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办岁月：职责担当与教育改革续篇

奥运的热闹过后，全球金融危机的寒意开始渗透到这座山区小城。作为县政府办副主任，我既要协助陈副县长联系科教文卫各个科局，还要分管金融办、外事办、档案局三个内设机构，每天的日程表都排得密密麻麻，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早上七点半到单位，先听金融办汇报企业贷款对接情况——县水泥厂要扩产保就业，却因金融危机被银行拒贷三次；上午九点要陪陈副县长去教体局调研农村高中教学，路上还要给外事办回电话，确认下周省外事办考察团的接待流程；中午刚扒两口饭，档案局的老张就来敲门，说要整理建国以来的教育档案，缺人手又缺经费；下午要开全县金融风险防控会，散会后还要赶回家给上高三的侄子改作文——他是当年那四个清华学子的同校师弟，总说要以师兄为榜样。

最棘手的是县水泥厂的融资问题。厂长老王每天都守在政府办门口，烟抽得满地都是：“王主任，再贷不到款，300多工人就要失业，其中56户是贫困户！”我带着金融办的同志跑了三次市工行，把企业的生产报表、环保评估报告、吸纳贫困户就业台账摆了一桌子。信贷科的科长翻着报表皱眉头：“现在金融危机，企业还款能力存疑啊。”我指着台账上的贫困户名单：“这厂要是停了，这些贫困户的生计就没着落了，咱们的扶贫工作不就白干了？”最终借着国家“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东风，银行终于同意放贷两千万。放款那天，老王握着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非要塞给我一车水泥：“王主任，这是咱们厂最好的水泥，给你老家修房子用！”我笑着退回去：“您把厂办好，让工人们有饭吃，比啥都强。”

忙到年底，我连续一周住在办公室。桌上的保温杯里永远泡着浓茶，抽屉里塞满了饼干和方便面，胃药成了随身必备品。有天凌晨两点，我正在写农村高中改革的调研提纲——金融危机导致县财政紧张，农村高中的经费缺口更大了，师资流失也愈发严重。陈副县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她推门进来，手里端着碗热面条，面条上卧着个金黄的荷包蛋：“知道你胃不好，别总吃饼干，我让食堂刘师傅特意做的，加了点山药粉养胃。”

“农村高中不能再这么被动了。”陈副县长坐在我对面，手里翻着我写的调研笔记，“生源被抢，师资流失，再不想办法就真垮了。你去跑几个乡镇高中，把师资、课程、经费的问题都摸清楚，咱们起草个改革方案，争取省里的‘灾后教育扶持资金’！”那天夜里，办公室的两盏灯一直亮到天明，窗外的月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和桌上的灯光交叠在一起，恍惚间竟和山坳乡小学的煤油灯光重叠了——当年我就是在那样的灯光下，给陈冬冬补过语文作业。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跑遍了全县五所农村高中。最远的固城高中在冀豫晋三省交界，开车要走两个半小时的盘山公路，路上还遇到了塌方，只能步行爬山过去。校长老杨领着我看漏雨的教室，天花板上的水渍像地图一样：“王主任，年轻老师留不住啊，去年招的三个师范毕业生，今年就走了两个，涨工资后咱们这和其他地方相比待遇差距更明显了。”他翻着泛黄的师资名册，指着上面的名字：“你看，这几个都是有经验的老教师，也都往县城调了。”我坐在教室的课桌上，看着墙面上用红漆写的“走出大山”四个大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桌角还刻着“努力学习”的小字，忽然想起陈冬冬冻裂的脸颊，想起他当年握着铅笔说“要考出去”的模样。

回到县里，我借鉴衡水中学的师资轮岗模式，结合本县实际，起草了《关于推进农村高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城乡师资双向轮岗”、“开设地方特色课程”、“设立教育专项基金”三大举措。方案改了九遍，每一遍都要征求教体局、财政局、人事局的意见。最激烈的一次争论，是和财政局的王局长争专项基金的额度。“今年灾后重建资金都不够，哪有多余的钱搞教育基金？”王局长拍着桌子说。我把调研时拍的照片摆出来，指着漏雨的教室：“王局，咱们当年穷得没书读，现在不能让下一代还在漏雨的教室里追梦啊！地震咱们都挺过来了，教育这块不能垮！”王局长看着照片，沉默了半天，终于松口：“我从灾后重建资金里挤五百万，但是你得保证每一分都用在刀刃上。”

当方案送到陈副县长手里时，她在“师资轮岗”那一条里画了三个圈：“这个是关键。要制定激励政策，让县城的好老师愿意下去，下去的老师有奔头，比如优先评职称、提高乡镇补贴。”按照这个思路，我又补充了《农村教师激励办法》，把乡镇补贴提高了30%，明确轮岗教师在职称评定中“优先推荐”。2008年12月，省教育厅的调研组到县里，组长看着改革方案和详实的调研数据，连说三个“没想到”：“没想到你们一个山区县，能把农村高中的问题摸得这么透，方案这么有操作性，还结合了灾后重建和抗危机的需求！”

