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洛阳：东汉国际大都会，丝路起点，甘英止步波斯湾之谜！

公元 97 年深秋，东汉都城洛阳的金马门外，一支由 70 余人组成的使团正整装待发。为首的甘英手持符节，身后驼队满载着丝绸与国书，即将踏上一场改写世界历史的征程。他们的目的地，是当时被称为“大秦”的罗马帝国——这个距离洛阳 1.2 万公里的遥远国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遣使出访欧洲，而洛阳，正是这场伟大探索的起点。这座被时光掩埋的古都，不仅是东汉王朝的政治中心，更是整个东方世界的商贸枢纽和文明灯塔。

东汉洛阳城：古代世界的国际大都会

当罗马人在亚平宁半岛建造斗兽场时，洛阳已经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超级都市。自《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元年（公元25年）定都洛阳以来（《后汉书·光武帝纪》，54-55），这座都城历经百年建设，形成了钱国祥《东汉洛阳都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中考证的"九六城"规模——南北长九里、东西宽六里的城市框架（钱国祥《东汉洛阳都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2017）。考古复原图显示，这座周长约14公里的都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垣构成，城内“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正如《潜夫论》所记载的“游手为七，充盈都邑”。

作为帝国的心脏，洛阳的繁荣远超同时代的其他城市。《汉魏洛阳城考古发现和研究》（2024，中州古籍出版社）中记载，夏门内大街遗迹宽达40余米，两侧分布着排水沟和夯土路基，印证了文献中"街衢洞达，闾阎且千"的记载（《汉魏洛阳城考古发现和研究》，2024：89）。考古发现的汉代丝绸残片上，深蓝色底布交织着红、绿、黄等色彩，图案中不仅有中国传统的“吉羊”纹样，还出现了类似波斯风格的动物图案——这些文物见证了当时国际贸易的盛况。

城内的“金市”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交易中心之一，来自安息的香料、大月氏的宝石、罗马的玻璃器皿在这里随处可见。一位西域商人在竹简上曾留下这样的记录：“洛阳金市，日中而市，商贾云集，异物毕至”。

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大多数人知道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却很少有人了解，东汉时期的洛阳才是这条贸易通道真正的东方起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申遗文件明确指出：“东汉时期，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形成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商贸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199）。与西汉以长安为起点不同，东汉的丝绸之路以洛阳为枢纽，形成了更为发达的交通网络。

从洛阳出发，商队经长安、武威、张掖、酒泉至敦煌，再分南、北两道进入西域。国家文物局2006年《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共同行动纲领》将汉魏洛阳城遗址明确定位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核心遗存”（国家文物局，2006）。其中北道经伊吾庐（今哈密）进入准噶尔盆地，南道则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最令人惊叹的是，部分商队甚至逾越帕米尔高原，直达中亚细亚，最远抵达波斯湾头。

2014年，汉魏洛阳城遗址作为“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历史地位得到国际公认。这些商队的足迹，在沙漠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史书中那句“西汉商人遗留在沙漠中的尸骨，变成了子孙们的指路碑”，道出了这条贸易之路的艰辛与伟大。而这一切，都以洛阳为起点。

班超：将丝绸之路延伸到欧洲的探险家

提到东汉的西域开拓，就不得不提班超。这位“投笔从戎”的传奇人物，在西域经营三十余年，不仅扫清了匈奴势力，更将东汉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地区。当他率三十六人出使鄯善时，面对匈奴使者的威胁，毅然说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名句（《后汉书·班超传》）。

公元 91 年，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木牍N.XIV.iii.10记载了“伟大的国王、天子的代表、都护班超”的称号，证实了其在西域的实际统治（《班超年谱考实》，2025）。他在这里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班超敏锐地意识到，要与西方建立直接联系，必须派出使团出访罗马。正是这个远见卓识的决定，促成了甘英的西行。

《资治通鉴》卷四十六详细记载了班超在疏勒之战中的军事才能："超守盘橐城，与忠相持岁余，葱岭以东遂绝。超居龟兹它乾城，徐以恩信招降之"（《资治通鉴》卷四十六）。班超与张骞的不同之处在于，张骞是“凿空”西域，而班超则是“经营”西域。他不仅维护了丝绸之路的安全，更积极拓展了东汉与中亚、西亚各国的政治经济联系，为甘英出使罗马奠定了基础。

甘英西行：中国与欧洲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公元 97 年，甘英率领使团从洛阳出发，踏上了前往罗马的旅程。《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后汉书·西域传》）。他们的路线堪称古代版的“欧亚大陆桥”：从今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经土库曼斯坦南境马里进入伊朗，再经伊朗北部达姆甘，至伊朗西部的哈马丹，西南行至伊拉克巴格达南底格里斯河畔的泰息丰，最后抵达波斯湾头。

当甘英准备渡海前往罗马时，却遭到了安息西界船人的阻挠。《晋书·四夷传》记载安息人以“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为由劝阻（《晋书·四夷传》）。这些安息商人之所以要阻止甘英，是因为他们垄断了中国丝绸向罗马的转口贸易，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据《后汉书》记载，安息人对甘英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分析指出，安息船人编造谎言阻止甘英渡海，根本原因是“欲垄断中国与罗马间之贸易，不愿中国与罗马直接交通”（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124）。这番话最终动摇了甘英的决心，使他放弃了渡海前往罗马的计划。虽然未能抵达目的地，但甘英的这次西行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抵达波斯湾的官方使节，也是第一个试图与欧洲建立直接联系的中国人。

洛阳：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者

甘英虽然未能抵达罗马，但他带回的关于西方世界的信息，极大地开阔了东汉人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这次出使为东西方交流打开了一扇门。就在甘英归国后的第二年，一支罗马商团就沿着他开辟的路线来到了洛阳，这是有史记载的第一批抵达中国的罗马人。

此后，更多的西方使节和商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洛阳。考古发现的罗马金币、玻璃器皿等文物，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洛阳，这座古老的都城，俨然成为了当时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甘英的“未竟之旅”比成功抵达更具象征意义。它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和决心，也预示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幕已经拉开。而洛阳，作为这一切的起点，注定要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两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依然能感受到洛阳作为古代世界十字路口的辉煌。它不仅是东汉王朝的都城，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的桥梁。从这里出发的商队和使团，将中国的丝绸、瓷器、四大发明带向世界，也将佛教、伊斯兰教、天文学等引入中国。

洛阳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是一座古都，更在于它代表了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动力所在，也是今天我们构建“一带一路”的文化根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洛阳这座千年古都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它用自己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包容带来繁荣。这或许就是洛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