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夏天，我帮35岁寡妇挑水，她解开衣扣扇风：家里比外面更热

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白兰姐那天解开衣扣，对我说的“家里比外面更热”，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句话像一根滚烫的针，扎进了我十七岁的夏天，并在往后漫长的人生里，时不时地隐隐作痛。我用了半辈子的时间，才慢慢读懂了那句话背后，一个女人无声的叹息，和一个少年汹涌却无知的善意。

一切，都要从1995年那个黏稠得化不开的夏天说起。

第1章 水井边的白衬衫

1995年的夏天，热得像个不讲道理的蛮夫。知了躲在村口那棵百年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把空气都叫得起了毛边。地面被太阳烤得发白，踩上去，感觉鞋底都要化了。我们村叫陈家湾，村里的年轻人，稍微有点门路的，都像被风吹走的蒲公英，去了南方的大城市。留下的，除了老人孩子，就是我这样刚参加完中考，前途未卜，在家里晃荡得快要长出蘑菇的半大孩子。

我的精力无处安放，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跟着村里几个伙伴，去村西头的水库里“下饺子”，一泡就是大半个下午。皮肤晒得黝黑，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山药。我妈王秀英总是一边给我后背涂着清凉油，一边数落我：“你个小猢狲，再晒下去，就成黑炭了，看以后哪个姑娘要你。”我满不在乎地咧嘴笑，露出两排被井水浸得格外白的牙齿。那时候的我，觉得整个夏天，乃至整个人生，都像村西头的水库一样，宽阔无垠，可以任我扑腾。

白兰姐就是在这个时候，更清晰地走进我的生活的。

她叫白兰，一个和她本人一样，干净又带点苦涩的名字。她不是我们陈家湾的本地人，是十多年前嫁过来的。她的男人，我们都叫他勇哥，是个实在的庄稼汉，也是个好瓦匠，可惜三年前在镇上帮人盖房子，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人当场就没了。留下白兰姐，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女儿妞妞。

一个三十五岁的寡妇，在陈家湾这样的地方，日子过得有多难，是可想而知的。她像一棵被孤零零种在路边的树，每个人路过，都要有意无意地瞥上一眼，评头论足一番。男人们的眼光里，藏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浑浊；女人们的嘴里，则淬着闲言碎语的毒。

白兰姐的家在村东头，离村里唯一的那口老井最远。每天清晨和傍晚，都能看到她瘦削的身影，挑着一对木水桶，咯吱咯吱地走在被牛车压出两道深沟的土路上。她的背不直，被生活压得有些微微佝偻，但她的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那件最常穿的白底蓝花的衬衫，领口都洗得有些薄了，但在灰扑扑的村道上，依旧很显眼。

我第一次帮她挑水，纯属偶然。那天下午，我刚从水库回来，浑身带着水汽，赤着膊，在井边用凉水冲身子。白兰姐挑着空桶过来，看到我们几个光膀子的半大小子，眼神有些躲闪，默默地把水桶放在一边，等我们闹腾完。

我当时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也许是井水的清凉让我脑子格外清醒，也许是她鬓角被汗水粘住的一缕头发，让我心里莫名地动了一下。我擦干身子，走到她跟前，有些生硬地说：“白兰姐，我帮你。”

她愣了一下，抬起头看我，那双眼睛很亮，但总像蒙着一层薄薄的雾。她连忙摆手：“不用不用，小默，你歇着，姐自己来。”

“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我不由分说，抢过她手里的扁担和水桶。满满两桶水，我铆足了劲，肩膀一沉，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扁担深深地嵌进我年轻的肩膀，压得我龇牙咧嘴，但少年人那点可笑的自尊心，让我硬是挺直了腰杆。

从老井到她家，不过几百米的路，我却觉得像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汗水顺着我的脊背往下流，痒痒的。白兰姐跟在我身后，手里拿着我的褂子，不停地说：“小默，慢点，歇会儿，不着急。”她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稻田的沙沙声。

终于到了她家院子，我把水“哐当”一声倒进院角的大水缸里，感觉两条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白兰姐赶紧给我递上一条洗得发白的毛巾，又端来一碗早就晾好的绿豆汤，里面还飘着几粒碎冰糖。

“快喝点，解解暑。”她站在我对面，微微笑着，额前的碎发被风吹起，露出光洁的额头。

我“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用手背抹了抹嘴，打了个响亮的嗝。那碗绿豆汤，甜丝丝，凉沁沁的，一直从喉咙舒坦到胃里。也就是从那天起，帮白兰姐挑水，成了我那个夏天雷打不动的任务。

每天傍晚，我都会准时出现在井边。一开始，村里人看见了，还会打趣我：“哟，小默长大了，知道疼人了。”张婶嗓门最大，每次看到我，都拖长了调子喊：“白兰啊，你可真有福气，收了这么个干儿子！”

白兰姐每次都只是红着脸低下头，小声说：“小默这孩子，心好。”

而我，则梗着脖子，装作没听见，挑起水就走。我妈也说过我两次，吃饭的时候，她夹了一筷子咸菜到我碗里，状似无意地问：“你天天帮白家那口子挑水，图个啥？”

