轻的00后男性，平均存款甚至已经是负数，结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致贫”的快捷方式。

在过去，婚姻还是能提供情感慰藉、生活照料、生理满足，还有社交归属，但现在这些好处都被市场上更专业、更灵活、更低成本的服务给替代了。

在情感支持上，在上海当护士的00后，她从一款虚拟恋情游戏中获得了比现实恋爱更稳定、更可靠的情感反馈。

她不是个例，国内虚拟社交类App的用户已经超过3亿，其中主力就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腾讯AI实验室的一份报告甚至指出，超过四成的年轻人认为，AI陪伴能有效缓解孤独。

当虚拟世界成为“情感避风港”时，现实中的陪伴需求也被解构得更有效率，各种“搭子”社交应运而生，“饭搭子”只一起吃饭，“旅游搭子”只一起看风景，分工明确，互不打扰，既满足了陪伴，又无需承担复杂的恋爱关系带来的责任与内耗。

邻国日本的情感服务产业，规模已达到2万亿日元，“拥抱咖啡馆”这类将情感慰藉彻底商品化的业态，也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

再看生活照料方面，曾经“贤惠持家”是对伴侣的重要评价标准，如今，这个标准几乎被商业社会的服务碾压了，外卖解决了做饭问题，家政服务解决了打扫问题，智能家居让生活管理变得自动化。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单人套餐”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45%，从一人食餐厅，到北京上海生意兴隆的个人自习室和胶囊酒店，“独居经济”的繁荣，恰恰说明了个体生活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

同时生理与社交功能也被“去中心化”，社交软件的普及与社会观念的开放，使得生理需求的满足与婚姻关系逐渐脱钩。

从这些来看，不难发现，婚姻的每一页几乎都被贴上了“已有更好替代方案”的标签，当所有功能都可以被外包时，它作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根基，自然也就松动了。

如果说经济账算不清，功能被替代，还能通过调整预期来适应，那么婚姻从一个“安全工具”到一个“风险源”的角色逆转，让年轻人从心底里感到畏惧。

它不再是那个可以躲避风雨的港湾，反而成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可能掀起巨浪的风险敞口。

从男性的视角看，当代婚姻越来越像一场高风险的“双人创业”，社会对男性的要求，变成了“既要又要”的全能型角色，责任契约变得无比严苛。

一旦这场创业失败，也就是离婚，男性很可能需要承担不成比例的责任与损失，这种潜在的巨大损失，让单身成了一种更稳妥的“保值”选择。

从女性的视角看，风险同样无处不在，随着经济独立，婚姻早已不是她们生存的必需品，但当她们想进入婚恋市场时，却面临着新的困境。

在一线城市，高学历女性发现，符合她们期望的“优质男”异常稀缺，某些年龄段的男女比例甚至失衡到1：4，即便找到了伴侣，婚育带来的职业中断风险、职场性别歧视，都是悬在头顶的双刃剑。

这些外部风险之外，是巨大的精神内耗，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告诉我们，人有三大核心心理需求：胜任感、自主性和归属感。

而一段充满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婚恋关系，恰恰在侵蚀这三样东西，经济上的无力感削弱了“胜任感”，恋爱关系中的束缚感剥夺了“自主性”，而现代快节奏关系提供的归属感又极其脆弱。

数据显示，背负债务的男性，产生抑郁症患病率是普通人的3.2倍，超过六成的男性感觉自己的情感需求在亲密关系中被忽视。

婚姻这个本应治愈人心的港湾，反而成了许多人心理问题的策源地，当一份投资，风险远大于可预见的收益时，理性的投资者都会选择离场。

如今我们正在目睹的，并非一场情感的荒漠化，年轻人抛弃的不是爱，而是那个捆绑了过多经济、社会功能的旧式婚姻模型，他们正在为自己的人生重新打磨和组配一套全新的“工具箱”。

好消息是，社会也在这场变革中缓慢地调整和适应，政府正在通过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来降低居住成本，上海等地开始试点“弹性工作制”，试图把被挤压的个人时间还给年轻人。

甘肃庆阳、福建莆田等地直接向高价彩礼“开刀”，观念的变化更为直观，在上海，选择租房结婚的伴侣比例，已经从25%悄然上升到了38%，这本身就是一种务实的进步。

个体也变得更加清醒和主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助签订婚前财产协议等法律工具，来主动管理婚姻的潜在风险，这并非是对爱情的不信任，恰恰是对自我和关系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