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成人标准量刑，能够遏制青少年犯罪吗？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紧迫的全球治理问题。当地时间11月12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给出了自己的药方：年满14岁犯下“严重罪行”的儿童将按照成年人标准判刑。这些罪行包括：恶性入室侵害（aggravated home invasion）、在极端暴力情境下故意或鲁莽致伤、劫车，以及严重或重复的加重入室盗窃和持械抢劫。然而，这项看似短平快的改革实际违反了人权义务，成本高昂，也很难达到预期削减青少年犯罪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它将对与法律发生冲突的儿童和青少年造成长期且毁灭性的影响。这一政策引发了人权团体和原住民倡议组织的强烈谴责。

“严重犯罪儿童”

维多利亚州政府11月12日表示，将采纳类似昆士兰州的“暴力犯罪按成人时间服刑”法律。昆士兰州在2024年已实施这种强硬做法。根据拟议中的改革方案，年仅14岁的儿童可能在成人法庭受审，并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维多利亚州州长贾辛塔·艾伦（Jacinta Allan）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我们正在推出‘暴力犯罪按成人时间服刑’政策。”

维多利亚州目前正面临犯罪率飙升的局面，截至2025年年中，刑事犯罪同比激增15.7%，主要由盗窃、入室抢劫和累犯青少年犯罪推动。根据最新犯罪统计数据，维多利亚州年龄在10岁至17岁之间的约1100名青少年共被逮捕7000次。维多利亚警方表示，儿童正在迅速转向极端暴力。拟议中的维多利亚州改革，是澳大利亚各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惩罚性青少年司法改革中的最新一例。

这些被形容为具有“昆士兰风味”（Queensland flavoured）的改革，借鉴了昆士兰自由国家党（LNP）政府于2024年底推出的多项惩罚性青少年司法措施。该立法提出“成人犯罪，成人刑期”（adult crime, adult time）的口号，其中包括对被判谋杀罪的儿童实行强制性终身监禁。同时，它废除了长期存在的“拘禁应为最后手段”的原则，并在此过程中取消了司法裁量权，废除了“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作为判刑选项。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处理犯罪问题的方法，它注重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社区及犯罪人自身造成的全面损害，并致力于通过多方沟通、协商与合作，寻求能够恢复受损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解决方案。

昆士兰州是在2022年的一起家庭入侵案件后实施了更严厉的“成人犯罪，成人服刑”法律，在该案中，一名17岁少年导致了两个孩子的妈妈艾玛·洛弗尔（Emma Lovell）死亡。该立法允许青少年罪犯因谋杀等严重罪行而被判处强制性终身监禁，且在服刑20年后方可获得假释。在澳大利亚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类似的惩罚化趋势也同样明显。今年早些时候，北领地的《青少年司法法》（NT Youth Justice Act）也删除了“拘禁为最后手段”的原则，限制了某些罪行的保释权，并重新允许在青少年拘留中心使用防吐兜（spit hoods）。

人权组织与原住民的反对

在维多利亚、昆士兰与北领地等地的惩罚性改革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维多利亚州律师协会刑法部门前主席梅尔·沃克（Mel Walker）形容这一提案“极其罕见、糟糕且自相矛盾”。沃克在接受ABC墨尔本电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否愿意以这种方式对待儿童？当他们被送入成年监禁体系并在未来多年承受深远影响时，我们是否准备好面对这些后果？”沃克指出，出现在法庭上的儿童中，有相当比例曾经经历过家庭暴力，或者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或在几乎没有家庭支持的情况下由儿童保护机构监管。她说：“这些孩子中有很多人都有一种深刻的‘无归属感’，这驱使他们卷入犯罪。但他们并不具备……结果性思考的能力，因为显而易见且合理的是，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成熟。”

人权法律中心副法律总监莫尼克·赫利（Monique Hurley）表示，“鲁莽的法律”既无法奏效，也不能让社区更安全，并呼吁政府废除该计划。她说：“孩子们需要的是关爱，而不是铁笼和成年监禁。艾伦政府提议的法律将使年仅14岁的孩子陷入不可逆转的伤害，并在铁窗后迎来极其暗淡的未来。在一场令人震惊的堕落竞赛中，艾伦政府正在抄袭昆士兰州克里萨富利（Crisafulli）政府有害的青少年司法法律——这些法律极端到必须凌驾于昆士兰自身的人权保护之上。”

维多利亚州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首席执行官内丽塔·韦特（Nerita Waight）表示，州政府一边签署该州首份条约，一边却要“签下孩子们一生的惩罚，只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她说：“这个政府真可耻，州长可耻，整个内阁都可耻，因为你们允许领导人将这种议程强加给我们的孩子。维多利亚州如今是一个残酷且毫无宽恕的地方，在这里，孩子没有犯错的余地。惩罚创伤绝不是答案。”

为什么严刑峻法没有效用？

虽然政客们将这些惩罚性改革辩解为“回应社区安全需求”，但它们违反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澳大利亚是该公约的签署国——以及澳大利亚国内的人权立法。该公约第37条明确规定，儿童的拘禁或监禁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并应限定在最短的适当时间内。公约同时要求，量刑必须考虑罪犯的低龄及其重返社会、实现复原的需要。维多利亚州的拟议改革，违反了上述每一项义务。

公约还要求各国优先采用拘禁替代措施，包括转移项目（diversion programs）、恢复性司法计划（restorative justice initiatives）以及社区康复（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这些原则反映了全球共识：惩罚性手段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既无效又有害。相反，司法应注重教育、支持、康复、恢复与治愈。然而，澳大利亚各州与领地近期的青少年司法改革公告中，几乎没有任何对早期干预的实质投资，也缺乏对青少年康复项目的充足资助。

青少年犯罪增加并非单一的原因，但通常可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教育：如果学生认为自己在学习上屡屡失败，他们可能会彻底放弃改善的努力。结果，他们可能转而倾向于犯罪行为。同辈压力：那些长期被身边从事犯罪行为的人包围的青少年，可能为了避免“被排斥”，而加入其中。虐待：在受虐待的家庭或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不幸地往往会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从而增加了犯罪的风险。贫困问题：在贫困中成长的人可能会感到必须通过反叛或攻击性的方式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媒体：随着媒体的普及与获取的便利性不断提高，青少年接触到的暴力内容也越来越多，可能会产生模仿的冲动。

这决定了如果不能应对这些根本原因，惩罚性回应既不能带来社区安全，也忽视了早期干预与预防的重要性。它只会进一步加重一个本已失灵的青少年司法系统的负担。去年，前全国儿童事务专员安妮·霍兰兹（Anne Hollands）得出结论称：“针对儿童与青少年的司法体系正在失败。它造成重大伤害，无法有效保护社区，使再犯风险更高，而且代价极其高昂。”研究一再表明，严厉的量刑法律并不能阻止青少年犯罪。相反，它们往往适得其反，使年轻人过早暴露在监狱体系中，从而提高再犯可能性。它还会削弱他们与教育、就业及社区支持的联系。根据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AIHW）的数据，在首次被判拘禁的10至17岁儿童中，有51%在18岁之前再次被判处监管。

这凸显了青少年司法体系的“旋转门”问题：它一方面加重了年轻人犯罪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未能解决他们之所以走向犯罪的根本原因——例如家庭暴力、其他形式的虐待以及未得到治疗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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