“她一个人带个孩子，不容易。”我扒拉着饭，头也不抬。

“不容易的人多了，就你热心肠？”我妈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一股子穿透力，“你个半大小子，啥都不懂，别整天往寡妇门前凑，招人闲话。”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嘟囔了一句，这是我从书上看来的。

我妈没再说话，只是叹了口气。我知道，她不是真的觉得我会有什么坏心思，她只是怕我被村里的唾沫星子淹死，怕白兰姐被那些闲话推进更深的井里。可那时候的我，被一种莫名的英雄主义冲昏了头脑，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像个守护者，用我那点微不足道的力气，守护着白兰姐门前那条通往水井的路。

挑水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白兰姐也渐渐熟络起来。她话不多，但会用行动表达感谢。有时候是一碗冰镇的绿豆汤，有时候是两个刚从自家菜园里摘的西红柿，有时候，她会把我换下的汗衫，悄悄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等我下次去的时候递给我。那上面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味和阳光的味道，很好闻。

我开始觉得，去她家挑水，不仅仅是帮忙了。我喜欢看她接过毛巾时低垂的眼帘，喜欢听她女儿妞妞奶声奶气地叫我“默哥哥”，喜欢她那个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院子。那个小院，仿佛是这个喧嚣燥热的夏天里，一小块清凉的绿洲。而我，心甘情愿地，每天为这片绿洲，担去两桶生命之源。我以为，这个夏天就会这样，在扁担的吱呀声和绿豆汤的清甜里，平淡而满足地过去。

直到那天，太阳毒得像要把整个村子都点燃。

第22章 家里比外面更热

那天是中考成绩放榜的日子。一大早，我就骑着我爸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载着同村的伙伴李伟，一路狂奔到镇上的中学。红榜下挤满了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进去，从上到下，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终于，在榜单的中上位置，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陈默，县一中。

李伟比我考得还好，他激动地捶了我一拳：“默子，咱俩又一个学校了！”我咧着嘴，笑得像个傻子，感觉浑身的血都在沸腾。回村的路上，我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感觉自己像是驾着风。

回到家，我妈一听我考上了县一中，激动得眼圈都红了，立马说要去割块肉，晚上给我做好吃的。整个下午，我们家都沉浸在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里。邻居们纷纷上门道贺，我爸陈建国那张平日里严肃得像块石板的脸，也笑出了一道道深刻的褶子，挨家挨户地散着烟。

到了傍晚，喜悦的潮水慢慢退去，我才想起，今天还没给白兰姐挑水。太阳已经偏西，但热力丝毫不减，空气像一团凝固的热胶。我抓起扁担和水桶就往外走。我妈在后面喊：“这都啥时候了，还去？”

“就今天，以后不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冒出这么一句，或许是考上高中，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应该告别一些旧的习惯。

我妈没再拦我。

到了井边，一个人都没有。大概是天气太热，大家都躲在家里。我打了两桶水，比往常任何一次都觉得沉。肩膀上的扁担，压着的不仅是水的重量，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即将告别的沉重。

摇摇晃晃地走到白兰姐家门口，院门虚掩着。我喊了一声：“白兰姐，水来了。”

没人应。我推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院子里静悄悄的，妞妞不在，大概是去外婆家了。我把水倒进缸里，缸里的水已经见了底。

屋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我走到堂屋门口，撩开蓝色的布门帘，看到白兰姐正坐在小板凳上，背对着我，手里拿着一把破旧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她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脖子上，身上的那件蓝花衬衫，后背也湿了一大片，紧紧地贴在身上，勾勒出蝴蝶骨的形状。

“白兰姐。”我又喊了一声。

她像是被吓了一跳，猛地回过头。看到是我，她脸上掠过一丝慌乱，随即又化为歉意的微笑。“小默，你来了。今天……我有点不舒服，就没出门。”她的声音有些沙哑，脸色也比平时苍白。

“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叫村里的赤脚医生？”我关切地问。

“不用，老毛病了，中暑。歇歇就好。”她说着，挣扎着想站起来给我倒绿豆汤。

“你坐着别动。”我快步走过去，自己从桌上的瓦罐里盛了一碗，一口气喝完，然后把空碗放在桌上。“姐，我今天考上县一中了。”我忍不住想和她分享这个好消息。

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那种由衷的喜悦，比我家任何一个亲戚的道贺都来得真诚。她上下打量着我，连声说：“好，好，小默真有出息！你爸妈该多高兴啊。以后就是高中生了，是文化人了。”她笑起来，眼角的细纹像水波一样漾开，冲淡了脸上的病容。

看着她的笑容，我心里也暖洋洋的。堂屋里没有一丝风，闷得像个蒸笼。我看到她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我的后背也全是汗，黏糊糊的。

她似乎也感觉到了这股令人窒息的闷热，拿着蒲扇，对着自己的领口使劲扇着。那把扇子能带来的风微乎其微。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当着我的面，伸出微微颤抖的手，解开了衬衫最上面的那颗纽扣。

