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矿工青丝熬白发赢官司：大同中院拖延立案被指击穿法治底线

当一份历经最高人民法院四次裁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监督、耗时近二十年铸就的生效判决，在权益兑现的“最后一公里”再度遇阻，其挑战的早已不止个案公正，更是整个司法体系的权威根基与尊严底线。

2005年，内蒙古准格尔旗蒙南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年初分红时，退休股东突遭“已退股无分红”的告知。愤慨之下，他们先上访维权无果，两年后转而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执意追索属于自己的股权。

澎湃新闻《退休矿工追讨千万股权近20年终获胜诉》的报道，勾勒出85位退休矿工从青丝熬到白发的悲壮维权图景，而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立案环节的消极拖延，无疑是这幅图景中最令人痛心的一笔——其行为违法性明确，所生危害深远且严重。

拖延立案：于法无据的程序违法与司法懈怠

昨天，澎湃新闻的一篇深度报道再次将这桩拉锯20年的案件，带回公众视野。

报道显示，本案中，79名矿工自2025年4月首次递交执行申请，被以“与判项不符”驳回后，于7月1日重新提交申请文件，却“迟至今日仍未等来立案”，大同中院的此番操作已构成严重程序违法。

首先，该行为直接违背立案登记制核心要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及执行申请，应一律接收诉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针对执行立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明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案中，79名矿工持有山西高院终审判决书，加之部分权利受让人的诉讼代表、律师事务所，三方申请执行主体适格、对象明确、内容具体，完全符合法定条件。而大同中院立案庭副庭长以“程序一定要做好”为由，对符合形式要件的申请拒不立案，实质是将“立案登记制”倒退为“立案审查制”，是对中央司法改革精神与法律明文规定的公然违背。

其次，法院否定“权利承受人”执行申请资格缺乏法律依据。

大同中院坚持要求股权和分红必须执行至每一位矿工个人名下，拒绝接受矿工集体通过协议约定、签字按印并公证的方案——将部分权益直接执行至维权代表及律师事务所，用于支付维权垫资及律师费。这一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根据前述执行规定第16条，“权利承受人”依法享有直接申请执行的权利。79名矿工已通过合法方式明确转让部分权益，维权代表与律所完全具备“权利承受人”的法律身份。执行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兑现生效判决确认的权益，权利人之间的内部分配方案，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系真实意思表示，理应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法院无权越俎代庖，更不能以此为由拒绝立案。大同中院的做法，属于典型的超越职权、滥用审查权。

危害深远：从个案不公到系统性信任危机

“立案难”的危害绝非局限于程序拖延，其更如一剂腐蚀剂，从多个层面侵蚀法治根基。

其一，“立案难”是对权利人的二次伤害，导致正义彻底空转。85位矿工，二十年诉讼长跑，16人抱憾离世，剩余者皆年逾古稀。他们耗尽人生后半段的时光，才换来一纸公正判决。

然而，大同中院的拖延，让这份来之不易的胜诉判决沦为“法律白条”，胜诉权益仅停留在纸面。这不仅是对他们物质权益的持续剥夺，更是对其生命、尊严与信念的无情消耗。

当一位八旬老人发出“人要讲良心啊”的叩问，其所质疑的，正是司法应有的温度与效率。

其二，“立案难”严重侵蚀司法公信力与权威。司法权威的基石，在于生效判决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此案历经最高法、最高检反复监督，判决的正当性与终局性不容置疑。但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大同中院，却在最终执行环节设置障碍，无异于自我消解司法权威。

公众目睹此情此景，难免产生疑问：若连最高司法机关督办的案件都执行无门，普通百姓的合法权益又能如何保障？这必将严重动摇社会对司法救济途径的信任。

其三，“立案难”为失信行为“保驾护航”，破坏法治化营商环境。大同中院的拖延，客观上为被执行人蒙南公司转移财产、持续抗拒执行提供了可乘之机，极大增加了“执行难”的风险，在事实上纵容了失信行为。从宏观视角看，地方法院的执行效率是营商环境的“晴雨表”。

若投资者普遍担忧“胜诉易、执行难”，地方保护主义或司法惰性成为权益兑现的“拦路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便无从谈起。

其四，“立案难”暴露并加剧司法系统内部掣肘。报道中，立案庭以执行内容的具体实现方式为由拒绝立案，混淆了“立案”与“执行”的职能边界。

立案庭的法定职责是经形式审查后启动程序，而具体执行方式属于执行局的工作范畴。这种“立执不分”“以执代立”的行为，反映出法院内部权责划分不清、程序运行混乱的问题，更让人对是否存在不当干预产生合理怀疑。

让正义不再“迟到之后再迟到”

退休矿工们二十年的坎坷维权路，如同一面镜子，既照见中国法治进步的艰难曲折，也映出权益兑现“最后一公里”上依然顽固的梗阻。大同中院拖延执行立案的行为，公然违背法律程序，直接伤害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作为法律人，我对此案强烈呼吁并郑重建议：

1. 上级法院与检察机关立即启动监督程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依据《民事诉讼法》赋予的监督职权，对大同中院拒不立案的违法行为开展直接监督，指令其限期纠正，并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问责。

2. 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坚决杜绝任何在法律规定之外增设立案门槛的行为，确保符合形式要件的执行申请无障碍进入执行程序，保障当事人申请执行权的依法实现。

3. 明晰法院内部权责边界。严格区分立案庭与执行局的职能定位，立案庭不得对执行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和预判，切实保障执行程序顺利启动。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判决的价值在于执行。对于已至风烛残年的退休矿工而言，时间就是最大的正义。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用剩余的生命，等待一个本已到来的公正结果。

铲除“最后一公里”的执行梗阻，不仅是为79位老人兑现应得的股权权益，更是为了守护法治的生命线，重塑公众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坚定信仰。

本文作者：连大有 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