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特务头子，却义救周恩来和华克之，后来替蒋介石背锅惨遭处决

在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党派纷争、外寇环伺的复杂环境里，曾出现过无数充满矛盾的人物，酆悌便是其中最具争议的一位。
酆悌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十三太保”核心成员，曾帮助蒋介石创建军统的前身——复兴社，执掌复兴社特务组织时铁腕狠辣，建立起严密的监视网络，成为爱国进步人士眼中令人胆寒的“鹰犬”；但他却在白色恐怖最猖獗的“四·一二”政变中，冒死放走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区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他还不惜与权势滔天的中统公开决裂，力保后来策划刺杀汪精卫的“刺汪义士”、中共地下党员华克之；最终却在一场失控的大火后，成为蒋介石平息众怒的“替罪羊”，惨遭枪决。
下面就来说说一生充满矛盾的大特务头子酆悌。

1903年，酆悌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普通的耕读家庭，年少时因父亲生意失败家道中落，不得不中途辍学，经姑父介绍到广州一家杂货铺当学徒。
1924年，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的消息流传开来，正在广州当学徒的酆悌毅然辞职报考了黄埔军校。后来他成功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胡宗南、杜聿明、陈赓等后来的风云人物成为同窗。
在黄埔军校期间，酆悌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政治敏感度和表达能力，曾颇受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喜爱和赏识。
但当时黄埔军校内左右两派斗争激烈，酆悌坚定地站在校长蒋介石阵营，成为校内右翼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凭借对蒋介石的绝对拥护和突出的组织能力，他很快进入蒋介石的视野。

毕业后酆悌更是直接被分配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他升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随部队转战湘鄂赣等地，在攻克武昌、南昌等关键战役中身先士卒，既懂军事指挥又善政治动员，不到30岁就已是国军中少壮派的核心代表人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爆发，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清剿共产党人，酆悌作为第一军的核心党代表，奉命执行上海地区的清共任务。
当时的上海街头军警密布，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倒在血泊中，酆悌亲眼目睹昔日在黄埔军校共事的左翼同学被逮捕处决，内心受到极大冲击。
与其他一味执行命令、滥杀无辜的特务不同，酆悌在执行任务时始终保留着一丝理智，对那些只是同情革命的普通群众往往网开一面，这种“消极执行”的态度让他内心的矛盾开始滋生，也为他后来冒死救人的举动埋下了伏笔。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上海街头军警密布，装甲车在主要路口巡逻，搜捕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稍有不慎便会人头落地。
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上海区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正在闸北领导工人武装起义，不料行动消息泄露，被第一军第七团所部军队抓捕扣押。
时任第七团团长鲍靖中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时曾亲自为他授课，两人有师生之谊，加之鲍靖中本身就反对蒋介石清党反共的政策，因此鲍靖中不忍心对昔日恩师下手。
而第一师内部对于如何处置周恩来也产生了巨大分歧，当时第一师师长薛岳由于反对蒋介石的清党反共政策已经装病住院，副师长徐庭瑶建议将周恩来就地处决以震慑共产党人，参谋长罗群也属于反对清党反共的人，他认为应该等薛岳出院后由其处置。
当时作为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酆悌则没有表态，其实他内心早就有自己的打算了。酆悌与周恩来的师生渊源很深，他在黄埔一期就读时，周恩来的《中国革命问题》课程深入浅出，让他深受启发，内心一直对周恩来的才华和人格极为敬佩。

因此酆悌暗自决定单独会见周恩来，劝说周恩来公开发布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他就能以此保全周恩来性命，于是他单独来到第七团团部，准备与周恩来谈谈。
岂料鲍靖中也想放走周恩来，鲍靖中给周恩来化装成自己身边的亲兵，企图带他逃离上海。鲍靖中带着化装好后的周恩来离开第七团团部时，正好遇到了前来准备劝说周恩来的酆悌。
酆悌与周恩来极为熟识，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个第七团士兵是周恩来所装扮，当时他立刻就明白了鲍靖中想放走周恩来，他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之情，于是当即决定装糊涂，纵容鲍靖中放走周恩来。
因此酆悌只是佯装视察第七团，跟鲍靖中打个招呼就走了，就这样鲍靖中才顺利把周恩来护送到了安全的地方，周恩来也明白酆悌和鲍靖中这两个学生对他有情有义，是想放走他。
虽然酆悌放走了周恩来，但他在后来还是坚决拥护蒋介石清党反共，成为蒋介石麾下的反共急先锋。