我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停滞了。

那是一个很小的动作，或许对她来说，只是因为太热了，下意识的一个举动。但对我这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混沌的天空。我看到了她白皙的脖颈，以及若隐若现的锁骨。那片皮肤，在昏暗的堂屋里，白得有些晃眼。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像被火烧着一样。我不敢再看，猛地低下头，盯着自己脚上那双沾满泥土的解放鞋。空气仿佛凝固了，我能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还有窗外知了不知疲倦的嘶鸣。

“家里……比外面更热。”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无奈。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扯着自己的衣领，轻轻地扇着风。

那句话，像一块石头投进我心里，激起千层浪。家里比外面更热。是啊，这屋子四面不透风，当然比有穿堂风的外面更热。可是，我却分明从她的话里，听出了另一层意思。是这个家的冷清，是生活的重压，是村里人指指点点的目光，是那些无处诉说的孤单和委屈，像一团火，在她心里日夜燃烧，比外面毒辣的太阳，更让人煎熬。

我猛地抬起头，撞上她的目光。她的眼神很复杂，有窘迫，有坦然，还有一丝我当时读不懂的，深深的悲哀。我们对视着，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我喉咙发干，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想告诉她，我明白她的苦，我想安慰她，但所有的话都堵在嗓子眼。

“小默，你……要去上高中了，以后……就别来了。”她先错开了目光，声音低得像蚊子哼。

“为什么？”我脱口而出。

她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用手反复摩挲着那把蒲扇的边缘。

我突然明白了。我考上高中了，我的人生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了。而她，还被困在这个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家里，困在陈家湾这个小小的、人言可畏的村子里。我们之间的距离，从这一刻起，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了。我再也不是那个可以毫无顾忌地帮她挑水的半大小子了。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文化人”，我的前途，不能沾染上任何“不光彩”的闲话。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又酸又涩。原来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守护”，在她看来，或许也是一种负担。

“白兰姐，我……”我想解释，想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回去吧，天不早了，该等急了。”她打断了我，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疏离。她站起身，走到门口，背对着我，不再看我一眼。

我站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刚才那碗绿豆汤的清甜，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满嘴的苦涩。我看着她瘦削的背影，那件湿透的蓝花衬衫，和那个刚刚被解开，又仿佛被匆匆扣上的衣扣。

最终，我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转身，走出了那个让我心乱如麻的院子。身后的门，被轻轻地带上了，发出一声沉闷的“吱呀”声，像是这个夏天，一声疲惫的叹息。

第3章 扁担上的裂痕

自从那天之后，我真的再也没有去给白兰姐挑过水。

不是我不想去，而是我不敢去。她那句“以后就别来了”，像一道符咒，贴在了她家院门上，也贴在了我心里。我每次扛着锄头路过村东头，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脚步，朝那个小院瞥一眼，但院门总是紧紧地关着。偶尔，我会看到她挑着水桶，从井边走回来，我们隔着很远，目光短暂地相遇，然后像两只受惊的兔子，匆匆避开。

她会对我点点头，算作招呼，脸上带着客气而疏远的笑。我也只能僵硬地扯动嘴角，回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层看不见的玻璃，彼此都能看见，却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自然地说话。

我把那根用了大半个夏天的扁担，放回了自家柴房的角落里。那是一根老榆木做的扁担，被我磨得油光水滑。我爸看到我把扁担收起来了，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递给我一支烟。我不会抽，被呛得眼泪直流。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是个爷们了，有些事，自己心里得有数。”

我知道我爸指的是什么。在他们这些经历过风雨的成年人眼里，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就像天气一样，有晴有雨，有风有雷，都得按着规矩来。而我，一个毛头小子，和一个寡妇走得太近，就是坏了规矩。

李伟也旁敲侧击地问过我：“默子，最近怎么不见你往白寡妇家跑了？是不是……被你爸妈训了？”他说话时，脸上带着那种少年人特有的，对男女之事既好奇又轻佻的坏笑。

我心里一阵烦躁，推了他一把：“别瞎说！什么白寡妇，叫白兰姐！”

李伟撇撇嘴：“行行行，白兰姐。那你到底咋回事？以前不是挺热心的吗？”

我能怎么说？我能告诉他，因为白兰姐解开了一个衣扣，说了一句“家里比外面更热”，我就落荒而逃了吗？这种事，在李伟他们听来，只会变成一个香艳的、可以私下里津津乐道的段子。他们不会懂那句话里的辛酸和无奈，只会用他们贫乏的想象力，去填充那些龌龊的细节。

“马上要开学了，我得在家看看书。”我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

我确实开始看书了。我把我哥以前的高中课本都翻了出来，一本一本地啃。我想用书本里的公式和定理，来填满我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情绪。可越是想忘记，白兰姐解开衣扣的那个画面，就越是清晰地在我脑海里盘旋。那片晃眼的白色，和她那双带着悲哀的眼睛，像梦魇一样缠着我。

