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赵灿鹏：海上哀思仰高山

著名历史学家、蜚声海内外的先秦史研究专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首任馆长、上海大学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系原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原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原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谢维扬先生，因病于2025年11月5日22时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

谢维扬先生1947年6月出生于上海，199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8月至1978年9月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工作，1978至1984年就读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师承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是吉林大学培养的第一届历史学博士。1984年12月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室主任、所长。2001年到上海大学文学院工作，曾任历史系主任、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首任馆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11月5日，业师谢维扬教授辞世，骤闻噩耗，令人悲痛万分。次日前往上海，夜晚在笔记本上写下几行字，心思散乱，自愧无文，不能表示心事之万一。

一

老师轻轻地走了。

就在前一天，彭华兄在师门微信群里，转发了“书香上海”公众号推送的书讯，介绍老师的著作《中国早期国家（增订版）》。老师看见了，一如既往地说：

谢谢同学们的鼓励！希望同学们也都不断推出更高学术价值的杰作！我相信你们一定会！

没有想到这是老师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谁能想到呢。

这句话老师说过一千遍，当时只道是寻常。

广州还是阳光灿烂，我来到上海，秋风秋雨，淅淅沥沥地飘洒。

我在北郊顾村，听着夜雨的脚步，怀想2016年夏日老师七十初度，窗外的繁花。

我们都准备着明年，庆祝老师八十初度，再来顾村。

我来早了，也来晚了。

1995年承蒙寂潮师引荐，我得以拜见老师，从那时开始，讫今整整30年，现在我们的师生情谊，戛然而止，让人感伤。

我读老师的书，觉得当年在老师身边没有好好学习，以为憾事。《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增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老师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深刻的个性特征，每一部作品都在学术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老师学问的高度，真是不可及。

爱梅师姐和我，是老师的第一届博士生。有时回忆老师带我们读金文的场景，我不禁猜想，如果老师晚年身体一直健康，他的下一本专著是什么？按照老师在文献深耕的基础上，关注理论和思想，重视历史的解释性探讨的学术风格，他可能对于西周国家的政治形态作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也许是一部新的《西周史》，与杨宽、许倬云两位先生的著作不同。爱梅师姐的博士论文《王权：西周中央权力研究》（1999），她花了很大力气写作，老师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修改。一个月以前，爱梅师姐展示了老师当年批改的博士论文，我们羡慕的同时，也惊讶不已：

谁能够这样批改学生的文章呢？

这已经不是修改文章，而是自己在写文章。

我想这是老师当年念兹在兹的题目。

二

老师是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指导的第一届硕士生，也是金老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老师对金老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周代家庭形态》的扉页，题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尊敬的导师金景芳先生”。《中国早期国家·后记》中，也有一段向金老致谢的话，文字很长。老师的心地朴实诚恳，几十年如一日，在去世前两个月，老师还在微信上说：“被作为金老的学生提到很荣幸，惭愧的是我并未完全做出金老所希望的成绩。希望同学们比我们做得更好，为古史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吕文郁教授编撰的《金景芳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8年版），有一段老师的简历，富有史料价值，容我征引在此：

谢维扬，安徽省合肥市人，1947年6月生于上海。在上海上完小学和中学。1968年8月，高中毕业两年后，下乡至黑龙江建设兵团（后改为国营农场）。先后到过牡丹江地区密山（即老北大荒）、合江地区同江（松花江入黑龙江口处）和抚远（中国地图最东北角、乌苏里江入黑龙江口处）等三处垦区。做过农工、力工（在砖瓦厂搬运土料、砖坯）、班长、统计员、教员。因兴趣，虽无指导和条件而总想读些书。曾在70年代上海古书销售稍见恢复时购得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两种先秦古籍，便硬读，终未能读懂之。见《红旗》刊登郭沫若论古史分期文章，凭有限二手资料及一腔激情作起讨论文章，其实是亟欲知学问是如何做的。1978年，因国家发展的巨变，得以农场职工之身份报考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因之前已读过金老论中国奴隶社会史的著作，心向往之，遂决定报考吉林大学金景芳教授招收之先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经初、复试两关考验，竟得以无大学学历之基础被录取，从此有在名师指导下、按专业要求学习古史之可能。

