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廷华|一沓书目引起的文学追忆

一沓书目引起的文学追忆

□ 徐廷华

家中藏书中有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皇皇16卷中，第14、15卷是日记。先生每天生活的行止点滴，事无巨细，全都写在当天的日记里。所记最多的当是他与书的众多交集，且每年底都附有一张书账。受鲁迅先生的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也将自己的藏书，依照图书分类法编了一个目录。书名、版本、出版年月、书价等，一本一本地登记在册。

藏书目录先是写在稿纸上，日积月累，足有三百多页，后来有了电脑，我用了整整一个夏天时间，披汗如雨，细细校勘，移至电脑上，还按每类书的出版时间顺序、作者，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重组排列，如此一来，书目显得更加的有条理，便于快捷地查找。

我的藏书来源有三，一是自己花钱买的，大部分出自新华书店，有的是在旧书店捡漏淘来的。有些书的最后一页上还能见到一个粘上去的纸口袋，里面插着一张借阅登记卡，记录着借阅人的名字，分明是单位处理后流到书贩手上的。二是工作需要，单位购买，日久天长，渐渐就归为己有了。三是出版社或文学会议赠与的，也有文朋旧好间赠阅的，这部分书大都有作者的签名，有的还写有题跋。

2017年家中装修，我专辟了一间作为书房。虽然三面墙打了顶天立地的书柜，但仍无法容纳泱泱七八千册书，只好忍痛割爱，狠下心处理了一半，只留书名在目录中。剩下的三千多册书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一花一世界，每本书都有它的一段故事。我时常望着书柜中排列整齐有序的书出神。我回忆着，往事涌上心头，乘兴写下一些细节、趣闻，或许能引发一些爱书人的共鸣。

一

“补白大王”郑逸梅曾总结读书的两种方法：一是“里打进”式，“是以阅读经典为唯一重要，诵千古名篇，务使含英咀华，这期间不读‘闲书’，以免分散注意力。直至文理通达，才能涉猎稗史小说，有所遣兴”；二是“外打进”式，“则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先从饶有兴味的稗史小说和时代气息浓厚的散文开始，然后读清文和晚明小品，更上溯元曲、宋词、唐诗、汉文章，直至《左传》《离骚》《诗经》，《尚书》也会钻研”。

我读书是取其后一种。所购书也是由浅入深。

先从诗歌书目说起。我年轻的时候最爱读诗写诗。我是从写儿童诗起步的，1978年12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创刊《儿童诗》期刊，我每期必买，至今还留有一本创刊号，不舍处理掉。书架上尚藏有几本儿童诗集，其中有一本1978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茧花花》，作者是王慧骐。出版这本诗集时，作者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扬州调省城南京时，已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他在儿童诗、散文诗之后，致力于散文的写作，著作累累。工作也由《风流一代》杂志社主编，继而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再任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图书编辑出版中心主任。因缘际会，新世纪初我有幸和他相识，近年来过从甚密，由相识而相知，亦师亦友。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我书架上的诗集发生了变化。拥有了郭小川、闻捷、艾青、田间、徐志摩等众多诗人的诗集，及在旧书店淘到的《朗诵诗选》《中国现代爱情诗选》等等。

有一本艾青选编的《戴望舒诗选》，乳黄色封面，薄薄的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首印7000册，次年加印至18500册。此书我仅花了一元钱在旧书摊淘得，是我的至爱之一。《雨巷》不必说，像《我的记忆》《村姑》等那种音调和气息，直渗透到我的骨髓里。

随后一大批古代诗歌选集也走上了书架，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李白、杜甫、白居易……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的四本一套的《历代诗歌选》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出版的一套十本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也是我的最爱，那是托书店的一位朋友才买到的，后者一时“洛阳纸贵”，1985年5月又第二次加印。