村里的闲话并没有因为我的“疏远”而停止，反而有了新的版本。张婶在井边洗衣服的时候，对着一圈的婆，绘声绘色地讲：“看见没，陈家那小子，现在不去了吧？我就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肯定是想占人家白兰的便宜，没占着，就恼了。”

另一个婶子接话：“可不是嘛，一个巴掌拍不响。那白兰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男人死了才几年，就耐不住寂寞了。看她平时那走路扭腰的样子，就不是个安分的。”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飞进我的耳朵里，让我恶心，更让我愤怒。我想冲上去，跟她们理论，想撕烂她们的嘴。可我不能。我一开口，就等于是坐实了她们的猜测，只会把白兰姐推到更难堪的境地。我只能把拳头攥得咯咯作响，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

我第一次那么深刻地体会到，语言可以是一把多么锋利的刀子，杀人不见血。而我，非但没能成为白兰姐的守护者，反而成了别人攻击她的新靶子。我的善意，我的热情，在这些闲言碎语面前，被扭曲得面目全非，廉价得可笑。

八月中旬的一天，下了一场暴雨。雨水像从天上往下倒一样，整个陈家湾都笼罩在白茫茫的雨幕里。我坐在窗前，看着院子里的积水，心里莫名地烦躁。雨停后，我妈让我去地里看看，水有没有把新种的菜苗淹了。

我穿着胶鞋，踩着泥泞的土路，往自家地里走。路过白兰姐家门口时，我看到她家院墙的东南角，被雨水冲塌了一个大口子。黄泥混着碎砖，流了一地。她一个人，正费力地把那些塌下来的砖块往边上搬，看样子是想先把缺口堵上。

她的裤腿和衣袖上全是泥，头发被汗水和雨水打湿，一缕缕地贴在脸上，显得格外狼狈。妞妞站在一边，吓得直哭。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扔下锄头就冲了过去。“白兰姐，我来！”

她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即眼圈就红了。她没说“不用”，也没说“谢谢”，只是默默地退到一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那个下午，我就在她家院子里，帮她修补那段塌了的院墙。我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和着泥，砌着砖。我爸是个瓦匠，我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了点皮毛。虽然手艺粗糙，但总比她一个女人强。

她就在一旁，给我递砖，给我舀水。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只有泥刀刮在砖块上的“刺啦”声，和妞妞在一旁小声的抽泣声。

夕阳西下的时候，墙总算是砌好了。虽然歪歪扭扭，但总算把那个大缺口堵上了。我累得筋疲力尽，浑身都是泥点子。白兰姐打来一盆干净的井水，让我洗脸。

我把头埋进水盆里，那股清凉，让我混沌的脑子清醒了许多。我抬起头，甩了甩头发上的水珠，看到白兰姐正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件干净的旧褂子。是她男人勇哥的。

“穿上吧，别着凉。”她把衣服递给我。

我接过来，那件衣服很大，穿在我身上空空荡荡的，但很暖和。

“白兰姐，”我终于鼓起勇气，看着她的眼睛，说，“对不起。”

她愣住了，不解地问：“好端端的，干嘛说对不起？”

“我……我不该听别人的闲话，就不来帮你挑水了。我……”我语无伦次，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心里的愧疚。

她静静地听着，然后，她笑了。那笑容很淡，却像雨后的阳光，一下子照亮了她那张憔管的脸。“傻孩子，”她说，“姐知道你心好。姐不怪你。你快要出去念书了，是干大事的人，不能因为姐，耽误了你的名声。”

原来，她什么都懂。她懂我的退缩，懂我的顾虑，甚至比我自己还懂。她一直在用她的方式，保护着我这个自以为是的“守护者”。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在除了我妈以外的女人面前哭。我哭得像个孩子，把这些天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都哭了出去。

她没有安慰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等我哭完。然后，她从屋里拿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这是姐给你做的布鞋，你开学的时候穿。城里的路，费鞋。”

我捏着那个布包，感觉有千斤重。那密密的针脚，仿佛缝进了她所有的心意和嘱托。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被我爸狠狠地揍了一顿。他用那根我挑过水的扁担，抽在我的背上，一下又一下。我妈在一旁哭着拉他，他却像疯了一样。

“我让你去！我让你去！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你是不是想把我们陈家的脸都丢光！”他一边打一边骂。

我咬着牙，一声不吭。背上火辣辣地疼，但我心里却 strangely 平静。我知道，这一顿打，我挨得不冤。我爸打的，不是我去帮白兰姐修墙，而是我打破了村里那套无形的“规矩”，挑战了他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

等他打累了，扔下扁担，我看到那根坚实的老榆木扁担上，竟然出现了一道细细的裂痕。就像我和白兰姐之间，那段纯粹的、少年人的情谊，也被这个夏天，被那些流言蜚语，敲出了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

第4章 矿井下的男人

我爸打完我之后，整整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像暴雨来临前的天空。我背上的伤，在母亲悄悄涂抹的红花油里，慢慢地消肿，变成一片片青紫的瘀痕。每当夜深人静，伤口隐隐作痛时，我就会想起白兰姐的男人，勇哥。

