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总参作战部长降为省军区司令，再见到老首长却说：官也不小哟

军队里头，干部调动就是组织上的正常安排，可有时候级别一比，总让人觉得有点歪道。王扶之从总参作战部长到山西省军区司令，看似降了级，实则是党对干部的全面锻炼。岗位变了，责任没变。

王扶之的军旅路，走得一步一个脚印。他1935年就投身红军，从战士干起，一路摸爬滚打。抗战时期，他在115师343团当团长、副师长、师长，带着部队在太行山里转战，组织游击，保卫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他到39军任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那时候军队正大步往前迈，他抓训练、搞筹划，帮着部队适应新形势。1955年授少将军衔，1964年又晋升。

到总参作战部，王扶之的担子更重了。1970年，他从副部长接棒，当上部长，那可是第五任。总参作战部管着全军作战计划、边防部署。部队从陆海空到火箭军，全得靠这统筹。1971年正式上任后，他带队研究各种方案，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党在那个阶段，正加强国防建设，王扶之他们天天盯着地图、电报，推演预案，确保国家安全有底气。

可1975年，组织一纸调令下来，王扶之转到山西省军区当司令。总参二级部部长到省军区司令，级别上从兵团级落到军级，很多人私下嘀咕，算不算平调还是下放？其实军队干部轮岗，本就是党管干部的原则。

中央考虑大局，地方军区也得抓实抓细，王扶之去山西，正好发挥他的经验。山西地处华北，边境长，民兵多，他一到那，就把总参的作战思路带下去，帮着地方部队整组训练。调动虽有级别落差，可在党内看，就是考验忠诚、锤炼作风的机会。组织上总有长远打算，王扶之明白这点，一心扑在工作上。

说起总参那几年，王扶之的贡献实打实。1970年代初，国际形势复杂，边境摩擦不断，他们部里天天开会研判，制定应急预案。党要求军队备战备荒，王扶之带头落实，部队演习频次高，质量也提上来。

调山西后，他把这些经验落地，省军区从单纯守备，转向军地结合，民兵参与度大增。

1976年，王扶之北上北京办公事，顺道见了老上级王尚荣。那时候王尚荣是副总长，两人早年共事，王扶之在作战部时，王尚荣是第三任部长，带过他不少。

王尚荣作为老首长，看问题透彻，提醒王扶之稳住心态。王扶之则表示，在山西担任军区司令，官也不小哟。

党在那个时期，正调整干部结构，王扶之的调动就是一例。很多人觉得委屈，可岗位大小不重要，关键是为党分忧。王扶之回去山西更卖力，抓部队作风整顿，帮地方搞生产支援。

王尚荣和王扶之的交集，早从抗战说起。王尚荣那辈老干部，经历过长征、解放战争，王扶之跟在后头学了不少。总参时期，两人搭档默契，作战部方案多半出自他们手笔。

1980年，王扶之从山西转到乌鲁木齐军区当副司令，那可是十一大军区之一，地广人稀，任务重。新疆边疆，党重视稳定，王扶之去那，正好用上总参和山西的经验。几年干下来，他抓边防协作，促军地融合，部队后勤保障上台阶。年龄到点，80年代中后期退居二线，当顾问，继续发挥余热。

乌鲁木齐军区管着西北大片，王扶之负责副职，重点在作战筹划和训练。他把总参的预案法子带过去，帮部队适应高原环境，演习针对性强。党要求军队服务大局，王扶之在新疆，推动民兵边防，地方经济也沾光。退二线后，他没闲着，写心得、带新人，党内老同志的传帮带精神，一点没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