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的倔强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清军入关之后，一路冲杀南下。在东南，先是在扬州城内涂炭生灵；随后攻克南京，在富庶的太湖流域大肆践踏。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的休宁人金声，此时正在徽州老家丁忧，闻讯后与弟子江天一召集父老乡亲组织义军誓死抵抗。在福建的唐王朱聿键封金声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诸道军。一开始，金声部气势如虹，曾反攻拿下旌德、宁国诸县，与清军呈拉锯状态。随着战局深入，清军大批援军赶到，徽州局势更加严峻。金声将义军分为六路，分别把守六座南京通向徽州的关隘：汪沐日、渐江及程守所属部队镇守太平、歙县、绩溪与旌德四县交界的箬岭关，自己则跟江天一率主力扼守绩溪丛山关。强大的清军很快攻占丛山关，拿下了徽州城，金声及弟子江天一被俘后押解到金陵。1645年十二月五日，金声在金陵雨花台慷慨就义。江天一也被处死，临刑前大呼：“流芳百世，遗臭万年，此一息也！”

　 最后的倔强

　　东南地区城郭纷纷沦陷，可是仍有很多民众坚持不投降，各地抗清事件不断。一些人逃往黄山和徽州，蓄发明志，隐姓埋名，隐逸在崇山峻岭之中。他们抛弃了之前的田亩房屋，拒绝剃发易服，更拒绝办理登记造册手续以及新朝赐予的户籍和耕田，坚守道德底线，保持最后的倔强。黄山脚下明末清初时共有多少遗民已无法统计，从零星的资料来看，人数应当在千人以上，有本土人士，更多的是东南士人。清顺治二年（1645），渐江好友程守在慈光寺附近，曾遇到过一个叫雪藤的僧人在号啕大哭，祭拜崇祯皇帝。黄山玉屏峰顶至今犹存的“天地自明”四个大字，依许承尧的看法，也是表达遗民对前朝的怀念——此“明”字上面另写一横，看起来像“明”又像“丽”。若有人高举大刀以死相逼，摩崖石刻就以“天地自丽”解；若有人深情驻足，汉人江山自会昭然若“明”。

　　徽州本土遗民最为著名的，是许楚、渐江、汪沐日等。明崇祯壬午年（1642），许楚就看出大明败局已定，于是从东南回徽州后结庐灵金支峰高庙读书十多载，将自己的小屋命名为“石雨茅屋”。这里丛林掩映、泉吟泠泠，举目眺望可以看到数十里外的村庄和道路。许楚被誉为“清明交际之时第一才子”，才华横溢，智识过人，最值得称道的，不是他华丽的文章，而是开放而优雅的心灵和想象力。汪沐日系歙西石冈人，崇祯甲戌年（1634）进士，曾任南明兵部武选司主事。清军入皖南时，汪沐日与渐江加入金声、江天一领导的抗清义军。徽州失陷，金声、江天一被杀后，飘泊至东南的汪沐日与渐江眼见复国无望，一起在武夷山落发为僧。汪沐日法号弘济，渐江法号弘仁。数年后，两人再回故里，汪沐日隐于黄山寺院后，改法号为益然。

　　生命的慰藉

　　东南地区也有大批士人涌入。崇祯时吏科给事中熊开元，明亡后来黄山云谷寺出家，法号檗庵、正志，后卒于苏州，死前留下遗嘱，要求将之尸骨归葬黄山。后经一番周折，骨灰塔建在黄山丞相桥边。崇祯年间进士凌世韶，曾在明朝户部任职，顺治乙酉年（1645）来黄山出家，法号白毫，先住文殊院，后居白门天界寺之万松庵，著有《汭沙草》，最后殁于庵后。崇祯朝的进士钱默，曾任县令，鼎革后投云谷寺，皈依无易大师，法号无知，又号智灯。隐居焦村的沈寿民、汤燕生、陈辅性曾被称为“黄山三隐”。沈寿民隐于黄山焦村期间，程守曾有诗《赠沈眉生先生住文殊院》，释弘智也作有《赠沈耕岩先生住黄山》诗：“天地为林薮，容君笔种田。千秋谁脱劫，山径早亡年。世积余杭箧，新添栗里弦。火炉能寄语，他日问香烟。”沈寿民病逝后，沈寿民的儿子沈逢不远千里来到宁波，请求黄宗羲为其父作墓志铭。黄宗羲含泪提笔，写下了《沈耕岩先生墓志铭》，对其人格才学不吝赞美。