关于勇哥的记忆，其实很模糊。在我还是个小屁孩的时候，他已经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瓦匠了。他个子不高，但敦实得像一头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总是嘿嘿地笑，见人就递烟，村里谁家盖房子、修猪圈，只要喊一声，他总是扛着工具就去了，有时候连工钱都不要，混一顿饭、几杯酒就心满意足。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家翻修老房子，就是请的勇哥。他赤着膊，在烈日下砌墙，古铜色的皮肤上挂满了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当时觉得，他就像故事书里说的那些力能扛鼎的英雄。他对我很好，休息的时候，会用他那双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大手，摸摸我的头，问我读书累不累，还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皱巴巴的糖果塞给我。

那时候的白兰姐，是陈家湾所有女人羡慕的对象。她不用下地干粗活，勇哥一个人就能把全家都撑起来。她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脸上带着满足的、安稳的笑容。她会做好饭，用一个大大的搪瓷缸子装着，送到工地上给勇哥。勇哥接过饭缸，总会先让旁边的工友们尝尝，然后一脸骄傲地说：“看，我媳妇的手艺！”那神情，比他盖起一栋新房子还要得意。

他们的女儿妞妞，就是那个时候出生的。勇哥高兴得像个孩子，抱着襁褓里的女儿，在村里挨家挨户地送红鸡蛋，见人就说：“我当爹了！我有闺女了！”

那几年，是白兰姐生命里最明亮的日子。她的院子里总是充满了笑声，勇哥的憨笑，妞妞的哭闹，还有她自己清脆的应答声。她的幸福，是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像她晾在院子里那床带着阳光味道的被子一样，温暖而厚实。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勇哥不满足于只在附近做点零工，他听说邻县的煤矿挣钱多，就跟着村里几个胆子大的一起去了。他想给白兰姐和妞妞挣一个更好的未来，想在村里盖一栋最气派的二层小楼。

他去了不到半年，噩耗就传了回来。矿井塌方，七八个人，全埋在了下面。

消息传到村里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整个陈家湾都炸了锅。几家有男人在那个矿上的人家，哭声震天。白兰姐当时正在井边洗衣服，听到消息，手里的棒槌“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人直挺挺地就晕了过去。

等她醒过来，整个人都傻了。不哭也不闹，就那么呆呆地坐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门口的方向，好像勇哥下一秒就会扛着行李，嘿嘿笑着走进来。村里人都去劝她，她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直到矿上派人把抚恤金和勇哥的一件沾满煤灰的破旧工服送来，她才“哇”的一声，哭得撕心裂肺。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成年人，可以哭得那么绝望。她的哭声里，没有半点力气，像是把整个人的魂都哭了出来。整个陈家湾，都笼罩在她悲伤的哭声里。

勇哥的后事，是村里人帮着办的。勇哥的父母早就不在了，只有一个弟弟在外面当兵，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我爸作为村里的长辈，忙前忙后，张罗着一切。他说，勇哥是个好人，不能让他走得太冷清。

出殡那天，白兰姐穿着一身白麻孝服，抱着勇哥的遗像，怀里还护着吓得不敢哭出声的妞妞。她瘦得像一片纸，风一吹就要倒。送葬的队伍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唢呐吹出悲戚的调子，一路吹，一路撒着纸钱。我跟在队伍后面，看到白兰姐的背影，觉得那样的瘦弱，仿佛要被那巨大的悲伤压垮。

勇哥走了，白兰姐家的天，也就塌了。

一开始，村里人还都念着勇哥的好，对她们母女多有帮衬。东家送一篮子鸡蛋，西家送一斗米。可日子久了，人心也就淡了。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谁也不可能一直管着别人家的事。更何况，白兰姐是个外姓人，在这里无亲无故。

慢慢地，同情就变成了戒备，关心就变成了闲话。她一个年轻的寡妇，独门独户，成了村里某些人眼中最扎眼的存在。她家的门槛，仿佛成了一道分界线。正直的男人，怕惹闲话，不敢靠近；心思不正的男人，则总想找机会，占点便宜。

我听村里人说过，邻村一个二流子，曾经在半夜翻过她家的院墙。幸好被白兰姐养的那条大黄狗发现，叫声惊动了邻居，才没出什么大事。从那以后，白兰姐就把院墙加高了，晚上睡觉，门窗都用木棍顶得死死的。

还有一次，勇哥的堂弟，一个在镇上混得人模狗样的家伙，借着酒劲来敲她家的门，说是来“照顾”嫂子和侄女。白兰姐隔着门，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说再不滚就报公安。那家伙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这些事情，白兰姐从不对外人说。她把所有的苦，所有的泪，都和着饭，自己一口一口地咽下去。她开始下地干活，学着种菜，养鸡。那双原本白皙的手，变得粗糙，指甲缝里总是嵌着洗不掉的泥土。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女儿妞妞。她省吃俭用，也要把妞妞打扮得干干净净，送她去上学。她说，勇哥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妞妞读书，有出息，不能让他失望。