2009年初，喜讯就传了过来：陈副县长因在教育改革和抗灾救灾中的突出表现，被破格提拔为市教体局局长。消息传来那天，我正在金融办主持企业融资对接会——彼时国家已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我正忙着帮企业争取政策红利。散会后，陈副县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推荐信，信封上印着市委组织部的字样：“我跟张书记说了，你做事踏实有思路，她很赏识你。县委办缺个副主任，负责服务她，还分管保密局，你愿意去吗？”

张书记是全市唯一的女县委书记，以雷厉风行著称。第一次见她时，她正在县委常委会上部署“建国60周年大庆筹备+应对金融危机后续措施”，说话语速极快，思路清晰得惊人：“既要办好庆典聚人心，也要抓牢产业保增长，两手都要硬！”散会后，她握着我的手，目光锐利却温和：“陈县长把你夸得天花乱坠，说你抗灾时能顶上去，搞改革能沉下去。县委办是中枢，保密局是要害部门，不能出一点差错。”我握紧了口袋里的英雄钢笔——那是当年教体局李股长送我的，笔身还带着体温：“请书记放心，我一定把事情做好。”

刚到县委办的日子，比在政府办更忙。每天早上七点要给张书记准备当天的日程安排和文件摘要，摘要必须控制在一页纸内，还要标出重点；上午跟着她下乡镇调研灾后重建项目，要随时记录她的讲话要点，中午就得整理成纪要；下午要组织各部门开会落实工作，会后要写简报；晚上还要审核保密局的检查报告，哪怕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保密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我带着保密局的同志对全县各单位进行拉网式检查，小到文件的收发登记，大到涉密电脑的管理，都逐一核对。

有次发现县国土局的涉密档案管理不规范，档案柜没上锁，涉密文件随意堆放在桌上。国土局王局长找我求情：“王主任，都是老熟人，通融一下，下次一定整改。”我把保密条例和建国60周年庆典筹备的保密要求摆在他面前：“王局，庆典在即，保密工作没有情面可讲。要是出了差错，咱们都负不起责任！”最终，国土局不仅限期完成了整改，王局长还在全县保密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这事之后，再也没人敢在保密工作上敷衍了事，张书记在班子会上夸我：“小王有原则，能扛事，把保密局交给他，我放心。”

2009年春节前，已是陈局长的老领导来县里调研，我陪着她去了山坳乡。山坳小学的临时板房已经换成了翻新的砖瓦房，玻璃窗擦得锃亮，阳光照在课桌上，映得孩子们的笑脸格外明亮。陈冬冬正坐在教室里做习题，他的桌角摆着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书包——是当年我送他的那个，书包带磨破了，他用针线缝了又缝。倩倩的奶奶拉着我们的手，指着墙上的奖状，笑得合不拢嘴：“倩倩考上县重点高中了，说要跟你学，以后也当干部为民办事！”

陈局长看着我，眼里满是欣慰：“当年把你从山坳调出来，没看错人。从抗灾到奥运，再到搞教育改革，你都扛下来了。”离开山坳乡时，夕阳正落在山尖上，把漫山的树木染成金红色。陈局长忽然说：“当年我带你推公车改革，就知道你是个能扛事的。现在跟着张书记，要多学多练，以后的路还长。”我望着远处渐渐亮起的灯火，想起政府办那些彻夜不熄的灯光，想起调研农村高中时走过的盘山公路，想起保密局里一本本整齐的档案。口袋里的英雄钢笔硌着掌心，笔帽上陈局长刻的“坚守”两个字，在夕阳下闪着光。

回到县委办，张书记正在办公室等我，桌上摆着一份文件：“市里要搞农村教育改革试点，咱们县要牵头，这个任务交给你，还要结合建国60周年搞‘教育成果展’。”我接过文件，看见封面上“山坳乡”三个字被圈了出来，红笔的痕迹新鲜而有力。窗外的烟花忽然炸开，是县城里有人在提前庆祝春节，绚烂的光映在文件上，也映在我的脸上。

我想起2007年那个雾蒙蒙的早晨，自己站在山坳乡党委公示栏前的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攥着那份任命文件；想起2008年地震时，乡亲们凑来的那一沓沓零钱；想起奥运期间，孩子们举着奥运五环旗奔跑的身影；想起改革方案通过时，陈副县长眼里的泪光。从山坳乡到政府办，再到县委办，那些走过的路、办过的事、帮过的人，都不是孤立的片段，而是一条通往初心的道路。

那条路上的灯火，从来都是两半的——一半是办公室彻夜不熄的白炽灯，照亮的是责任与担当；一半是山坳乡的煤油灯、孩子们书桌前的台灯，温暖的是初心与真情。这两半灯火交织在一起，照亮了2008到2009年的忙碌岁月，也照亮了我成长的每一步。

春节那天，我收到了倩倩寄来的贺卡，上面画着一个女干部牵着孩子们的手，背景是山坳乡的晨雾和县城的灯火。贺卡背面写着：“乡长阿姨，我会努力考上大学，回来建设家乡。”我把贺卡放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旁边摆着那支英雄钢笔。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我知道，建国60周年的庆典在即，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