　　明遗民安居黄山脚下之后，或以学术为性命寄寓，或以诗文为文化寄情。黄山遗民之中，高僧大涵著有《雁黄布衲黄山游草》，收记游诗数百首；高僧弘眉编纂《黄山志》十卷；包括渐江在内的“新安四友”，也以彼此的诗画酬唱自我温暖；一度形废神死万念俱灰的汪沐日，居黄山后化名益然，白天念经叩拜，夜晚则在油灯之下积薪传火，以编撰《黄山志》为生命慰藉。后来，经闵麟嗣整理，汪沐日所著定稿为《黄山志定本》，是黄山旧志中最为完备者，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生命的最后一年，汪沐日离开黄山去了扬州，与诸多徽州盐商商议黄山开发建设事宜。某一日，汪沐日突感大限将至，以死字韵做诗抒怀，有“五月五日三闾死”之句，以三闾大夫屈原寄寓情思，随后掷笔溘然而逝。其尸骨由汪士鋐努力奔波载归，葬于黄山青鸾峰下。汪士鋐还特地恳请大名士黄宗羲撰写塔铭，黄宗羲为旧友哀伤地下笔：灯息夜阑，无故痛哭；佛号常啼，苍天呼之。

　 良知的守护

　　黄宗羲是江南遗民的精神领袖，早期父亲遭阉党诛杀，之后成为东林党反抗阉党的急先锋。清军下江南后，黄宗羲协助鲁王组织民军抗击南下的清军，跟金声、江天一、汪沐日等经历相同。南明政权失败后，有说法是黄宗羲潜逃日本，努力争取援助，观察日本的变化。在此之后，黄宗羲决心以深度反思和追问文化学术的方式，寄寓生命的意义，写出了具有不朽意义的《明夷待访录》，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限制君权，保护民权，并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替代方案，是当时公认的知识灯塔。这部带有强烈现代民主主义色彩的政治学专著，应是受到了当时暗流涌动的西方学术著作的影响。在宁波生活和讲学期间，黄宗羲应接触到不少民间私下翻译的西方宗教和人文著作，视野变得开阔，诸多观点和见解时常让人耳目一新。晚年之时，黄宗羲更倾向于政治学术和文化建构的探索，按他的观点，作为读书人不应只保持与朝廷的依附关系，还应有更为广阔的人生领域——在山河破碎改变不了的情况下，应保持疏离和自尊，从对学术的追觅中获得良知，以提高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化解内心的伤痛。这一提倡，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无疑具有革命性和前瞻性的意义。在晚年，黄宗羲终于完成从遗民、游侠、复仇者、抵抗者向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的转变。

　　《黄山续志》由汪士鋐编纂完成后，黄宗羲应约为之写序，再次提及“沈眉生先生住焦村，累书招我为黄山之游，是时老母年开九秩，余不敢妄离左右。及老母弃世，而眉和云亡，余亦衰老，不能行脚，以为妄辔。为山灵所杜也。”让人感到惊叹的是，黄宗羲在八十一岁高龄之时，竟在好友靳使君的陪同下来到了黄山。黄宗羲写道：“岁辛未，以靳使君至新安，遂入此山，龙钟曳杖，一步九顿，岂能穷极幽险？令靳使君为华阴令，乎所冀牛背笛声情人之约，不以幽明隔断，则朱砂紫石便是葛洪台畔耳。适汪栗亭《黄山续志》告成，属余序之。”从文中看，黄宗羲拄着拐杖在山下抬头看着巍峨的黄山，心生感慨，唏嘘不已。回忆起当年与沈寿民相约登黄山之事，一时老泪纵横，失声恸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