回忆这些往事，我才慢慢理解了白兰姐。她为什么总是那么沉默，眼神里为什么总带着一丝戒备和忧伤。她的世界，在勇哥离开的那一刻，就已经崩塌过一次了。现在，她是在废墟之上，用自己瘦弱的肩膀，艰难地重建着一个家。她害怕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会再次摧毁她好不容易垒起来的这点安稳。

而我，那个夏天，莽撞地闯进了她的世界。我的出现，就像一块投进平静湖面的石子，打破了她努力维持的表面的宁静。我的善意，在村里那些复杂的、带着恶意的目光审视下，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风暴”。

她解开衣扣，说“家里比外面更热”。那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闷热，更是心理上的煎熬。那个没有男人的家，对她来说，既是港湾，也是囚笼。它保护着她，也禁锢着她。而我，一个外来的、充满活力的少年，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封闭空间的一种冲击。

我终于明白，她让我“别再来了”，不是讨厌我，也不是嫌弃我，而是在保护我，更是在保护她自己。她不能再承受任何一点额外的风险和流言蜚语了。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应对一场新的风暴了。

想到这里，我背上的伤，似乎也不那么疼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对她的理解和心疼。我意识到，真正的善良，有时候不是一味地给予，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选择退出。

第5章 饭桌上的风暴

离去县城上学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妈开始忙着为我准备行囊。她把家里那台老掉牙的缝纫机搬出来，给我做了两条新裤子，又把我的旧衣服缝缝补补，叠得整整齐齐。我爸则去了镇上好几趟，给我买了个崭新的帆布书包，还有一个带锁的铁皮文具盒。

家里的气氛，因为我即将开始的高中生活而变得既期待又紧张。然而，那场关于白兰姐的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反而以一种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我家的饭桌上，迎来了一次彻底的爆发。

那天中午，我妈炖了一锅排骨藕汤，算是提前为我“践行”。我爸难得地开了瓶白酒，给我和他自己都倒了一小杯，说：“小默马上就是大人了，可以喝点了。”我受宠若惊，端起酒杯，学着他的样子，跟他碰了一下，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呛得我直咳嗽。

一家人正吃得高兴，我妈突然放下筷子，叹了口气。

“好好的，叹什么气？”我爸喝了口酒，脸颊微红。

我妈看了一眼埋头喝汤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建国，今天我去赶集，听到些话，实在是不好听。”

“什么话？”我爸的眉头皱了起来。

“还不是村里那些长舌妇，”我妈压低了声音，但语气里的火气却压不住，“她们都在传……传小默和白家那口子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我们家小默被迷了心窍，连书都不想念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拿着汤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我知道这些流言，但我没想到，已经传得这么离谱，甚至传到了我妈的耳朵里。

我爸的脸瞬间就沉了下来，他“啪”地一声把酒杯顿在桌上，酒都洒了出来。“胡说八道！我们家小默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不知道？他就是心善，看人家孤儿寡母可怜，搭把手而已！”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架不住人家嘴碎啊！”我妈急了，声音也高了起来，“现在村里人都盯着我们家看呢。小默马上要去县里上学了，要是背着这种名声去，在学校里怎么抬头做人？”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爸又重复了这句我说过的话，但他的底气明显没有那么足了。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刀子一样，“还不是你这个小王八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你离她远点，你当耳旁风！现在好了，惹了一身骚！”

我的脸涨得通红，心里又气又委屈。“我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们那是胡说！”

“你没做？你没做人家会说？”我爸的火气彻底上来了，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一个半大小子，天天往寡妇家跑，你让别人怎么想？你让我和的脸往哪搁？”

“我就是帮她挑挑水，修修墙，怎么了？勇哥在的时候，你也经常去帮忙，怎么没人说你？”我梗着脖子反驳。

“那能一样吗？”我爸气得站了起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我是你老子！我是长辈！你是什么？你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人家会说我是帮忙，说你就是没安好心！这个理，你懂不懂？”

“我不懂！我只知道她可怜，她需要帮忙！”我的犟脾气也上来了，冲着他吼道。

“可怜？可怜的人多了去了！轮得到你去可怜？”我爸气得在屋里来回踱步，最后停下来，指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陈默，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明白了。从今天起，你不准再跟那个女人有任何来往！你要是再敢踏进她家门槛一步，我就打断你的腿，让你这高中也别念了！”

这是我爸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喊我，也是他第一次说出这么狠的话。我知道，他是真的动了怒。

我妈在一旁急得直掉眼泪，一边拉着我爸的胳膊，一边劝我：“小默，你别跟你爸犟了。你爸也是为你好。咱们是普通人家，惹不起那些闲话。你就听你爸一句劝，啊？”

我看着我爸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又看看我妈那双含着泪的眼睛，心里像被塞了一团乱麻。我觉得他们不理解我，他们只在乎所谓的“脸面”和“名声”。他们看不到白兰姐的苦，也看不到我的那份单纯的善意。在他们眼里，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放进那个叫“规矩”的框子里。