1932年时，为加强独裁统治、遏制共产党的发展，蒋介石授意戴笠、贺衷寒、酆悌、曾扩情等心腹筹建复兴社（因成员多穿蓝色制服，俗称“蓝衣社”），酆悌因黄埔一期的深厚资历、对蒋介石的长期忠诚以及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成为复兴社核心成员，与戴笠、康泽、贺衷寒、曾扩情等13人并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
作为复兴社第三任书记，酆悌主导了特务组织的大规模扩张，在全国各省建立分社和情报站，形成覆盖军、政、商、学各界的监视网络，严厉打压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手上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成为当时全国上下人人闻之色变的“大特务头子”。
但酆悌的“铁腕”背后，是与特务系统同僚的格格不入。他出身耕读家庭，骨子里带着几分文人的孤傲，不擅长拉帮结派搞裙带关系，与精于钻营、擅长培植势力的戴笠形成鲜明对比，两人在复兴社内部的权力争斗也愈演愈烈。
最终酆悌与戴笠争权失败，失去了蒋介石宠信，被踢出了特务核心圈，而酆悌与戴笠争权争宠失败的导火索就是义救中共地下党员华克之事件。

华克之曾是“刺杀大王”王亚樵的得力助手，是王亚樵的副手，华克之很早就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部资历很深，但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华克之就毅然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决裂，后来跟随王亚樵刺杀各路汉奸、反革命人士。
1935年11月1日，华克之和王亚樵恨蒋介石对日本不抵抗，因此华克之和王亚樵主张“流血五步”，直接刺杀蒋介石，华克之出面安排刺客孙凤鸣利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之机，伪装成记者当众刺杀蒋介石。
但由于蒋介石后来没有出面与党代表合影拍照，因此孙凤鸣临时改变计划，改为刺杀时任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他冲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击中，但由于未击中要害，使得汪精卫侥幸活了下来。而孙凤鸣则在最后时刻高呼“打倒卖国贼”，被当众击杀。
随即国民党军警对这次刺杀事件展开大搜捕，并顺藤摸瓜查出了华克之。早年华克之与酆悌有着不错的交情，后来华克之跟随王亚樵多次组织刺杀事件，也都是酆悌从中帮他斡旋。
这次刺汪事件后，由于事情闹得很大，酆悌没敢直接出面担保华克之，但也在暗中为救华克之出了不少力，最终使的华克之顺利脱险，这才让华克之后来奔赴延安拜见了毛主席，并被吸纳为中共地下党员。

不过由于华克之身份暴露，加之酆悌此前曾多次保释过他，再加上当时刺汪时是由酆悌组织安保工作，于是戴笠借机将“安保失职”的责任推到时任复兴社书记的酆悌身上，联合多位同僚在蒋介石面前进谗言。
蒋介石为了平衡特务系统的派系矛盾，也为了敲打日益骄纵的酆悌，免去了他的复兴社书记职务，名义上派他担任驻德武官出国镀金，实则是将他排挤出权力核心。
后来蒋介石追查华克之背景时，得知华克之曾多次为酆悌所保释，他对酆悌的信任也彻底崩塌，他私下曾对戴笠直言：“酆悌此人，识人不明，不堪大用”。
当时旁人皆谓酆悌此举是“养虎为患”，他却面对同僚指责时坚守己见：“爱国与否，岂以党派划界？但凡心怀家国，便是同道中人。”
1938年，酆悌结束驻德国任期归国，被蒋介石委任为长沙警备司令。谁也未曾料想，这个看似手握兵权的职位，竟会成为他的“催命符”。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失利，日军华中派遣军兵分三路直逼长沙，长沙周围的岳阳很快被日军侵占，长沙这座华中战略重镇已然危在旦夕。

