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以来》讲了什么？

1941年冬的延安，毛泽东亲自主持编纂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悄然印发。

这部被称为“党书”的文献集，收录1928年至1941年的562篇文献，共计280万字，既非简单的史料堆砌，更不是抽象的理论阐释，而是用原始文献“说话”，在梳理党史脉络中厘清路线是非，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最坚实的思想武器。

它所承载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史为鉴”的清醒，更是“统一思想”的智慧。

一、编纂之因：在历史迷雾中锚定方向

《六大以来》的诞生，源于延安时期党内亟待破解的思想困境。

1935年遵义会议虽结束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但对十年内战后期的路线分歧始终缺乏系统梳理。

毛泽东在审核文献时发现，不少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认识模糊，甚至有人否认其存在。

1940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尖锐指出：“不了解过去的错误，就会重复错误”，而纠正错误的前提，是“用文献说话，让历史作证”。

编纂工作最初为七大准备材料，后因意义重大转为专题汇编。

毛泽东亲自把关每一篇文献，从中央决议到电报指示，从领导人文章到党报社论，甚至从国民党当年的“反动文件汇编”中甄别抢救史料。

他特别强调：

“不是为编书而编书，是要让同志们从对比中看出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是死胡同。”

这种以史铸魂的编纂初衷，让这部书从诞生起就承载着“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使命。

二、核心内容：两条路线的鲜明对撞

全书以“专题+时间”体例分为八大类，核心脉络是清晰呈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路线。

在政治路线上，文献完整还原了“左”倾错误的演变与危害。

1927年瞿秋白盲动主义时期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31年王明主持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宣言》等文献被收录，其“城市中心论”“打倒一切中间派”的主张，与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

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一系列指令，与遵义会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列，让“左”倾路线导致的军事惨败一目了然。

军事与组织路线的对撞同样深刻。

一方面，错误路线文献充斥着“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教条主张；

另一方面，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相关指示、朱德关于游击战争的论述，以及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总结，展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智慧。

组织问题部分，既收录了“左”倾时期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文件，也包含了毛泽东强调“任人唯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讲话，凸显了正确组织路线的生命力。

这些文献并非孤立存在，毛泽东通过编排让历史自我发声。

胡乔木回忆：“此前没人敢说四中全会后有‘左’倾路线，编完这些文件，对照一摆，反对者就哑口无言了。”

三、历史作用：整风运动的“思想手术刀”

《六大以来》印发后，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的必修读本，其最直接的作用是为整风运动提供了“思想手术刀”。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讲话中指出：

“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原来苏维埃后期有这么多‘左’的训令，错误路线是实实在在的。”

不少曾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在文献对比中转变了认识，比如博古在研读后承认“过去的路线确实脱离中国实际”。

这部书更为七大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奠定了基础。

1945年七大上，代表们以《六大以来》的文献为依据，系统总结了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彻底清算了“左”右倾错误。书中收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演进文献，如《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等，为大会确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方针提供了直接支撑。

从文献传承角度看，它开创了党的文献编纂新范式。

毛泽东亲自修改文献标题，如将《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并为遵义会议决议加注解，让文献更易读、更具针对性。

这种“史论结合、以史证论”的方法，成为后来党史研究的重要传统。

四、当代启示：以史为鉴的永恒价值

今天重读《六大以来》，其价值早已超越历史文献本身。

毛泽东在编纂中强调的“研究历史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仍具强烈现实意义。

书中展现的“用事实说话、靠证据立论”的严谨态度，启示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必须立足实际、尊重规律。

它所彰显的“直面错误、修正偏差”的勇气，更是党的宝贵财富。

如同当年通过文献厘清路线是非，今天我们在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同样需要以历史为镜，从过往经验中汲取智慧。

毛泽东曾说：“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十年看五遍就看出味道了”，这种对历史的敬畏与钻研，正是当代党员干部应有的素养。

这部诞生于延安窑洞的“党书”，用280万字的文献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仅在于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更在于能通过自我反思、以史铸魂实现自我超越。

《六大以来》讲的是党史，更是“如何不忘初心、校准航向”的根本道理——这正是它跨越八十年依然能给我们带来启示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