那顿饭，最终不欢而散。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我能听到我爸和我妈在外面压低声音争吵。我爸的固执，我妈的担忧，像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深夜，我妈端着一碗面条，悄悄推门进来。她把碗放在我桌上，坐在我床边，摸了摸我的头。“小默，别怪你爸。他那个人，就是嘴硬心软。他也是怕你吃亏。”

“妈，我真的没做错什么。”我看着她，声音沙哑。

“妈知道。”她叹了口气，眼圈又红了，“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可是，这个世道……它不讲道理。尤其是对白兰……对她那样的女人，更不讲道理。你帮她，在别人眼里，就成了害她。你离她远点，才是真的为她好，也为你好。”

我妈的话，像一根针，轻轻地，却精准地扎破了我心里那个叫做“英雄主义”的肥皂泡。

“离她远点，才是真的为她好……”我反复咀嚼着这句话，心里五味杂陈。

原来，我以为的守护，从头到尾，都可能是一场自以为是的打扰。我以为我在为她遮风挡雨，却没想到，我本身就成了那场引来风雨的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强行催熟了一样，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窥见成人世界残酷真相的青年。那个世界，充满了偏见、流言和无法逾越的规则。在那个世界里，善良，是需要资格和力量的，而我，显然两样都不具备。

我默默地吃完了那碗已经有些凉了的面条，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然后，我对母亲说：“妈，我知道了。”

我知道，我那个短暂而炽热的夏天，随着这碗凉透了的面条，彻底结束了。

第66章 一双没有穿上的布鞋

开学那天，天还没亮，我爸就用他那辆二八大杠载着我，往镇上的汽车站赶。我的行李很简单，一个帆布书包，一个装着被褥的网兜，还有我妈连夜烙的几张大饼。

晨雾很重，路两边的庄稼都挂着露水。我爸在前面沉默地骑着车，宽厚的背影挡住了大部分的风。我们一路无话，只有车链子单调的“哗啦”声。我知道，他还在生我的气，但他的行动，却又在表达着一个父亲最深沉的关爱。

快到村口的时候，天边泛起了鱼肚白。借着微光，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手里好像还提着什么东西。

是白兰姐。

我的心猛地一跳。我爸也看到了她，车速明显慢了下来。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有警告，也有无奈。

自行车在离她十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爸没说话，只是把车停在路边，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猛吸了一口。

白兰姐看到我们，有些局促地走了过来。她今天穿得很整齐，还是那件蓝花的衬衫，但浆洗得笔挺。她的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

“陈大哥，小默。”她先跟我爸打了声招呼，然后把目光转向我。

“白兰姐。”我从车后座上跳下来，小声地喊了一句。

“小默，听说你今天走，姐……姐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她说着，把手里提着的一个布袋递给我，“这里面是十个煮鸡蛋，都用红纸染过了，图个吉利。你带在路上吃。”

我看着那个布袋，又看看我爸，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接。

我爸吐出一口烟圈，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他沉默了半晌，最终还是开口了，声音有些生硬：“孩子的一点心意，小默，你收下吧。”

我这才伸出手，接过了那个还带着余温的布袋。很沉。

“还有这个……”白兰姐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用手帕包着，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是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在那个年代，这算得上是一件很贵重的礼物了。

“白兰姐，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我连忙推辞。

“拿着。”她的语气不容置疑，“你是有出息的孩子，要去念高中，以后还要考大学。得有支好笔。这是……这是勇哥以前用过的，他没读过多少书，就爱写写画画，宝贝得跟什么似的。你拿着，别嫌弃。”

我捏着那支冰凉的钢笔，感觉它重若千斤。这支笔，承载着一个男人未竟的梦想，和一个女人最淳朴的期盼。

“谢谢你，白兰姐。”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快走吧，别误了车。”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欣慰，有不舍，还有一丝我当时没能完全读懂的释然。她转头对我爸说：“陈大哥，小默是个好孩子，以后前途无量。谢谢你们。”

我爸掐灭了烟头，点了点头，说：“你也多保重。”

我跨上自行车后座，车子重新启动。我回头望去，白兰姐还站在那棵老槐树下，晨光勾勒出她瘦削的轮廓。她没有挥手，只是静静地站着，目送我们远去，直到她的身影，在晨雾中，变成一个越来越小的黑点。

我一路都没再说话，心里翻江倒海。我以为我们的告别，会是在那个闷热的午后，以一种尴尬和疏离的方式结束。我没想到，她会用这样一种郑重而体面的方式，来为我送行。她送来的，不只是鸡蛋和钢笔，更是一种祝福，一种和解，一种无声的嘱托。

到了车站，我爸帮我把行李搬上车，又塞给我二十块钱，叮嘱我在学校要好好学习，别惹事，钱不够了就写信回来。他说了很多，比过去一年说的话都多。

车子发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站着的父亲，他的头发里已经夹杂了不少银丝，眼角的皱纹更深了。我突然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他不是不通情理，他只是用他那套最朴素的生存法则，在保护着他的儿子，保护着这个家。

我的高中生活开始了。县一中是个全新的世界，功课很紧，同学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我很快就被淹没在做不完的试卷和背不完的单词里。陈家湾的那个夏天，白兰姐，那根有了裂痕的扁担，都像是上辈子的事，被我尘封在了记忆的角落。