当国门打开，西风东进，众多的外国诗集开始占满了我的书架，最钟情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诗集。《草叶集》中文译本甚多，通行的有两个版本：赵萝蕤翻译的上海译文版、楚图南等人翻译的人民文学版。我手头的是人文社上世纪50年代出的楚图南的选译本。至今好多句子都能背。那段时间，我爱诗痴迷，青春期，诗歌是最好的发泄。我想起徐志摩的一句话：“诗的真妙处不在它的字义里，却在它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诗国里曾经沧海的我因眼高手低，已很少写诗了。逐渐将精力集中在散文写作上，但我仍爱读诗。诗歌的那种音韵美、意境美，常会使我徜徉于几百册诗集中。难忘诗歌所给予我的营养和融入其间的快感，我将其养分浇灌在我的散文中。

韶光未肯付东流。2009年，上海翻译家协会举办“阅读经典文学，走进诗歌翻译家，让我感动的那些译诗”的征文活动时，我写了一篇袁可嘉翻译的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的读诗随笔，没想到竟获得一等奖，我还被邀赴沪参加颁奖。偶然的“试水”成功，引发我日后陆续撰写了不少的读书随笔，刊发于《译林书评》《北京日报》等报刊上。

二

散文是诗的散步，这话是牛汉说的。当我一心扑在散文写作时，发现散文的天地如此之宽广，无论是写人道景状物，还是说理抒情言志；无论历史或当下，都可以驰骋文笔，以有限的文字书写无限的内心世界。

书目中散文书的变化是惊人的，起先是初蒙时留下的，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杨朔的《东风第一枝》、刘白羽的《红玛瑙集》、袁鹰的《风帆》、冰心的《拾穗小札》、秦牧的《艺海拾贝》。后来“风雨”过后，一大批中外文学名著重新出版发行，中国文学百花园呈现出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醉人风景。那时一听说书店进了一批书，爱书的人奔走相告，常常要深更半夜去新华书店排队买书，在寒冷的冬夜直等到第二天开门，在一个专辟的窗口柜台售卖。我随着缓缓前行的人流，心里还有点忐忑，担心轮到我时书被抢购一空。那时也不管是什么书，“装到箩里就是菜”。仅1978年、1979年两年，我就排队买了七八十本散文集。每次走出书店，抱着书回家的心情和外面的阳光一样灿烂。而一些辛辛苦苦排了一夜队的读者却没买到书，有的还伫立书店前，心存侥幸，或许书店还有书要推出来；有的只好抱憾而归。

藏书目录中，有一套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料· 散文选》，厚厚4大本。为了配齐这套书，我三天两头跑书店，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才配齐。这套书让我开阔了视野，开始接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颇负名望的散文作家。

印象里，周作人著作较大规模出版，是从湖南长沙岳麓书社的一套“周作人作品集”开始，那是32开精装本，共有十卷。书目中有《苦茶随笔 苦竹杂记 风雨谈》《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 泽泻集》两卷。这之后，周作人著作出版热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套书能在那个年代出版，据说是当时主政岳麓书社的出版家、编辑家钟叔河拍板的，其功莫大焉。

购杨绛的《干校六记》时，还听说了一段趣闻。

在出单行本之前，中国香港方面先将《干校六记》在杂志上刊登出来，被胡乔木读到了。他认为这些文字应该在内地出版。书能够在内地出版，当然是杨绛所希望的。她便给三联书店写了封信。当时主持三联书店工作的范用读信后，即上书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那时三联书店仍归属人民出版社）建议出版。此书后来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品之一。

同样是上世纪90年代，花城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人生文丛”也是当时的抢手货。这套书共收录了梁实秋、丰子恺、林语堂等20位作家的散文，每人出一辑。

这套丛书跨时多年，在新华书店也买不齐，有的人还重复买了。为了不重复买，我将已有的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可等我再跑去书店时，该书已告售罄。后来所缺的几本是跑旧书摊上寻寻觅觅淘到的。

