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陈云给博古胞弟两根金条开米店，今旗下公司，估值过万亿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提起华润集团，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说起它的发展过程，可能很多人都不甚清晰。它的发展得到了国家支持。

该公司成立之初，目的就是为党组织筹集资金，采购所需物资，以支持党组织的发展。

掌握党组织财政来源之一的位置，当时由杨廉安接手了。大家或许会有疑问：杨廉安有什么过人之处，可以胜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那就需要，从两根金条开米店的故事说起。

带着两根金条踏上革命之旅

杨廉安，原名秦邦礼，其兄是秦邦宪。秦邦宪就是，我党历史上，早期的领导人、赫赫有名的博古。

他出生于较为富裕的江南地区，无锡。但小邦礼生活的时代，风雨飘摇、兵戈扰攘。懂事的他，提前结束读书生涯，走上为兄妹筹集学费的学徒之路。

但他从未放弃追求进步，在兄长的陶染下，他学习先进思想，关注基层民众的劳苦，并积极实践。

工作时，因其能力出众，成为钱庄的骨干，受到重用。后因参与当地的起义活动，被迫离开无锡，到上海投奔亲戚。

在上海，敌人追查严重，他只能在店铺中潜心学习经营之道。正是那段时间的沉寂，他累积了许多经验，为后续营商打下基础。

1931年4月，顾顺璋和向忠发相继被捕，然后投降，中央特科全体人员身份暴露后，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5月，中央特科改制，陈云开始主持相关工作，并计划聘用新人，重启特科在上海的事业。

经由哥哥博古推荐，秦邦礼认识了陈云。

陈云和他畅谈后，了解到他头脑灵活、善于经营，正是组织需要的人才，非常开心。陈云给了他前期投入的资本，交代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新的党组织联络点。

以两根金条作为“创始资金”，他先是在上海开设米店，主要售卖家乡江南的大米。私底下，米店会协助组织开展人员营救、信息传递等工作。

把鸡蛋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

因经营得到，很快米店不但回本，还开始盈利。在有一定盈余后，秦邦礼又开始思考，如何帮助特科的同事们，更加安全地执行任务。

通过考察比较，秦邦礼又开办一间家具店。利用家具店作为据点，其中，部分家具可以制作夹层，方便储存文件资料。

这也让组织成员在秘密工作中，一次次躲过敌人的搜捕。组织不仅有了稳定的活动地点，秦邦礼经手的生意也是蒸蒸日上。

1931年，他顺利加入党组织。

他的经营理念就是“把鸡蛋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资金充裕后，他又开设了糖店、南方杂货店、文具店和卷烟纸店等。这种经营理念在他后来移居香港后也得以延续。

1932年，秦邦礼奉命在汕头开设“中法药房汕头分店”。该药房成为上海到中央苏区的中转枢纽，秘密转移党员和交换信息。

在这个枢纽的帮助下，刘少奇、李维汉、陈赓等200多名党员干部进入苏区。

此后几年，他不断在上海、汕头和瑞金三地间穿梭。凭借经商天赋和灵活的头脑，他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办的各种工作。

华润的发家、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经费进一步紧张，以香港为中转口岸，秦邦礼再挑重担，化名杨廉安，在港成立商贸公司，继续开展工作，尽可能多地收集情报。

因其在苏联深造过，精通多国语言，又有做生意的头脑，公司运营良好，业务范围也切合中央的需要，主要包含：仓储、运输、银行账户对接等。

在“联合行”的掩护下，他为组织筹集的物资，如医疗设备、无线电、发电机、鞋袜、军用毛毯和交通工具等，都顺利运送到中央苏区。

杨廉安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但他和家人的生活拮据。他们在香港租住的是湾仔的小平房。他从来不挪用组织的一分钱，老老实实，按照组织的安排领取工资，维持生活。

伴随香港的沦陷，他还帮助近千位社会名人离开香港。

后来，形势不容乐观，联合行办事处遭到轰炸，资金急需转移。

他历经磨难，乔装打扮、风餐露宿，不断躲避敌人的搜查和追捕，最终回到内地，将联合行的剩余资金安全地送回组织，没有耽误组织的后续安排。

回到内地后，他又化名杨琳，继续在熟悉的领域进行战斗。

抗战胜利后，应周恩来的要求，他再次回到香港，继续开展对外贸易，为解放区供应必需的物资。当时，解放区范围不断拓展，各类物资需求量大，也间接促进了联合行的发展壮大。

为了让联合行更加适应当时的发展需要，他决定改名。经过慎重思考，他将曾经的联合行更名为“华润”，既包含了他的精忠情感，又彰显了公司的组织属性。

无论是解放战争期间，还是百废待兴时期，他都表现出应有的爱国担当。内战时，华润的身影，紧追解放军的进程，物资供应久而不匮，为军队的后勤保驾护航。

后因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国家建设遇到困难，他精心规划公司业务，培养金融人员，冲破种种阻力，为国家发展争取一线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华润公司与香港其他产业合并，1952年，归属国家统一管辖。至此，他也完成了使命，退出公司的管理，开始承担国家对越南的援助工作。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秦邦礼在华润的不断强大中，兢兢业业、呕心沥血。

华润在国家建设中，运输所需物资，解决生产经营困难；参与重要人物的“营救”和“转运”工作；替组织和国家搭建传递信息的枢纽；建国后，投入国家的对外贸易工作，卓有成效，如今估值过万亿。

毋庸置疑，在那个时代，秦邦礼一心一意为组织、为国家，从未考虑个人的得与失，无愧于心，不负中央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