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将军：何康的回忆1

作者：何康，辛亥革命元老何遂之子（1923—2021），1938年1月参加革命，曾受中共南方局、上海局领导，从事党的地下统战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担任农业部部长。

张执一（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在《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载《革命史资料》第五期，全国政协编，1981年版）一文中写我的父亲何遂时称：“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近年，不少文章称吴石受“共产党员何遂单线领导”，这是不确切的，何遂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领导过吴石。吴石与父亲是几十年的生死之交，确实是受父亲影响并通过父亲和共产党建立直接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大业，最终壮烈牺牲。

朱枫

1937年五六月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父亲（即：何遂）与代表团成员多有接触。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初步形成，叶剑英希望父亲多介绍一些朋友给他们，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父亲便把吴石、张维翰、缪秋杰（张时任立法委员，后曾为台湾“监察院”院长；缪时任两淮盐运使，后为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此二人均为吴石好友）等介绍给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人。吴石对日军入侵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提出的“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是明确赞同的。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他在参谋部时即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编撰了有关日本军队《作战之判断》《海空军总动员》《兵力番号编制》及主要将领的《蓝皮书》，此时再充实翻印，弥补了国民党对日军事情报储备的不足。“八一三”淞沪会战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组合、攻击指向，大多如《蓝皮书》所判断。

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入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每周都召见他，咨询日军动态。1938年8月，第二厅在珞珈山举办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并特地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我的长兄何世庸当时就以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作的形势报告和叶剑英讲的游击战争大课。吴石在对学员的讲话中指出，作战中的中国军队缺乏情报和保密素养，所用四字头密码早已被日军破译，这是造成战场被动的一个原因。

吴石

1938年11月下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分别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作战。桂林行营主任是白崇禧，参谋长是林蔚，吴石担任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桂林行营辖第二、四、六、九战区，吴石以一腔抗日热忱承担了大量运筹协调擘画的幕僚任务。1939年11月末至12月初，日寇攻占南宁和地扼桂越交通线的要隘昆仑关，揭开了长达一年的桂南会战。初期，由白崇禧指挥，以第五军为主力，四个集团军配合作战，于当年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取得了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在这次战役的紧张阶段，吴石白天不离地图，夜晚不离电话，连续几昼夜未曾合眼。昆仑关大捷吴石是有贡献的。随后由于日寇增兵，昆仑关再度失守。从1940年2月起，桂南作战改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吴石仍然肩负参谋重责。经过艰苦作战，1940年10月末，中国军队终于收复南宁，取得了桂南会战的胜利。吴石敏锐判断了日军撤退的动向，及时组织追击，日寇仓皇逃遁出海，使南宁及沿途地方未遭破坏，且缴获了日军大批辎重。南宁作战后，吴石升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

吴石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长达五年。这期间，他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埋头苦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也博得同僚广泛的赞誉与拥戴。

在抗日战争时期，吴石也非常重视发动民众协力抗日。他在桂林时，首倡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把大批日俘组织起来，为抗日服务。他还利用同乡纽带，创建福建旅桂同乡会做桥梁，吸引了大批南洋华侨和福建青年到广西入学参军就业。他还在自己家里热情接待过闽籍爱国侨领陈嘉庚，和他共议抗日救亡、建设乡梓、培养后人的大事。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国民党一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挑起反共摩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特务密布的12个战区中，第四战区始终保持了国共团结抗日的局面，这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吴石、中将副参谋长陈宝仓等一批爱国高级将领坚持正义立场密切相关。

何遂全家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柳州时，我父亲先任桂林行营总顾问；桂林行营撤销后，又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我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常常得到吴石的关照。1944年日寇攻陷桂柳前，我和弟妹还有我的几位同学都是由他帮助安排撤离的。我大哥何世庸是地下党员，利用父亲与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的关系，隐蔽在广西盐务系统工作。桂林失陷前，大哥接到董必武“向桂东转移”的指示，特地去向吴石咨询，吴石向他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态势，指出桂东三角地带，日军兵力暂难顾及，是相对安全稳定的地区。这个分析帮助了新任桂东盐务办事处处长的大哥利用控制的5万多担存盐（战乱中每担盐市价1两黄金），放手支持桂东自卫抗战保护民主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吴石的判断是准确的。

吴石与父亲投缘，不仅因为思想性格相近，还因为他们都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书画，且都有较高的造诣。在吴石出版的《东游乙稿》一书中有一首《喜叙甫至》的七律，记述了他们1931年夏相聚于日本的情景：“羽音夕至客朝临，鸡黍微情一往深。相慰百书输此面，论交几辈得齐心。”当时吴石是日本陆军大学的留学生，父亲是到日本考察的。异国相聚，欣喜之情跃然纸上。父亲回国后，曾在家中说：“日本人要在东北挑起事端。”看来他们那时对中日局势是有议论的。在父亲画的《长江万里图》上，吴石题了四首诗词。题在三峡段的七律，首联是，“远览方知天地宽，心安蜀道未为难”。平平淡淡的诗句，凸显出深刻的哲理：人只有眼光远大才能知道天地的宽阔；只要意志坚定，心态平稳，面对蜀道也不以为难。题在武汉段的七律，回顾了他与父亲1919年过武汉的游踪，“孤心郁勃凭双剑，共济安危托一舟”，道出了他们之间“共济安危”的非同寻常的关系。父亲在吴石50岁生日时写了一首《百字令》的长词送给他，其中一句为“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口气很大，但这确实是他们共同的抱负。

抗战胜利后，吴石回到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在抗日期间就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不满。桂柳战役失利，身处第一线的吴石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偏爱嫡系，重用刘峙之流无能败将，也让他深为不平。他受过系统的高等军事教育，却始终无缘军队的实权，这是吴石难解的心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五子登科”式的“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特别是蒋介石违背广大民众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喟叹。我父亲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与吴石十分一致。父亲虽然胸无城府，政治上却敏感而清醒。西安事变后，他明确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真诚地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他对蒋介石政权完全绝望，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他和吴石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隐晦，这种鲜明的态度对吴石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吴石也表示，希望通过父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建立直接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