这套丛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之后又先后购进《郁达夫散文全编》《丰子恺散文全编》《胡适散文》《梁实秋散文》及巴金的《随想录》。至新世纪，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大家散文文存”系列，我又相继购进周作人的《怀旧》、张中行的《负喧絮语》、黄裳的《白门秋柳》、陈从周的《园林清议》、汪曾祺的《人间草木》、老舍的《大智若愚》。这些老先生都是我热爱至今的中国文化界老前辈，他们的书，我都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书目中更多的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的散文系列单行本，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家，还有郑振铎、李广田、夏丏尊、陆蠡、萧红、季羡林等现当代散文作家的几十本精选集，都是大32开本。百花社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出了一套俗称“小开本”的散文集。“文革”后继续沿此开本出版。到1990年，百花小开本正好出版100种。几乎涵盖了那个年代所有的散文名家。精巧的设计，朴素的风格，清新的气息，使百花社“小开本”成为藏书者的心头好，很大程度还含有对那个相对纯真年代的追忆。

书架上就存有叶圣陶的《小记十篇》、碧野的《月亮湖》、冯牧的《滇云揽胜记》、王蒙的《桔黄色的梦》等数十本。一直是我珍爱的存书。

散文书看得多了，我的散文创作也跳出了过去陈旧的模式，更偏向于学习那种亦似聊家常，娓娓道来的风格。我与百花社有缘，2011年该社出版了一套8本“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精致小品”散文集，选用了我当年在《散文》月刊发表的两篇散文，当我收到样书，心里自有一番欣喜。后来该社还在其他散文选集中，另选了我的几篇散文。

三

不经意间翻到了我的小说书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巴金、茅盾、老舍的多部名著，书架上更多的是《上海的早晨》《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红色革命小说，这些书曾唤起我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

有一本书让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念念不忘，那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的《重放的鲜花》。该书收录了二十多年前17位作家所写的20篇作品，“文革”中这些作品均被列为“毒草”，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我省作家陆文夫《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方之的《杨妇道》也在列。

后来我曾有机会向作家方之请益，复出后的方之身体一直不好。他那时刚从洪泽回来，暂居南京日报社旧址（中山路1号）的三楼，左邻右舍也住着几个待落实住房的作家，如下放回来的《人民文学》原编辑陆苇、从广西师院回宁的教授杨光中等。方之每晚都趴在昏暗的灯下伏案写作，1979年，他的《内奸》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很有影响。然而，天不与以寿，不到50岁的方之老师，终因疾病缠身，于当年10月下旬逝世了，若不是沉疴不起，他会出席这个月月底在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方之作品选》，黑色封面衬托白底书名，左上角画有一团红红的烈火，寓意深刻。叶至诚写了代序《曲折的道路》。方之的大儿子李潮送了我一本。有一次我翻阅这本遗著时，看到书中夹着一封市文协（即后来的作协）寄来的“方之同志治丧小组”的信函，那是我特意放进去的，留作纪念。多年后我写了篇《忆方之老师》的随笔，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被《作家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

这一时期，我还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大量的长篇小说上市，我陆续购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方方的《乌泥湖年谱》，乃至新世纪铁凝的《大浴女》、阎真的《沧浪之水》、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等。

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6卷精装本《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这些作品我都读过，有些不止一次读过，但也觉得留一套很有史料价值。

书架上的小说，如今都束之高阁，成了我书房的一种摆设和陪衬物，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放在散文随笔上。

四

改革开放后的西风东进，让我迷上了外国文学。书目中起先多为苏联小说，那是我们这代人所受教育使然。书目中有人们熟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我的大学》《卓娅和舒拉》《死魂灵》《复活》等等作品；有人们熟悉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这样一批文学巨匠的名字，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无穷魅力。

欧美文学首次进入视野的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创作的长篇小说《飘》。那是我1979年初借调江苏人民出版社参加选编新中国成立30年“江苏1949—1979”的一套文丛，编选工作结束后，当时主持文学编辑室的《钟山》主编刘坪，代表社里送了我这套当时还是内部发行的世界名著，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傅东华翻译，书价仅3.15元。