1978年人生转折关头，老师同时亦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简历中说：

时在同年同时参加的大学本科高考中亦被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录取，虽一度为之兴奋不已，然反复考虑后，尤其是一想到在研究生复试时亲聆金老谆谆教诲的情景，加之对中国古史久有兴趣，终于决定不入北大而入吉大学习。在硕士研究生学习三年中，金老每周必亲为授课，随时交谈则无计其数，且始终鼓励学生们要敢于在学术上创新，有自己的创造。

《编年事辑·后记》注明“绝大多数先生弟子的小传或简历由传主本人提供”，从文气推测，我猜这是老师的自述，否则不可能写得如此明白亲切、细致入微。

老师的硕士学位论文《华夏族形成问题初论》（吉林大学，1981年），节要发表于《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历史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2016年夏天，老师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在旧书市场买到老师的硕士论文油印本。尤其让人感觉惊喜的是，论文中夹有一页手写的评语。根据字迹来看，似乎是金老的手笔。

谢维扬《华夏族形成问题初论》评语

关于华夏族形成问题的看法，目前史学界还存在很大分歧。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并结合民族学、考古学、文字学和古代历史文献等等大量材料，作了充分论证。虽然还不能就说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亦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特别是第三、四两章批驳夏商周“三族”说，有很多精辟见解，是可以成立的。

总起来说，这是一篇精心结构，阅读了浩繁资料，并取得可喜成果的成品。

这份评语《编年事辑》未载，老师自己也没有见过。老师总是谦虚，说论文很不成熟。老师收到这份礼物很喜欢，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告诉我们确实是金老所作。我想他的喜悦，不是因为其中那些称赞表扬的话，而是因为这是金老的手迹。

三

1996年秋天，我有幸考入老师门下，和爱梅师姐一道，成为老师最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

那时老师刚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老师的学问品行，深受所里同事的认可和爱戴，我们学生是旁观者，也感觉得到史学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史学所的《王国维全集》编纂项目，在工作停滞十余年之后，由老师主持重新上马，即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新的态势，新的发展，势头风风火火，这一切与老师的全身心投入和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

我们庆幸自己赶上了史学所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老师将近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老师有很多规划，想要招揽年轻人才，把华东师大史学所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先秦史研究中心，准备组织翻译《剑桥上古史》，等等。

1998年元旦，史学所师生举行庆祝新年晚会，在师母担任领导的师大幼儿园举行，音响设施齐全，老师唱了一首《雪绒花》，音调优美，非常动听。我们高兴极了，若干年后想，那也是老师最愉快的岁月吧……

2001年，老师转任上海大学教授，受到学校领导的推重，担任历史系主任，创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筹办上海大学博物馆。老师的许多创意，逐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记得老师的神情举止，浑身充满活力和帅气。每次和老师见面，看到师门人才济济，事业欣欣向荣，作为学生的我，感到无限的欢欣喜悦；再反观自己学问浅薄如初，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又感到惭愧惶恐。

从前蒙文通先生说，研究生最好是四十岁左右，这样可以讨论问题。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时候，我才二十出头，没有认真读什么书，学识浅薄不用说了，研究思考能力很弱，又有些青年人的虚骄和狂气，大概是很让老师摇头的。

1999年博士毕业以后，我的人生经历颇为曲折，先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工作，接着再去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读书，然后进入广州暨南大学工作，直到2008年，才重新回到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来。事异时移，进入新世纪以后，十年之间，先秦史研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我离开故园日久，已经很难归队，思之不免令人惆怅。我后来负责中华书局点校本《梁书》的修订工作，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老师仍然给予我很多的鼓励和帮助。2020年6月《梁书》修订本出版，参加“上海书展”的时候，我向老师报告，老师欣慰不已，满面笑容，不断地说：“灿鹏，我为你的成绩感到高兴，由衷的高兴！”

老师走了，借用古人成语，宛如立雪庭空，传经帐寂，使人痛切不已。师恩如海，难以言报。作为学生的使命，我想最重要的是传承他的学问，他的学术精神，以及他为人处事的刚健风格。

十一月六日于沪上

十二日再写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