我很少回家，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去。每次回去，我都会有意无意地打听白兰姐的消息。听我妈说，她还是老样子，一个人拉扯着妞妞，日子过得不咸不淡。勇哥的弟弟从部队转业回来了，在镇上找了个工作，偶尔会去看看她们母女，帮衬一把。村里的流言蜚语，也随着我的离开，渐渐平息了。大家又找到了新的谈资，似乎已经忘了那个曾经被他们放在嘴边咀嚼的“白寡妇”。

时间就像那条缓缓流淌的村边小河，冲刷着一切。

高三那年寒假，我回家过年。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无意中在我床下的一个旧木箱里，翻出了那个布包。里面是白兰姐送我的那双布鞋。

我拿出来，才发现，这双鞋，我一次都没穿过。

我把它带到了学校，一直放在行李箱的最底层。我总觉得，这双鞋太重了，我那双年轻的、急于奔向远方的脚，承受不起它的分量。它不应该被踩在泥泞的路上，它应该被珍藏起来，像一个见证，见证着那个夏天，一个少年的善良，和一个女人的坚韧。

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工作、结婚、生子。我回陈家湾的次数越来越少。听说，妞妞也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县城当了老师。再后来，听说白兰姐跟着女儿，搬到县城去住了，村东头的老房子，彻底空了下来，院子里长满了荒草。

我和她，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第7章 吹过老槐树的风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变成了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需要操心的事业，有了眼角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1995年的那个夏天，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安静地躺在我的记忆深处。

去年清明，我带着妻儿回老家祭祖。陈家湾的变化很大，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很多老房子都推倒了，盖起了漂亮的小楼。但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比我记忆中更加枝繁叶茂。

我爸妈都老了，背也驼了，但精神还算矍铄。饭桌上，我们聊着村里的家长里短。我妈突然提了一句：“对了，前几天我上街，碰到白兰了。”

我的心，没来由地颤动了一下。这个尘封已久的名字，再次被提起，依然能在我心里激起一阵涟漪。

“她怎么样了？”我故作平静地问。

“好着呢。”我妈说，“妞妞嫁了个好人家，在县里买了房，把她也接去享福了。她现在看着比以前可年轻多了，人也开朗了，在小区里还参加了老年舞蹈队呢。”

“那就好，那就好。”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她还问起你了呢。”我妈看着我，笑着说，“她说，要不是当年你那股子傻劲，她可能都撑不过那两年。她一直记着你的好。”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眼眶有些发热。原来，她一直都记得。原来，我那点微不足道的、甚至给她带去麻烦的善意，在她心里，依然是一份温暖的记忆。

吃完饭，我一个人走到村东头。白兰姐家的老房子，已经破败不堪。院墙上爬满了藤蔓，院门上的锁已经锈迹斑斑。透过门缝，我能看到院子里齐腰深的荒草。当年我和着泥，费力砌好的那段墙，也已经再次坍塌。

物是人非。

我站了很久，直到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了那个闷热的午后，她坐在堂屋里，解开衣扣，对我说：“家里比外面更热。”

直到今天，我才敢说，我或许真的读懂了那句话。

那不仅仅是指她生活的困顿和内心的孤独。那句话，也是一句试探，一句求救，一句无奈的自白。她是在向我这个唯一愿意走近她的少年，展露她内心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她热的，是无处安放的青春，是日复一日的寂寞，是旁人异样的眼光，是未来的遥遥无期。那是一种被生活炙烤的焦灼。

而我，那个十七岁的少年，面对这份过于沉重的真实，除了惊慌失措，落荒而逃，什么也做不了。我的退缩，我的远离，在当时看来，是一种懦弱，但或许，也正是那种懦弱，才成全了我们之间最后的一点体面，没有让事情滑向更糟糕的境地。

成长，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确认自己无能为力的过程。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可以拯救他人，但最后才发现，我们能做的，往往只是不给别人添乱而已。

我从口袋里摸出车钥匙，上面挂着一个小小的挂件，是一支微缩的钢笔模型。那是我自己买的。白兰姐送我的那支英雄钢笔，我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用，直到墨水干涸，笔尖生涩。它和我箱底那双从未穿过的布鞋一起，成了我青春里一个永恒的坐标。

它们提醒着我，在那个遥远的夏天，我曾经那么真诚地，想要对一个人好。也提醒着我，善良，有时候是需要智慧和力量的，否则，它就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

一阵风吹过，村口老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仿佛是1995年那个夏天的风，穿过二十多年的时光，再次吹拂到我的脸上。风里，似乎还带着扁担的吱呀声，井水的清凉，和那句轻轻的，却重若千钧的叹息。

“家里，比外面更热。”

是啊，白兰姐。可是，后来的你，终于走出了那个闷热的家，走进了更广阔的天地。真好。

我转过身，向村口走去。我知道，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但那份遗憾，那份带着疼痛的成长，会永远刻在生命里，成为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最深刻的印记。