当时蒋介石决定推行“焦土抗战”策略，防止战略物资落入日军之手，向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达“坚壁清野，焚城备办”的密令，明令“待日军进至长沙城三十公里内，接正式命令后方可执行焚城”。
后来张治中就找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让他整理出一份焚城计划，并直接执掌焚城计划的筹备事宜。他依令制定详尽方案，将警备部队分编多组，配足煤油、火把等焚城物资，同时三令五申：“非吾亲笔手令，任何人不得点火。”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终究打乱了所有部署。
11月12日夜半，长沙城南门口突然响起数声零星枪响，原来是一支巡逻队发现形迹可疑之人，开枪警示时误击民房。
负责焚城的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误判为日军先头部队攻城，未待酆悌亲笔手令便擅自点燃预置的煤油桶。
彼时酆悌正在城外岳麓山巡查防御工事，听闻城内火情后，即刻驱车赶回。沿途只见火势已从南门口蔓延至市中心，街巷间满是哭嚎奔逃的百姓。他当即下令警备部队停止焚城，全力灭火疏散民众，怎奈天干物燥加之狂风助势，火势早已失控。
整座长沙城在烈焰中燃烧三昼夜，2万余无辜百姓葬身火海，千年古城的无数民宅、商铺与文物古迹化为焦土，这便是震惊全国的“文夕大火”。

大火过后，长沙城沦为一片废墟，幸存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全国舆论为之哗然。《大公报》、《申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文声讨，民众自发组织请愿，要求严惩肇事者。
后来军方也才发现日本侵占岳阳后根本没有进一步攻占长沙的打算和实力，因此蒋介石的“焦土抗战”之策完全是畏敌如虎做出的错误决定。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是惊怒交加又暗自恐慌，他深知“焦土抗战”的密令出自己手，一旦真相曝光，必将动摇民心士气。为平息众怒、转移焦点，他必须寻得一枚“替罪羊”承担全部罪责。
此时，早就瞅酆悌不顺眼的戴笠、陈立夫等人趁机落井下石，联名向蒋介石建议将焚城罪责悉数推至酆悌身上，苛责其“治军无方，指挥失当”。
最初军事法庭以“疏于防范，指挥失当”之罪判处酆悌有期徒刑10年，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只被判有期徒刑5年。
但蒋介石却已经决定为了平息公众舆论愤怒而牺牲酆悌等三人，于是他推翻了军事法庭的判处结果，密令时任74军军长俞济时将酆悌、文重孚、徐昆三人一同在长沙小吴门外枪决，酆悌死时年仅35岁。
当时周恩来听闻酆悌要被处决，曾致信给蒋介石，认为其中有重大情由，可以请求刀下留人，留酆悌一命，但周恩来的求情信发给蒋介石时，酆悌等三人已经被俞济时下令枪毙了。
临刑前，酆悌写下绝笔信托付狱警转交家人，信中除对父母妻儿的愧疚之情，更留下“此乃委员长之意，悌虽死无憾，唯求无愧于天下苍生”的字句。他的殒命，成为民国史上最典型的“权力牺牲品”案例。彼时不少黄埔同窗听闻噩耗，皆暗自慨叹：“酆悌一生，成也校长，败也校长。”

酆悌作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他是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忠实鹰犬，双手浸染爱国进步人士鲜血。但作为心怀良知的中国人，他又在白色恐怖最炽烈之际，甘冒风险营救周恩来，为中国革命留存关键力量；更不惜开罪权贵力保华克之，彰显对“爱国”本质的坚守。
最终，酆悌沦为权力斗争的祭品，替蒋介石背负焚城骂名。这般人生轨迹，让他成为难以用非黑即白的标尺简单衡量的历史人物。
关于酆悌的评价，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有人斥其为“伪善特务”，认为救人之举不过是为在国共两党间留后路的投机之策；亦有人赞其为“乱世清醒者”，在黑暗特务系统中坚守人性微光，以自身方式践行爱国初心。更有学者指出，他的矛盾行径，实则映照出民国时期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官员，在“忠君”与“爱国”、“派系私利”与“个人良知”间的撕裂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