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每部茅奖小说都适合舞台（快人快语）

赵建新

当下剧坛，改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方兴未艾。据统计，自茅盾文学奖于1981年设立以来，40多年间11届茅奖共有50余部长篇小说获奖。除了第一届和第七届获奖小说没有被改编之外，其他九届有近20部获奖作品先后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其中不乏像《推拿》《主角》这样的大IP，曾被改编成话剧、戏曲多个版本。尤其是近年来的第十届茅奖，获奖的5部小说中3部都被改编成戏剧，可见茅奖小说对戏剧界的吸引力。

茅奖小说的文化含量和艺术价值，使其拥有一般小说所不具备的魅力，为改编作品提供了良好的文学基础，这是戏剧界青睐茅奖小说的主要原因。11月4日，第十八届文华奖获奖名单公布，获得剧目奖的话剧《北上》、歌剧《尘埃落定》即改编自茅奖小说。

此外，茅奖这块金字招牌，也使改编作品天然拥有较高的知名度，更容易赢得观众的注意。

但也应看到，小说和戏剧两种艺术形式在叙事上具有本质区别，并非每部茅奖小说都适合被搬上舞台。

正如狄德罗在《论戏剧诗》中所说，所有的好戏都能改成好小说，但并不是所有的好小说都能改成好戏，区别在于它们的艺术规律不同。究其根本，就在于小说家有的是时间和空间，完全可以凭借文字上天入地，挥洒自如；而戏剧家却要在两三个小时的舞台时空内讲完故事，没有对时间和空间的高度浓缩和掌控，实在勉为其难。所谓“舞台艺术是戴着脚镣跳舞”，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一般而言，茅奖小说多以史诗性见长，时空跨度大，叙述线索多，更增加了舞台改编难度。长篇小说要实现史诗品格，势必要通过环境、人物关系和情节的逐步演变推动故事发展。如《白鹿原》以白、鹿两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展示革命洪流中乡土社会传统伦理的崩溃和制度变迁；《尘埃落定》以“傻子”的视角见证康巴藏族土司制度的兴衰；《主角》以秦腔名伶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际遇、起废沉浮，反映在社会变革洪流中一个艺人与一门民间艺术之间的复杂关联；《北上》更是以三纵四横的网状时空结构和100多年的社会图景，力图揭示“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因叙事结构复杂、时空变化自由，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为“渐变的艺术”；而舞台剧结构相对单纯，时空范围相对集中，很多时候需要“突转”和“发现”，所以才有“突变的艺术”之称。

从一部长篇小说到一台戏，如果不能娴熟掌握“渐变”到“突变”的规律，不能做到把小说彻底打碎了重新“化”于舞台之上，就会让改编成为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目前看来，在众多茅奖小说的舞台改编中，对那些体量小、篇幅短的原著的改编相对成功；而影视剧改编的成功率要高于舞台剧，也和影视剧篇幅长、艺术表达手段多有密切关系。

当然，并不是说某一类小说就是绝对的“改编禁区”。事实上，随着剧场观念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加持，舞台的表现力得到很大拓展，戏剧在舞台呈现上和小说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小。但创作者仍需对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本质差别有清晰的认知，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进行更多的艺术探索、更高难度的创新挑战，才能真正推动戏剧的发展。(作者为中国戏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