这部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社会为背景，以主人公郝思嘉的三次婚姻为主线，谱写了一曲壮美动人的爱情史诗，我连着几个夜晚一口气看完了。写得那么曲折动人，我由此对外国文学陡生兴趣，逐渐深入，对那些拖得老长的洋名字也有了兴趣，看出了越来越多的东西。从此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书店，在门口等一开门就涌到那几个外国文学书架前，人头攒动中不及细看，先抢抱一堆，免不了遭书迷们的“白眼”。一日在书店看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外国短篇小说选》（上、中、下），立即买了一套。

大约是1983年至1986年间，江苏人民出版社筹划出一套外国微型小说选，责编陈乃祥老师嘱我参与其间。于是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王臻中、凌焕新几位教授查找翻阅梳理出大量西方欧美精短小说，并从中选编了8本，我和他们选编的是第2、第7两本。

后来，外国文学迎来了出版热，继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分别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前者是“网格本”，后者是“版画本”）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江苏译林出版社也推出了“世界文学名著”精装本，司汤达的《红与黑》、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我前前后后买了50多本。

逐渐地，我购书比较关注欧陆，特别是法国文学。刚好花城出版社1990年年初别出心裁，出了一套“世界女性题材经典名著”，多为法国名著，如梅里美的《卡门》、乔治·桑的《英迪亚娜》、左拉的《娜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

至新世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涌入中国，我又陆续购进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活着为了讲述》等。

这些外国名著，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海明威所言的那句“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达到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十多年过去了，还牢记在我心中，作为自己写作的座右铭。

这几年，随着外国文学阅读的视野开阔，我陆陆续续地写了不少外国名著的读书随笔，发表在报刊上。

五

我的书目中还有不少涉及古典文学、哲学、美学、文学理论、音乐美术、电影文学剧本和文史掌故、各类辞典的书籍，藏书目录林林总总也有好几十页。

我在阅读中，似乎走近了音乐中的巴赫和莫扎特、绘画中的达·芬奇和毕加索、哲学中的柏拉图和笛卡尔、《道德经》《论语》中的老子和孔子，和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交流，与戏剧大师卓别林对话，仰望遥远德国的马恩……这一切都是打开我智慧的钥匙，有助于我的写作。凡是读过的书，都曾营养过并将永远营养着我的内心、我的精神。

回望我的藏书目录，那是我几十年买书走过的足迹，在工余之暇，逛书店、跑书摊的无限乐趣。新街口的新华书店、杨公井的古籍书店、广州路五台山防空洞的先锋书店、朝天宫仓巷旧书市场，以及散落在古城角落的个体书坊，我总会在那儿泡着。千挑万选之后，一旦发现满意的，如同得了宝贝，其快乐自不待言，常常物我两忘，美不胜收。

知识面的扩大，带来购书面的扩大，一本一本，如蚂蚁搬家，几十年间，买书这件事，早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书目不断增厚，倾注着我多少的情感。书买多了，和书店的人成了朋友，稍有上好难觅的书，他们随时会电告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一套小开本“外国文学小丛书”就是吴姓小老板给我配齐并出售给我的，至今整齐地放在我的书架上。还有朱生豪译的一套《莎士比亚全集》，那时我工资不高，却舍得花半个月的工资去买，还其乐无穷。这些欢乐的日子都过去了，只留下美好而珍贵的记忆。

如今面对互联网时代阅读的挑战，读书买书的人少了，许多经典作品只能蜷缩书店一隅，乏人问津。我却初心不改，依然对纸质书籍情有独钟。纸质书是宁静的、清雅的，即便看一看、摸一摸，也觉得舒服。书脊、封面和封底，无不让人亲近，有时翻翻书目，走到书架前瞥上一眼，想起那些购书的故事，自身知识的递进，内心写作的甘苦，自会动容以吟。“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古人说得一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