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劳动法，不屈的劳动人民，外国工会为何更有用？

一本小册子烧出一场运动！

韩国劳工觉醒70年，全太一死得其所？

一本法律的“用”与“不用”，不在于内容写得多漂亮，而在于能不能真正保护工人。

之所以有工会敢和总统叫板，能把非法外包、天价赔偿一刀切掉，靠的不是体制的“开恩”，而是数十年一个个“全太壹”式的殉道换来的。

这个国家的劳动史，坦白讲，让人动容，也让人警醒。

我们从头捋。

早在1876年日本开启了对朝鲜的经济侵略后，资本主义逻辑就开始在这片半岛蔓延。

到了20世纪初，劳资矛盾愈发激烈，只是那时的所谓工会，多数是被资产阶级“驯化”的组织，设备齐全却毫无力量。

直到1920年，韩国才成立第一个工会“韩国劳动互助会”，但内部斗争不断，外部压迫严酷，有名无实。

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半岛的政局在美国与苏联几乎“对半开”的博弈下迅速撕裂。

左翼工会“全评”试图推动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统一，但很快被右翼“老总”打压下去，活动转入地下。

权力是谁的？枪杆子说了算。

195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进入朴正熙的军政府时代。这个时代给了国家高速发展的机会，也把劳动力压榨到了极限。所谓的《劳动基准法》那不过是一张保鲜膜贴在地铁钢轨上，杜绝不了任何一场碾压。

而真正点燃变革火焰的人，来了。

1970年11月13日，年仅22岁的工人全太壹，手持《劳动基准法》小册子，在首尔和平市场门口泼汽油自焚。

他的遗言简单、扎心——“请政府遵守劳动基准法。”

那本法，烧得干净利落，却也点燃整个国家工人阶级的觉醒。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韩国罢工年均不过百起出头，自全太一之死后，1971年罢工事件飙升到将近1600起。这不是巧合，是血淋淋的触动。

全太一之死，炸醒的可不只有工人。

大批大学生站出来，首尔大学、成均馆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相继举行追悼会。工人、知识分子、社会良知，在紧缩管制和企业剥削中被暴力唤醒。而当年的在野党金大中，也在精神层面上“继承”了太一的意志。

然而，高木正雄（朴正熙）可不是坐以待毙的君子，通过盘外招稳坐总统宝座。工人运动也被一次次地镇压、收编、分裂。总工会“老总”更在60~80年代间沦为权力的工具，一面喊着工人利益，一面高举统治者口号。

真正推动韩国工会脱胎换骨的，还是一场“逼出来的抗争”。

1984年，大宇服饰工厂的工人开始自发组织工会，并迅速得到周边上千名产业工人的响应。政府的回应是便衣逮捕、棍棒驱散、六天罢工，十个工会、2500人，被镇压。

但这场罢工揭示出一个事实，韩国的工人已经不再接受当“沉默的齿轮”。

而整个社会的压力到了1987年达到了极限。

629民主宣言出台，韩国正式步入民主化时代，这也使得韩国工会首次在政治制度上有了靠山。之前的那条刀尖，终于，可以卸下。

随后，两个主流工会组织逐步确立。保守务实派，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总联盟），激进进取派，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民主劳总）。

一个做妥协，一个硬碰硬，表面各行其道，实则共同撑起韩国工人基本权利防线。

进入21世纪，他们干了三件大事。

反对基础设施私有化燃气、电信、铁路坛坛都抗；协助文在寅上台，推动最低工资制度与雇佣改革；在尹锡悦上台后发起多轮罢工，2023年应对日本核废水排放事件，激进劳总一度喊出口号：“总罢工到尹下台为止。”

这不是小打小闹，这是真刀真枪地在维护工人的尊严。

2025年，一个重磅法案的通过，划下阶段性胜利，《工会与劳资关系调整法》大修，三大核心突破，将外包工纳入雇主责任体系，彻底堵死灰色用工。

取消违法罢工的天价赔偿条款，还工人一个“犯错的权利”；明确扩张罢工事由，封堵管理方“操作空间”。

这一纸新法，是李在明政府对“亲劳”路线的兑现，也是对全太一最迟来的回应。

但我要提醒大家，这种“工会赢了”的叙事，到今天仍未终结。

稳定制度不是终点，维护权益是场长跑。

韩国制度的改善，是工人一寸一寸“砸”出来的。烈火中的少年、六天不屈的罢工、一次次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碰撞，才有了今天的新基准。

这也给我们几个值得深思的启示。

第一，工会不是坏东西，真正以工人为中心的组织力与谈判力，才是社会稳定与公平的关键变量。

第二，中国的灵活用工、外包行业的快速扩张，同样需要更精准清晰的法律配套，而不是一味靠市场调节。韩国对“实际用工人”的定义变更，值得我们立法者细读。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于能顶层设计、滚动优化，对于劳动法制建设，更应主动更新、强化执行力、做实监督链条。

全太一，一本书，一把火，换来五十年的改革洪流。

今天韩国的《劳动法》终于不再纸上谈兵，滚烫得能灼伤剥削者的手。

这不是哪个总统“大发慈悲”的结果，而是被压在产业链最底端的千百万工人咬着牙，苦苦撑出来的一句呼声：

“请让法律，真正为我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